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圣叹的《水浒传》人物论包含着深刻的心学寓意。金圣叹的心性论源于浙中派的王畿和泰州派的王艮。他非常推崇自性呈露的大自在境界，但同时不废礼法，以礼法作为良知天则的补充。金圣叹认为人生而孝弟，故其人物论特别注重对人物孝弟心性的阐发，能否至诚地展现孝弟天性是金圣叹品评人物高下的重要尺度。朝廷奸佞的迫害使梁山好汉心中积聚了“怨毒”，遂迷失了本性，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金圣叹通过对《水浒传》人物像的批改，展现了“人性堕落”的过程。这一主题反映了金圣叹思想保守落后的性质。
关键词：金圣叹；心性论；孝弟；怨毒
作者简介：刘浩，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5-0124-07
“独恶宋江”出自金圣叹之批语：“《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1]（3册，P29）金圣叹“独恶宋江”也就成了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而实际上，金圣叹对梁山好汉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他由衷地赞赏武松、李逵的为人，誉之为“天人”[1]（3册，P515）和“先天之民”[1]（4册，P681），但同时又称他们是犬彘不食的“恶物”[1]（3册，P17）；他厌恶宋江的虚伪，称之“全劣无好”[1]（4册，P643），但又欣赏其权术，感慨“真好宋江，令人心死”[1]（3册，P414），“何物小吏，使人变化气质”[1]（3册，P415）。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理动机？他在著述中反复强调他批诗、批小说、批戏曲用的是“一副手眼”[1]（2册，P855），可见其文学思想是一贯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看似矛盾的表述归结为他率性而作造成的疏漏。以往研究常将焦点引向对金圣叹政治立场的讨论上。有学者认为金圣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梦想着有个嵇叔夜横空出世杀尽梁山好汉，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伦理的险恶用心[2]（《论金圣叹》，P542）；有学者认为金圣叹同情底层革命，他保留了原著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独恶宋江”只是一种必要的政治伪装[3]。从论争的效果来看，对金圣叹政治立场的分析始终无法圆满地解释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陈洪指出金圣叹的政治立场相当复杂，他不满于清廷的残暴，内心向慕五柳先生，但始终无法忘怀于功名。顺治帝的一句评赏
点燃了他长期压抑的建立功业的渴望，使得他的政治立场最终难以形成一贯。[4]（P142）因此，以政治立场为切入点解读金圣叹的《水浒传》人物论是非常困难的。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说：“要之读金本《水浒传》者，不妨当作圣叹自作，一切圣叹对于小说之见地，处处可窥，至其对于文学之价值，虽有独见，对于批评之使命，则欠忠实，此亦无可讳者。”[5]（P334）朱先生所言极是，与其说金圣叹欲解读《水浒传》原著的本意，不如说他欲借此来表达他自有的一套哲学观念。因此，我们欲解释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的寓意，首先需要阐明他的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寻其批评话语背后的思想逻辑。金圣叹一些主要的文学批评范畴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陈洪说：“金圣叹的‘忠恕’说受到王学，特别是泰州学派的影响，甚至说其中带有罗汝芳等人观点的印痕，当非牵强之词。”[4]（P170）吴正岚指出，金圣叹的“忠恕”说对王畿、李贽的思想是有所吸收的。金圣叹以“有不善，未尝不知”来反对“好善恶不善”的修身方法，与王畿主张先天正心的思路基本相同；李贽推崇真心的倾向，也影响了金圣叹“忠恕”说对至诚的重视。[6]本文就从金圣叹的阳明心学思想入手，谈一谈金圣叹《水浒传》人物论的哲学寓意。
一、金圣叹的心性论
