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夫妻故事集
革命夫妻故事集
长征中的朱德和康克清
1934年10月,担任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随着红军队伍踏上了漫漫征途。与其他女同志不同的是,康克清并没有被编在休养连,而是呆在朱德身边,负责朱德的保卫任务,甚至还一起指挥作战。康克清是女红军中最强壮的一个,她一般都背着三四条行军,而且每天走完一半的路程,她就主动落在队伍后面,担当收容掉队战士的任务,帮他们背、背背包。康克清出生在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一个贫苦渔民家庭,6岁就开始放牛、拾柴,13岁时就承担了烧饭、舂米、推磨、车水和田间劳动,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这些都造就了她过人的体力和耐力。
起先,许多男同志不肯让她帮忙,觉得太丢脸了,但经不住长途行军的疲劳,也比不过康克清的耐力,只得甘拜下风。当康克清一次又一次从一瘸一拐的男同志们身上拿下和背包时,没有人再同她争执了。相反,战友们见她是个女同志,又是总司令的夫人,居然能如此地吃苦耐劳,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纷纷打起精神往前赶。
中央红军过了夹金山后,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决定,北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右路由党中
央、、周恩来率领,左路则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率领。就这样,康克清随朱德一起来到了左路军。左路军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张国焘自然牢牢控制了部队,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其实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可即便如此,张国焘还是不断地孤立、打击和迫害朱德。他们首先撤掉了支持朱德的的总参谋长职务,让去红军大学当校长;接着又在伙食上卡朱德和康克清,使他们常常吃不上饭;还借粮食紧张,先后杀掉了朱德的两匹马。
康克清气不过,和张国焘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先是同张国焘的人为宰杀朱德坐骑的事发生了激烈争执,接着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罗炳辉的红九军团,解决了朱德及总部机关人员的吃饭问题,成功地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
张国焘一意孤行地率军南下,扬言要打到成都吃大米,可在百丈镇和南线峡口与国民党军队的两场恶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红四方面军由从阿坝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了4万多人。而党中央、、周恩来率领的以中央红军为主的右路军,已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两相比较,张国焘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孤立境地。最终,在朱德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再次北上。
重新踏上北上的路线,就意味着要第三次爬雪山,再一次过草地,在缺少粮食、被服、弹药和药品的情况下,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可不巧的是,康克清恰在这时生病了,她得了伤寒,高烧40不退。而张国焘一伙居然不准康克清回到朱德那里去,把她严格管制了起来,甚至打起了将她留置在当地让她
自生自灭的歪主意。幸亏战友肖朝英偷偷跑到朱德那里报了信,被蒙在鼓里的朱德这才带着医生和警卫员赶了过来。
昏迷中的康克清听到了平日里熟悉的脚步声,便使劲地睁开眼睛一看,果然是自己的丈夫,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此时此刻,她流下的是见到丈夫后欣喜的泪水,是渴望着对亲人诉说所受委屈的泪水。朱德走到床前,俯下身子,轻轻地问道:克清,怎么样?我来了。眼见原来身强力壮的妻子,如今却消瘦了许多,朱德的眼圈红了起来。妻子嫁给自己6年多了,不但没跟他这个总司令享过几天清福,反而多受了很多苦,身为丈夫,朱德的心情可想而知。
康克清没有注意到朱德的神情,她只想和他商量一件事,但她甚至无力张嘴。医生给康克清做了诊断后,给她打了一针,然后拉着警卫员悄悄地出去了。药物的作用在康克清身上很快就起了效果,她能开口说话了。康克清抓住朱德的手,气喘吁吁地说道:
千万别把我留下,我不留下。我死也跟着红军走,跟着你走!
朱德没有听懂她的意思,便问:
什么留下?他们见我病成这样,就想把我留下,送给当地老乡。没等康克清把话说完,朱德一下子就火了,怒吼道:什么?这是谁决定的?正在这时,张国焘的秘书长走了进来,他见朱德满脸愤怒地站在那里,倍感震惊,
但接着就换成了笑脸:朱总司令,你来了。朱德的火气还没有消,也就没有理他。停了一会儿,朱德突然厉声问张国焘的秘书长:你们要把她留下?
此时,张国焘的秘书长心里面已经明白他们原定的计划让朱德知道了,可他不仅没有认错,反而带着一种高傲和威胁的语气说道:这是总部决定的!
