天津许云鹤案
2011年8月16日，天津车主许云鹤因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王老太，被法院判赔108606元。这起事件被标识为“彭宇第二”，虽然经过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但由此却把关于社会伦理道德滑坡危机的大讨论引向高潮。
1、事件经过
许云鹤，男，天津单车苑实体店负责人，“津HAK206”司机许云鹤，该热点事件当事人。2009年10月21日上午，许云鹤驾车沿天津市红桥区红旗路由南向北行驶，在行驶到红星美凯龙家具装饰广场附近时，恰巧看见王老太由西向东跨越路中心的护栏，后王老太倒地受伤。2011年6月16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就此事作出判决，许云鹤被判决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王老太108606.34元，其中包括残疾赔偿金87454.8元。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不能确定小客车与王老太身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小客车与王老太没有接触。被告发现原告时只有4、5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车辆向其驶来，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
双方当事人的说辞南辕北辙：
许云鹤回忆：当时王老太横过半条马路，准备跨越护栏时被护栏牵绊，落地两步就咕咚摔倒在地。“就在我的眼前，看着就疼!”许云鹤表示，怕老太出危险，当时他立即停下车，从车里翻出创可贴给老太包扎上，并拨打了120。就在这时，王老太拿起电话，说了一句让许云鹤从头凉到脚的话，“我在马路上让车给撞啦!”
王老太另一番说法：当天她爬中心护栏时，许云鹤的车撞到自己腿部，自己被撞弹起后，趴在车前部，又倒在地上。
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具体情况说明为，“不能确定小客车与人体身体接触部位。”人民医院对王老太伤情的诊断是，“无法确定原告伤情的具体成因，但能够确定原告伤情系外伤所致”。
二、二审双方法庭询问和陈述要点
（一）许云鹤和律师的观点（许云鹤，许云鹤的父亲，律师共3人出庭）：
1、红桥法院的判决是靠猜测，假设判决，许云鹤没有撞人，该案不是交通事故。
2、王老太的伤情是自行导致，与许云鹤无关。骨折恢复不理想，是因她和家属没有积极，导致病情延误。王老太有3个子女，且有子女个体经营，应该有实力。
3、王老太的伤是跨护栏摔倒所致。
4、此案超过诉讼时效。人身损害的追溯时效是1年，也就是说，如果超过一年没有提出赔偿要求，受害方无权再请求主张，无论是事发时间，还是王老太出院时间，还是交通队的文书，都超过了1年。红桥法院应该不予审理，但却在判决书中没有涉及。
5、既然王老太和家人事故发生后1年都没有起诉，说明王老太家人也认为此事与许云鹤无关
（二）王老太一方观点（王老太坐轮椅由几名家属陪同，和一名律师出庭）：
1、交通事故并非必须有接触，只要有过错或意外发生即可。无论是医院接诊记录，还是交通队笔录，都称这是交通事故。
天安社四哥被判几年2、医院诊断，主治医师接受法庭调查时称“根据年龄、病情等看，自己摔伤可能性较小”。且伤处是右腿，与轿车方向一致。
3、机动车一旦行驶，必然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从图片看到，车辆几乎撞到护栏，呈45度角。可见现场情况很危险。如不制动，可能更严重。王老太不是自己绊倒，更不是见义勇为。如许云鹤驾车离去，将是肇事逃逸。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何来见义勇为？
4、过错责任。第一，许云鹤驾驶没有投保交强险车辆，该车不具备上路条件，应由交警查扣。第二，许云鹤自述前方有大货车，欲超车入第一车道，突见王老太。他的行为违反了交通安全法规定，如未及时观察四周、意识慌乱、制动不及时等。
5、按照规定，除非行人王老太故意造成，车主均应承担责任，但如果行人方有责任，可适当减轻车主责任。因此，判决许云鹤40%责任，合理合法。
6、损失计算。如许云鹤交纳交强险，保险公司将承担最高11万元的赔偿，他只需承担1400多元。但是，至今王老太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款，完全是许云鹤一方造成。不能让王老太为许云鹤的违法行为（未上交强险）埋单。
7、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时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可径直审理。一审时，许云鹤没有提出此异议，二审法院可不予支持。
三、二审判决
2012年1月19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二审判决驳回许云鹤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本案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一）本案的争议焦点
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由于涉案交通事故没有现场监控录相或者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只能根据相关的证据予以认定。根据现场勘验笔录、事故现场图及照片，事发时许云鹤所驾车辆其位置符合该车在紧急情况下向左避让并制动形成的状态，可以排除该车平缓制动停车的可能性。根据对王秀芝伤情成因的鉴定结论，王秀芝右膝部的损伤特征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于右膝部的致伤特征，且右下肢损伤高度与许云鹤所驾车辆的前保险杠防撞条的高度在车辆制动状态下相吻合，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同时，在交管部门处理本案交通事故的过程中及一、二审期间，许云
鹤一直主张看到王秀芝跨越护栏时摔倒受伤，从未辩称事发当时还有任何第三方致伤的可能。同时，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的行为分析，也可以排除王秀芝在跨越护栏前已被撞受伤的可能。因此，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与事故现场图、照片、勘验笔录、当事人述称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导致，许云鹤的驾车行为与王秀芝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许云鹤主张王秀芝是自行摔伤，自己是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过错责任的确定问题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王秀芝横穿马路，跨越中心隔离护栏，且不注意往来的车辆，以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王秀芝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是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许云鹤驾车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迅速处理前方出现的紧急情况，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亦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许云鹤、王秀芝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一审法院确定许云鹤与王秀芝责任比例为4：6并无不当。