金圣叹的心性论分为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方面。金圣叹论本体时说：“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1]（4册，P771）本体无善恶之别，寓于鲜活的生命中，处于圆融无碍的状态。本体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学不虑的良知良能。本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又体现为天然的尺度。人之所欲为性，当本体发挥作用时，人之所欲便会自然“中节”，不逾越规矩。金圣叹在《西厢记》批语中提出好即是淫，但此种淫有节度，绝不是欲望的泛滥。他指出莺莺爱慕张生是佳人遇见才子的必至之情，然而莺莺天性“矜尚”，不会直白地吐露心事。[1]（2册，P1018）天性“矜尚”指的是人天性中的约束力，它不同于礼法，但这种天然的尺度与礼法的规定又是一致的。
在工夫论上，金圣叹主张要顺随本性的自然呈露，而不杂入后天的意见。他的这一主张深受禅门洪州宗和临济宗思想的影响。他在《圣人千案》中引用了很多禅门公案，以阐释这种自性呈露的境界。《藏头案》讲述了一个小和尚不解“离四句，绝百非”的含义，逢人便问。马大师不堪其扰，便应了一句“藏头白，海头黑”。金圣叹评曰：“这僧吃江西饭，屙江西屎，随分盐酱，粗过一生便休，问甚‘离四句，绝百非’？”[1]（6册，P931）他认为纠结于经义不足以悟道，当下生活便是道的呈现。人们只需在生活中的一举手、一投足中去感受道的
运行。马祖道一曰：“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7]（P468）义玄曰：“道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8]（P3）洪州宗的马祖道一和临济宗的义玄都充分肯定现实生活，着力引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体悟人生的真实。由于随顺本性没有常法可循，行为主体的性格便常带有令人捉摸不定的神秘感。被金圣叹誉为“天人”的武松就是这样一种形象。金圣叹评价武松时说：“喜则风霏露洒，怒则鞭雷叱霆，无可无不可，不期然而然。”[1]（3册，P515）而徐增所见到的现实中的金圣叹又何尝不是如此。徐增说：“盖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9]（P367）可以看出，金圣叹在生活中自觉地实践着自性呈露的境界。
从理论渊源上说，金圣叹的心性论受浙中派王畿和泰州派王艮的影响较大。王畿认为王阳明的四句教只是水浒传人物评价“权法”，因此提倡先天正心之学。王畿曰：“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10]（《致知议略》，P130）王畿认为本体即是工夫，二者不分先后，因此提倡简易直截的修行方法，直指心性“不犯做手”[10]（《致知议辩》，P134）。金圣叹主张随顺本性呈露的自然人性论明显受到了王畿“致良知”说的影响。王艮的学说以“安身立本”为要。王艮曰：“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11]（P713）
但王艮的“安身立本”思想并非将人导入自利，而是教人把一切过恶归到自身来，从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王艮有强烈的兼济天下的愿望。他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11]（P712）金圣叹也有类似的表述：“学者诚得闻此，内以之治其性情，即可以为圣人；外以之治其民物，即可以辅王者。”[1]（4册，P771）金圣叹的学说以参赞造化、成己成物为旨趣，明显继承了王艮的观点。
然而王畿和王艮的理论都存在缺陷。王畿所说的“不犯做手”的“大自在”境界只有少数上等根器的人才能达到。王阳明很早就洞见了这个问题，他提醒王畿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12]（4册，P1317）到了金圣叹生活的时代，这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社会上出现了“盲禅”猖獗的状况。钱谦益在《天台山天封寺修造募缘疏》中说：“上堂下座，戏比俳优。瞎棒盲拳，病同狂易。聋瞽相寻，愈趋愈下。”[13]（P1724）很多人并未参透禅机，却袭用了禅宗的形式，以此来欺世盗名，形成了很恶劣的学风。王艮的贵身思想原本建立在主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但在其后学中，肯定私欲的观点得到了强化，甚至将名教推向了对立面。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1]（P703）这种异端彩在李贽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李贽充分肯定人欲，他在《答邓明府》中说：“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
