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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标性城市空间在传统节庆时会变成市民狂欢的临时舞台”［7］。第十三回“贺端阳陆书看龙船，庆生辰月香开寿宴”中，瘦西湖的文化功能更为突出，其内里蕴含的祭祀欢庆意味更加浓烈。岸边八蛮齐聚，湖里九龙斗标，还有人时不时做出蹬龙船、跳水头的举动，热闹非常。诸如此类的还有偶然遇上的“谜社”红梅馆，共同游玩的小金山、关帝庙等。《风月梦》中体现的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性极为丰富，具体描写了主人公以及其他大小人物的城市生活状态、娱乐活动，展现出清代扬州极为丰富的文化彩与民俗彩。
二、市民形象的刻画：注重市民的个体都市体验
《风月梦》以人物的城市生活为写作中心，结合市民的个体都市体验与扬州城市文化特质进行创作，处处透露着浮华无根的生活情调。这部小说问世于1848年左右，此时扬州已受到了票盐制的冲击，其赖以发展的盐业开始衰落，最广为人知的已经不再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昌盛的盐业和繁华的人文地标，而是以客体身份存活于世的，风月场所成了扬州最负盛名的产业，为这个逐渐走向衰落的城市盖上了一层浮华腐朽的彩。
《风月梦》并未将写作中心放置于才子佳人的美好想象，也并未重点叙述狎客与之间的缠绵爱恋。书中的五位主人公不是胸怀大志的圣贤书生，而是浪荡随意的小人物。作者虽通过五人残酷的结局对世人进行告诫，但亦可以发现，《风月梦》一书在仔细端详“妓院”这一整体性的场所时，不仅关注这一较为
典型的客体化女性形象，还对妓院老板的生活方式、经营方式及妓场周边应运而生的地痞流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传统小说中的风花雪月成分正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现实的恶俗情况，欺骗、压榨、逼良为娼、私设赌局等黑暗元素也被作者直接摆上了台面。
在此背景下，《风月梦》中的市民形象可被粗浅分为三类：城市物化属性的代表——、城市浮华影响下以陆书为代表的城市居民以及能够抵抗城市浮华风气的特例。就来看，经济困难的家庭将女性身体作为赚钱的资本，是扬州城市发展再次衰落后市民生活跟不上城市发展从而被不断物化的客体。她们“一面用自己的才情和鲜亮的洋布衣裙点缀着城市空间的迷离幻景，显示着自身的物化特质；一面又受制于传统的道德枷锁，不得不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8］。就《风月梦》中的几位来看，月香被叔父卖入，双林被舅舅卖入，巧云被父亲卖入，凤林与桂林则是被婆家卖入。她们像世间的浮萍一样，在家中受尽苦难，即使嫁了人亦要被逼堕落。一方面，她们被传统道德要求所禁锢，被传统的父权社会不断压迫；另一方面，她们在城市空间的迷离幻象中不断受到各种影响，被诸多力量的角逐推动，在成为逐利无情的与符合社会道德的烈妇间踌躇不定。双林最终殉节而死，既是对传统道德的固守，又是受尽万千苦楚、对世界毫无挂念的既定悲剧。凤林最终虽离开贾铭陪侍宰相之子，但在贾铭重病期间亦是劳心劳力、有情有义，而贾铭迟迟未给她生活上的保障。书中的女性形象十分复杂，她们实际上是在生存的实际需求与伦理的道德考量之间进行权衡，是在追逐欲望与坚守美德之间进行心灵斗争，不管是什么样的选择，都不能如过往一般用“善”或“恶”来形容，更多的是人在都市生活下的被迫选择。
作为城市生活的体验主体，陆书与穆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人都是从“乡村”前往城市的，陆书以买妾为目标从常熟进入扬州，很快就习惯了扬州繁华奢靡的生活现状，在好友的引荐下与月香“情投意合”了好一段时间，在观音山烧香、小金山游玩、端午龙船争标等事上毫不吝啬，大肆挥霍，简直与本地人别无二致，甚至更加奢靡，与城市异化下的风月浮华特相容。而袁猷的表弟穆竺，又叫“穆偶仁”，其实也就是木偶人，则不为浮华所动。在第六回中，陆书、吴珍邀请穆竺狎妓时，穆竺脸涨得通红；众人吸食时，穆竺就呆坐在房里，看着他们爬起睡倒；众人与们谈笑调情时，他也只是呆立不言；在大家行酒令时，他也无法融入众人，最后执意要先走，辞别离开。一个是立即融入，一个是格格不入，两个从乡村而来的人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秉性。就结局来说，二人各得其报，陆书染病，钱财耗尽，离开扬州；穆竺则娶妻生子，在家务农，又到扬州。在当时，扬州受盐业改制、城市发展与民众思想脱节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异化，市民染上了“城市病”，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在民众的身上广为存在，个体在浮华都市中被蒙蔽、被迷惑，不断堕落，直至身上完全没有可以被榨取的剩余价值。作者在最后提到穆竺，也许不仅仅是想对世人进行劝诫，让当时的民众了解知足常乐、脚踏实地的人生范式，更是想借此探讨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优劣，以及当下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全书中，作者善用对比，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特质对比、行为对比，展现了人物的个体选择与不同的都市体验，以此展现了当时扬州城市文化空间的异化与无法掩盖的奢靡浮华气质。