哪个总部?朱德毫不客气地反问道,我是总司令,我怎么不知道!
朱德强硬的态度把张国焘的秘书长吓得不轻,说话也软了下来:那,总司令说怎么办?
走!朱德斩钉截铁地说道,跟着部队走!
可康克清同志病得这么厉害,怎么走啊?
走不动就抬,用担架抬着走!
康克清看到朱德的态度是那样地坚决、果断,想到自己又可以同部队一起北上了,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过夹金山时,康克清仍然病得厉害,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到了雪线以上,山势太
陡,担架无法使用,战友们就用绑腿布把康克清的手臂紧紧地拴在马尾巴上,让马拖着她走。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康克清再次向世人证明了她生命力的顽强,当队伍爬到长征路上最高的雪山----党岭山时,康克清奇迹般地康复了,她和战友们一道战胜了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等高山反应,成功翻越了党岭山。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和中央红军会师,万里长征胜利结束了。康克清和朱德与战友们一道欢呼着、跳跃着,共同缅怀那一年又七个月患难与共的峥嵘岁月……
和贺子珍在长征路上
红军时期,的妻子贺子珍是一位具有传奇彩的女性。1925年,16岁的贺子珍就成为江西永新县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第一任妇女部长,17岁领导永新。大革命失败后战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队伍中的第一个女战士。在井冈山上,18岁的她与34岁的相识相恋,并于1928年结婚。1934年10月,她和一道,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贺子珍被编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踏上征程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是贺子珍第四次怀孕,由于身体原本就不好,再加上怀孕,贺子珍的脸一直很苍白,行走比较艰难,但她坚决不要特殊照顾,紧跟着队伍行军。一路上,她执意与其他同志一样兼管三四副担架,到了宿营地,还忙着和大家一
道去安排食宿,替民夫烧热水烫脚,帮助医护人员给伤病员换药。直到大家安顿下来,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摊开自己简单的行装去休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的领导地位。2月20日,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攻克娄山关,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击溃敌军2
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就在这时,贺子珍临产了。
这天下午,在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敌兵追击的紧急情况下,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穿过贵州苗族的一个村庄。在经过一个山包时,贺子珍突然脸发紫,紧咬嘴唇,疼痛难忍。要生了,要生了!人们不禁紧张起来,卫生员小王跑到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那里,气喘吁吁地说道:报告书记,
路边有一个老乡的窝棚,先到那里面吧!
窝棚怎么能当产房呢?董必武摇了摇头。小王急了:大快坚持不住了!这时又传来贺子珍的呻吟声。那就到窝棚吧!董必武大声喊了起来,接着,他让人医生,担架,还让毛的夫人钱希均去照顾贺子珍。
由于窝棚太小,除了医生李治和卫生员小王在里面接生外,包括钱希均在内的其他人都不得不站在窝棚外面,焦急地等待着新生命的降临。这时,后面传来了敌我部队接火的声,不多久,从火线上撤下来
柯以敏老公的人员在经过窝棚时,无一不在重复着同一句话:后面的敌人马上就要来了!没时间了,董必武急得一头汗,钱希均也急了,往窝棚内大声喊道:快点,快点,抓紧点时间!钱希均话音刚落,一架敌机在窝棚上方呼啸而过,几颗在距窝棚几百米处爆炸了。几乎与爆炸声同时,窝棚里传来了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是个女儿。
生了!生了!人们不禁欢呼起来,董必武立刻招呼着让人把贺子珍抬上了担架。贺子珍疲惫地从衣物中掏出4块银元,交给钱希均,艰难地说:她是人民的孩子,把她交给人民抚养吧!钱希均点点头,抱起婴儿就走,不料,贺子珍又把她叫住了:让我再看一眼孩子。来不及了,敌人马上就来了!这可是的夫人!担架手生怕有什么闪失,抬着贺子珍立即跑开了。就这样,贺子珍还没来得及再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就又踏上了征途。
到了驻地,闻讯赶了过来,
动情地对贺子珍说道:子珍,让你受苦了!听着丈夫深情的安慰,贺子珍的眼泪汩汩而出。这时,董必武过来了:好险啊,子珍分娩时,天上有敌机,后面有追兵,好在扔偏了!听了笑笑说:因为她是我们红军的后代,战无不胜嘛!