（3）赔偿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根据许云鹤、王秀芝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许云鹤应当承担王秀芝损失的40%。但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属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任何不特定第三人受到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时能够依法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和经济保障。在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没有履行法定投保义务情况下，如果让受害人承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的相应损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本案中，许云鹤违法驾驶未及时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确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的责任即107117.16元应由许云鹤承担并无不当。其余损失3722.96元，根据4：6的责任比例，许云鹤应按照40%的责任比例赔偿王秀芝1489.18元，加上许云鹤应承担的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
的107117.16元，总计赔偿王秀芝各项损失共计108606.34元。
四、如何看待争论焦点
本案议论争议焦点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许云鹤有没有撞到王秀芝
北京市力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潜认为，许云鹤有没有撞到王秀芝这一事实对于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最终民事赔偿均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此案中，原、被告双方在撞与没撞上各执一词，而《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不能确定小客车与人体接触部位。”也就是说根据痕迹鉴定的结果无法得出明确结论。
但事实不明是否就无法做出认定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显东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证据规则已经制定了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即“谁主张谁举证”。原告王秀芝主张许云鹤撞到了自己，就应当进行举证证明，不能提供证据就应当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许云鹤驾车与王秀芝的倒地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法院使用“假设”推理认为王老太受“惊吓”摔倒，很多人对此感到尤为不解和不满。但有法律界人士则认为判决书用“假设”推理并无不当。
王潜认为，即使许云鹤的车辆与王秀芝并无直接接触，但也不能排除王秀芝摔倒与许云鹤驾车之间无因果关系。法院认为，无论机动车与王秀芝之间是否发生接触，王秀芝倒地都必然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这一推定并没有法律上的硬伤。
（三）事故责任如何划分
不少人认为，既然王老太违法翻越护栏承担主要责任，为什么还要判许云鹤担责40%？认为责任划分不合理。王潜认为，正常情况下，鉴定结论若不能证明双方有接触，就应当推定无接触，而法院的推论却恰恰相反。
在赔偿责任方面，目前我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人负主要责任而减轻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比例的尺度并不统一。一些律师朋友认为，本案中许云鹤承担5%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当。
五、法律与伦理孰轻孰重
真话还是假话？法律难解诚信之困，撞人还是没撞？本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但在“许云鹤案”中，双方当事人却各执一词，让事件真相变得扑朔迷离。许云鹤和王老太到底谁在说谎？
其实，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也很难作出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判决。法律不是万能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在道德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仅仅依靠法律来破解当前道德和诚信之困，是远远不够的。此案到底是撞人还是助人，连法院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大部分人将其等同于“彭宇案”，进一步渲染了“做好事反被讹诈”现象，不利于和谐社会和诚信社会的建设。
追究本案根源，涉及人性中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善与恶，触碰着人们对于“助人为乐”的情感底线，拷问社会诚信和道德。有人说，救人好比一场豪赌，赢了的就只是平安无事，而输了的就可能倾家荡产。这些年来，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纠集而成的心结，宛如病灶，一直存在于社会，潜伏于人心，顺势应景不时发作，既是社会伦理道德滑坡的标志，也是诸多缺德行为的遮羞布和挡箭牌，他们之所以冷漠，实在是对事实人情做权衡之后的无奈抉择。可见，今天社会的冷漠，本质上与法律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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