三、城市心理与文化指向
扬州四通八达，地理位置优越，其文化属江南文化，
056《名家名作》·研究
但又经受着北方文化与上海现代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此情况下，《风月梦》中对城市空间与城市特质的描写不自觉地会带上含有传统意识的现代价值取向。因此，《风月梦》中的城市显得浮华、迷离，所展现的所谓“繁华”也若空中楼阁一般，不复往日，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地标失去了昌盛盐业的保养都不如过去，有些甚至显出几分荒凉之。《风月梦》第五回中便提到扬州城市景观的衰颓：“众人望着北岸一带荒冈，甚是凄凉。贾铭道：‘想起当年这一带地方，有斗姥宫、汪园……虹桥修楔许多景致，如今亭台拆尽，成为荒冢。’”［9］陆书也感慨道：“小弟因看《扬州画舫录》，时刻想到贵地瞻仰胜景，那知今日到此，如此荒凉，足见耳闻不如目睹。”［10］城市的极速变化造就了城市人民的焦虑迷茫，他们时常受城市过度物化的欲望空间所影响。凤林在扬州禁娼妓后对贾铭说：“我处此难境，正在这里焦愁，如何是好？早知如此，前日有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便是在说上海有人花四十块洋钱在扬州召妓。扬州风月产业随着经济下行而逐渐衰落，无论是还是浪荡子弟都在不自觉地期盼城市恢复过往的繁荣，以此满足个人的奢靡生活所需，而往往忽略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要求。因此，《风月梦》一书在表现城市生活、书写城市空间时表露出对于城市生活的质疑。
从全书来看，《风月梦》以妓院这种城市欲望汇集地为中心场景，以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兄弟关系为切入点，以貌合神离的风月情感为描写对象，其中还通过对陆书钱财的榨取展现了城市生活中各小人物强烈的利欲与非道德的手段，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扬州地区在现代转型下的城市异化给市民心理带来的巨大影响。时代影响下城市财富的陡然增加与骤然减少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情、赌博、、欺骗、霸凌等各种毒瘤般的行业在此时扎根，妓院不仅仅是风月调情的场所，更与烟等产生了巨大的纠葛。在第六回中作者就对众人躺在床上吸食后的神情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主人公之一的袁猷本就因捉赌挤娼、搭台讹诈而受了官司，出来后倒也照行不误，第四回的“闹面馆袁猷讨私债”便是写其放收债时的刁滑姿态。在这般罪恶的场景下，城市吏治腐败也可见一斑。第二十三、二十四回写了公差大闹烟花院，吴珍被害下狱，以及袁猷贿禁卒私松刑具、改口供助吴珍逃脱一事，体现出此时城市治理的随便与黑暗。葛永海先生提出《风月梦》背后暗藏着三种文化心态，分别是趋利而忘义的新市民心态、对乡村文化的向往以及回归宿命论和封建道德［11］。前者是小说表现的中心，后者是作者思想的局限性，使小说陷入过往道德劝诫的历史轨迹。对乡土文化的向往并不一定是作者思想的中心，穆偶仁与陆书的对比确实明显，但其背后亦有个人价值选择与生活风气影响，并非完全代表了乡土文化生活方式的优越性。
小说对扬州市民的普遍心态进行了详细描写，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体悟当时的扬州风貌，塑造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思想的堕落与生活的腐朽，而主人公的日常交往则更能体现当时难以抑制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与物化思想。
四、结束语
《风月梦》作为被学界认可的第一部城市小说，其城市意识虽比不过后面出现的成熟的城市小说，但相较过去的才子佳人小说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小说场景具有极强的城市性，作者对城市路径、地标建筑与场景转换作出细致描写，展现了晚清扬州的城市风貌。人物选取具有典型性，重利轻义的浪荡子与重财轻情的是城市物欲的代表，他们作为城市受到冲击后思想观念变化最快的人，是扬州走向颓废没落的代名词。书中描绘的人物城市生活亦能典型地体现出当时人们焦虑、压抑、自私的心态与奢靡浪荡的城市生活状态，其背后的制度腐败、社会黑暗与人性丧失亦是作者用力敲响的警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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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明月楼李嘉诚