因为长征路上生活太艰苦,贺子珍分娩后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照顾。拿出9块银元,交给警卫员陈昌奉,让他给贺子珍买点吃的,补补身子。贺子珍知道后,坚决从陈昌奉那里把银元要了回来。贺子珍认为长征的路还很长,对红军、对中国革命更重要,真正需要补养的是他,自己还能坚持。知道后,就与贺子珍商量说:那就买条鲤鱼吧!咱们可以一块吃!丈夫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贺子珍也就勉强同意了。
贺子珍手上有9块银元之后,每到一地,都会买点有营养的食品让人给送去,可按当时的物价,9块银元是无论如何也买不回来那么多东西的。可每次问贺子珍,贺子珍都回答说是用那9块银元买的。最后,
当着贺子珍的面仔仔细细地算了一笔账,算下来一看,早就超了9块银元。贺子珍见瞒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实情:我把我娘给我的那副金手镯给当了。听了很是感动,不过稍作停顿,他又坚定地说道:那也不要紧,我们要还给她一个新中国!我就盼望这一天啦!贺子珍由衷地笑了。
3月中旬的一天,太阳已经西斜,
休养连来到贵州盘县五里排,人们刚把头上的伪装拿下来准备宿营,忽然,头顶上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司号员立即吹号通知大家隐蔽,可人们还没有藏好,3架敌机就已钻出云层,俯冲了下来。贺子珍
刚刚在路旁的一条沟里隐蔽好,她发现有的人和马匹还在大路上跑,便着急地挥着手大声喊道:还有伤病员没有隐蔽好,大家赶快隐蔽他们!
说完,就直向大路上跑过去。贺子珍刚跑出来,一架敌机就吼叫着俯冲了过来,一面用机关扫射,一面投掷,幸亏一个警卫员眼明手快,将她拉回了路旁的沟里。当的硝烟消散了一点之后,贺子珍又看到不远的路上,一副担架的担架手已经被炸死,担架上的伤员正挣扎着要爬起来,便毫不犹豫地又跳出小沟,向伤员冲了过去。不料,这时又一架敌机发现了贺子珍,机弹、汹涌而至,贺子珍眼见隐蔽已经没有可能了,便勇敢地扑在了伤员身上。
敌机飞走后,警卫员吴吉清跑过来一看,吓坏了。只见贺子珍躺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吴吉清急忙把贺子珍放到担架上,跑去来了医生李治。李治为贺子珍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她身上到处都是弹片,有一块弹片还从她的右背一直划到了右胳膊上,划开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李治赶紧给贺子珍打了止血针,还给她服了几粒止痛片。由于没有麻醉药,李治只好与另几名同志狠了狠心,按住贺子珍,用镊子将弹片一片片取了出来,可依然有17枚弹片因为嵌得太深没能取得出来。这些弹片留在贺子珍身体中,后来使她落下了一身病,而等她长征结束后赴苏联时,等待她的却是弹片已经与肌体、神经组织结合在一起,无法取出的残酷现实。
贺子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之后,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考虑到自己的伤势如此严重,再继续跟着部队走,
对部队的拖累太大。因此,贺子珍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钱希均知道后,急得直跳,她知道如果把贺子珍留在这里,语言不通,国民党反动派搜查又紧,肯定凶多吉少,她立即到自己的丈夫、的胞弟毛,要他把贺子珍的伤势及其本人的要求告,由决定贺子珍的去留。
此时已和红军总部走到前面的宿营地,离贺子珍他们有十多里路程。他接到毛的报告后,立即带着傅连医生和三个警卫员连夜赶到贺子珍那里。在两盏马灯昏暗的灯光下,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休养连连长侯政:下午飞机轰炸有几个负伤的?炸死几个?重伤员在哪里?贺子珍在哪里?
侯政一看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来到了跟前,就把下午遭敌机轰炸的经过和受损失的情况向做了详细汇报。随他看望了受伤的同志后,大声说道:敌人是时刻不会忘记我们的,但他们永远阻止不了革命队伍前进的步伐!说完,又提着马灯走近贺子珍的担架,看着妻子浑身上下缠满了绷带、脸白得像纸一样,一阵阵心酸,哽咽着问道:子珍,怎么样?