是谓众巧。”[14]（P41）在《寄答留都》中说：“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14]（P265）李贽肯定人欲、蔑弃礼法的狂人姿态，使得士大夫纷纷予以指责。耿定向称，不讲孝弟忠信，“终是禽兽之根骨，不能出类也”[15]（《与李卓吾书》，P691）。李贽强调私欲、寡言节制是他与人交恶、到处受驱逐的根本原因。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金圣叹的心性论大体沿用了王畿、王艮等人的观点。但在面对阳明后学所出现的危机时，金圣叹不可避免地要对以往的心性学说进行修正。受钱谦益通经学古、以教疗禅思想的影响[16]，金圣叹在崇尚个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礼法。金圣叹认为礼法是道的体现，将礼法作为良知的重要补充。金圣叹认为君子心性至诚，故“勉勉于天性”[1]（3册，P429）即可；常人难免受私欲的侵扰，故需礼法加以疗救。他说：“礼不为我辈设，自是千古透底语，然未尝不为儿子辈设也。”[1]（2册，P737）为了使礼法更好地发挥效用，金圣叹还为常人指示了修行的次第。他指出渐修分为三个层次：择善、慎独、止于至善。[1]（4册，P770）这是一个从有所取舍到从心所欲的过程。金圣叹重视礼法，但其旨趣仍然落在自明心性上。他说：“教之为言，自明而诚者也。”[1]（4册，P770）马积高说，金圣叹在讲“遂性顺欲”的同时，还讲性随习变，故而强调“修道之教”，但修道的目的却仍是发掘先天的道德素质。[17]金圣叹的这一主张比较符合王阳明的本意。王阳明曾将心性的修养比
作炼金，金的成越差，锻炼的过程就越繁难，但无论怎样，锻炼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取足金。[18]（P63）因此，金圣叹所说的渐修的三个层次就是一个去除私意、私欲，以恢复澄明心体的过程。
二、天人与孝弟
在《水浒》人物像中，被金圣叹品为上上人的为数不少，但他却独爱武松、李逵二人，即便是“人中绝顶”[1]（3册，P31）的鲁达亦有不及之处。从当下的道德立场来看，武松这一形象是存在人格缺陷的。萨孟武说，快活林就是一个近乎托拉斯的垄断组织，施恩从中渔利是靠着自己的拳脚和他管营老爹的政治势力。快活林为一个更凶悍且靠山更强硬的蒋门神霸占是很自然的事。[19]（P81）武松帮助施恩夺回快活林，由此卷入了一场强权的博弈，实在算不上英雄之举。我们说人物品第的高下与批点者的评价尺度有很大的关系。武松和李逵之所以被喻为“天人”、“先天之民”，这与他们孝弟的品性有很大关系。
吴正岚说：“金圣叹的伦理理想是表里如一的真忠孝。”[16]因为重视“真”，金圣叹特别强调人物心性的“至诚”。“至诚”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直心而动，不假修饰。武松、李逵、鲁达都是爽直人，每遇不平之事，便以拳脚来解决问题，并甘愿承受由此造成的后果。当鲁达
听说金氏父女的冤情后，起身向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金圣叹批曰：“快人快语，觉秋后处决为烦。”[1]（3册，P93）武松得知施恩快活林被夺之事后说：“我却不是说嘴，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说了，如今却在这里做甚么？有酒时，拿了去路上吃。”[1]（3册，P532）金圣叹于此处更是连用了三个“快人快语”，对武松的爽直赞赏有加。牟宗三在《水浒世界》一文中说：“当下即是之境界是无曲之境界，明乎此而后可以了解《水浒传》中之人物。”[20]“无曲”就是毫不掩饰地将最真实的性情展现出来。牟先生对“无曲”的境界评价极高，他说：“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必在极高度的道德含忍中呈现。”[20]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天理流行”，它是最高本体的自然呈露。其次，无可不可，丝毫不以世俗人眼中的“是非”为意。武松杀了张都监，逃难途中得孙二娘相助。孙二娘本以为武松不肯扮作行者，心中犯难。不想武松却欣然接受，且安之若命，自此行事便真如行者。鲁达虽是出家人，却偷盗酒器，在销金帐中酣睡，完全不理会释家的戒律。这些情节展现了武松、鲁达自在洒脱的风神。再次，不为财名利所动，直将此等物事视为游戏。金圣叹以为李逵的好处，是“处处以银为戏事”[1]（4册，P684）。世人常为银子所驱使，迷不知返，故很难明心见性。银子不能收买李逵，这是他的难得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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