蒋逸雯（2003—），女，汉族，江苏镇江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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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恋”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颗永放异彩的明珠，许多美艳凄绝的故事留存至今，赓续着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怀恋。自古以来，文人在创作时总是倾心于此类故事模式，怦然心动的艳遇、浪漫氤氲的氛围、缠绵悱恻的情感，一出现便能抓住读者，令人心驰神往、陶醉于其中。正因如此，人神相恋这一文学母题在后世被不断沿用并丰富拓展。到了唐传奇小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不仅情节更加丰富跌宕，还彰显出世俗化与人性彩增强的意味，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文学气质。
一、“人神恋”故事探源
人神相恋多指凡间男子与来到人世的形各异的神女、仙女恋爱或者婚合的故事模式。这一故事模式滥觞于远古神话，唐传奇中的神女形象或多或少都带有女娲或西王母的影子，是神性与人性的融合统一。
到了先秦时期，这种故事范式在文学创作上的传承关系更为明显，其中尤以《楚辞》中的《九歌》为典型代表。《九歌》是祭神之曲，中国古代原始宗教习俗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祭祀与性爱相结合。屈原在原有的基础上结合民间祀歌的内容和风格进行加工改写，使之成为优美动人的爱情诗篇。如《山鬼》《湘君》《湘夫人》等篇章中，描绘出了一个个瑰丽而又多情的神女形象。“人神恋”在赋体文学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及至曹植创作的《洛神赋》，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洛神赋》……借助骈赋这一体裁形式构建了女神‘美与爱’‘神性与人性’的审美价值，使这一文学母题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
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等级制度森严，寒门之子在现实社会中受到种种压抑，于是将精神寄托于偶遇神女的美好幻想中，以此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遗憾。因此，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人神恋”故事世俗化倾向明显，对唐传奇的形成更是具有源头意义，典型代表有《搜神记》中的“刘晨阮肇天台遇仙”、南朝《幽明录》中黄原同仙女成婚的故事等。
唐传奇中“人神恋”的类型模式是对志怪小说的进一步推演，同时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性，即更多地刻画文士的内心世界，寄寓作者的现实感受和理想，有着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唐传奇中“人神恋”故事的新变表现
（一）故事主题上的新变
唐传奇中“人神恋”故事在主题上的新变主要表现为：由原本的救济普度转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早期“人神恋”故事中的神女形象往往以“奉命下凡”型为主，即凡间男子的忠义、仁孝、勤劳等高风亮节被天帝看在眼里，所以特意派出神女来报答道德高尚者。例如早期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白水素女》（《搜神记·卷六》）一文，故事的主人公谢端自小便是个孤儿，他忠厚老实、勤劳节俭，但家境困窘。天帝同情谢端的坎坷经历，又感其克勤克俭、安分守己，便派白水素女下凡帮助他改善生活。由此可见，这篇故事传达的主题是：寒士庶民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美好愿望，可以寄托在下凡的仙女身上。这明显带有救济普度的彩，并没有过多的个人情感倾向。
然而小说发展至唐传奇，人神之间往往不是为了济世而结合，更多的是因爱情甚至欲望而结合。如小说《郭翰》（《太平广记·卷六十八·女仙十三》）中就刻画了一位因天上太过寂寞而下凡的织女形象，文中说她“久
汪    敏
浅析唐传奇中“人神恋”故事的新变
［摘  要］人神相恋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一种故事范式，在古代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人神恋”故事创作自远古神话起，历经先秦、汉魏时期的发展，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得以丰富，及至唐人小说更是达到了顶峰。唐传奇中的“人神恋”故事在对历代作品有所继承的基础上，又有着多方面的新变。这些新变既受到唐朝社会风气、科举制度与宗教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又反映出盛唐时代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心态。
［关  键  词］唐传奇；人神相恋；新变；社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