半昏迷中的贺子珍耳边突然响起了自己熟悉的声音,睁开眼睛一看,
是正温情地注视着自己。贺子珍压抑着激动的心情,用微弱而又沙哑的声音说道:润之,把我留
下,你们前进吧!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说完这句话后,背过脸去用手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是一个坚强的人,据熟悉他的人回忆,他一生只在三种情况下流泪:一是他只要一听到穷苦人哭诉,每每会流下眼泪;二是自己的警卫员、通讯员牺牲时,他也会止不住流眼泪;
三就是那天晚上为妻子的生死未卜而流下泪水。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不能在贺子珍身边呆得太久,看着傅连与李治他们正竭尽全力地抢救昏迷中的妻子,他用坚定的语气对毛说道: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回到宿营地,处理完军机大事后,想起身负重伤的妻子,他拿起红铅笔给负责抬自己那副担架的担架班班长丁良祥写了一个便条:
老丁同志:
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昨天下午敌机轰炸,她受了重伤,带了十几处花,不能走路。
即日
写完便条,还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那匹小黄马也牵了去,对他说道:等子珍伤势好了一点,让她骑马免得让战士们老抬着。那样,她会感到不安的。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关切与了解,只是贺子珍一直未能骑上小黄马,因为她伤得实在太重了。
贺子珍在担架上一连躺了3个月,
丈夫的关怀、战友们的情谊、医生的精心、自己的顽强意志,竟使她奇迹般地康复了。3个月后,她已能拄着木棍自己走路了。贺子珍见自己能走了,就说什么也不让别人抬着了,战友们只好轮流搀扶着她,一步一步地向前进。
1935年8月,和贺子珍一道踏上了人迹罕至的川西北草原。像烂泥塘一样的草地,使贺子珍的双脚从未有干的时候,持续不断的绵绵细雨,浸得她受伤的部位钻心地疼,但贺子珍始终没有叫过一声苦,有时两腿发软跌到泥水之中,又在战友们的搀扶下爬起来继续前进。
1935年12月13日,和贺子珍平安抵达陕北瓦窑堡。
难忘蔡和森与向警予
每次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凝视那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心中自然升腾起由衷的敬意。我们党能走到今天,全国民众能享受安宁,是与沉睡在这里的千千万万党的优秀儿女的英灵分不开的,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共和国大厦的坚实之基。
在为我们党的事业捐躯的英烈中,我想起了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他们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尽管他们正值年轻时就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但党没有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在近年发起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评选中,蔡和森、向警予的名字双双入选。
我了解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缘于上世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次展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5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对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部分史料,打破左的时期设下的突出领袖中心人物的框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重新进行了布展。人民日报编辑部安排我去采访并写一篇《巡礼》。在参观、采访中,我被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的革命事迹所震撼。
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缅怀红革命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诗句。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也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赴法勤工俭学组织者、实践者之一。1931年6月,他在香港参加一次重要会议时,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捕。面对酷刑,他横眉冷对,坚贞不屈,悲壮就义,时年仅36岁。
向警予早年参加、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也是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她在武汉坚持斗争,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敌人对她进行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于五一国际劳动节被反动派残酷杀害,年仅33岁。
向警予与蔡和森是同年即1895年出生,他们后来在革命斗争中结成伴侣。
当年采访时,博物馆同志对我说,蔡和森、向警予这对革命的伴侣留下的儿子蔡博,在北京工作。我马上生出采访他的想法。
敲开蔡博在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办公室的门,只见一个脸庞清癯、头发开始花白的中年男子走过来,与我握手。他就是蔡博。
蔡博没有一丝居父母之功的傲气,了解我的来意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父亲殉难那一年我才七岁,还不大懂事。我逐渐长大以后,听老一辈革命家谈到我父亲母亲生前的事,又看过父亲母亲留下的一些文稿和照片,我才逐步对父亲母亲的革命一生有所了解和认识。
我是1924年5月生于长沙湘雅医院的。母亲向警予生下我后,为了不影响做党的工作,就把我放在家里托给大姑妈蔡庆熙抚养,她和父亲很快就离开了湖南。父母亲在紧张的革命斗争日子里很少有时间来看
望我。在我的幼小记忆里,只记得1927年4月母亲从广州去武汉路过长沙回家来看过我。母亲回到武汉不久,还寄来了几首儿歌。
处于革命低潮的1927年底,老祖母葛健豪让大姑妈带着我搬到永丰(现在的湖南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