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习俗介绍
女书习俗，主要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的妇女中传承，并以妇女所专用的一种特殊表音文字体系为内核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的女字是人类迄今发现的唯一现存的性别文字，女字、女歌、女红及其传承的民俗构成了丰富而立体的女书习俗。它是永州文化乃至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举世罕见的文化现象。2002年3月，女书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5年10月，以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同年，女书获得“湖南省十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2006年6月，女书习俗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8月女书习俗作为湖南省唯一向国家推荐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并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受理。
女书习俗中的女字，有近2000个字符。与其他文字相比，具有五大独特之处：一是妇用男不用；二是传女不传男；三是记录当地方言土语，并用当地土语唱读；四是字形奇特，形体倾斜，右角高左角低，呈长菱形，书写款式同中国古代线装书相同；五是人死书焚，陪葬送终。女书的作品多为七言体韵文，一般手抄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布帕上，颂读它们的活动分别称作读纸、读扇、读帕。其作用为自娱自乐、歌堂对唱、书信往来、宗教祭祀、结拜姊妹、诉写苦情、传记纪事，改写汉字韵文、编绣等。
女书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以来，先后有清华大学赵丽明、武汉大学宫哲兵、中南民族大学谢志民、中央民族学院陈其光、毛振林以及史凯珊[美]、姜葳[台湾]、裴书馨[法]、艾娃[德]、远藤织枝[日]等一大批中外专家学者来江永考察研究女书。他们通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证实，女书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女性文字，也是一种植根甚古、涉及面颇广、信息含量十分丰富、独特而神奇的文化现象。它对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妇女学、民族文化史、民间文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他们的影响下，江永县也涌现了周硕沂、唐功伟、杨仁礼等一批本土学者，形成了一支自己的女书研究队伍，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通土语、懂民俗，对研究女书有独具的优势和潜能，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女书进行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学术上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重视。
近30年来，女书研究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登记，国内外已有上百人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女书专论250余篇约200万字。已成书的有女书作品集和女书字汇集等4部；女书学术论文汇编2部；女书论述专著10部；女书书法字贴1部；电视专题片26部。
了女书园，开设了女书学堂、女书展览馆，每年招收培训女书学员百余人，并开发了女书河漂流、女书工艺品制作等旅游、文化产业项目，目前正在积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女书文化世界记忆名录”。
女书不仅是人类唯一的性别文字，而且也是举世罕见的文化现象。它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以来，迅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尤其是2002年11月，江永县举办瑶族盘王节和国际女书学术研讨会后，更是声名大振，国内外数百家新闻媒体及千余名专家学者深入江永女书流传地实地考察。2002年，国家档案局把江永女书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2004年6月28日至7月7日，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文化古城苏州召开，江永县向大会提交的女书资料引起众多代表的震惊，在大会期间中国女书研究会的专家们向与会代表极力呼吁让女书申报记忆性和非物质性世界文化遗产。女书，再次成为吸引世界目光的焦点。
关于女书的产生
关于女书的产生，当地民间有四种传说：一是很久以前，上江圩才华出众的九斤姑娘做女红创造女字；二是桐口山冲里精通女工的盘巧姑娘18岁那年被抢到道州府，她根据与妹织花边、做鞋样的图案，每天造一个字，3年时间造出1080个字，并写了一封长信，藏在一条由
她养大的狗身上，带给家乡的亲人；三是宋代，荆田村胡玉秀被选为皇妃，在宫中受到冷遇，只被宠幸三晚，万般清苦，想给家人写信，便创造了女字；四是上江圩一带的女子在织布绣花图案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了这种文字。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女书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甚至更早的殷商甲骨文时代、上古刻划符号时代，或古彝文、古百越文字；二是有的认为女书的产生不早于明末、清初；三是认为女书是男尊女卑封建时代的产物、是男耕女织生产方式的产物、是闭塞盆地的产物、是民族融合移民文化的产物，可能产生于中古时期。虽然女书的产生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但它是江永上江圩一带妇女所创造，是当地女性的集体智慧结晶，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女书使用
女书的使用，有其特定的使用场合、交际目的和话题内容。女书的使用场合，首先是用于神灵的祭祀。当地妇女于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及以后几天，将事先准备好的女书写纸、或写扇、或写帕，带到婆王庙（今城关近郊的花山庙）去读唱，跪地许愿后将女书纸、扇、帕奉献到神龛上当祭品焚烧。其次用于妇女聚会的场所，主要是做女红、坐歌堂和“斗牛节”聚会。此外，读唱女书也是妇女串门、走亲戚、回娘家最喜爱的一种活动。女书特定的交际目的表现
在，它是用来结拜姊妹、认老同。女书的内容一般是自由话题，是为其生存社会所认可、女性又能谈及的内容，如美好的期望、消灾免祸的祷告、推崇对方、诉说身世、记事记史等等。
女书传承
女书的传承非常奇特。既没有专职教师，又没有教授女书的学校，更没有传授女书的教材。女书传人死后，其生前创作的作品，死后便由家属和女友付之一炬。女书是依靠女书传人口头传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女子学习女书，均在婚前的青少年时代，婚后主要是继续学习提高。女书的传授方式，一是家族传教，代代相承。即母教子、姊教妹、姑姑教侄女，一代传给一代。二是亲戚朋友，能者为师。女书流传地盛行同龄女人结成老同，不同龄的女人结成姊妹等习俗，它为女书的传承提供了方便。三是女子通过坐歌堂、斗牛、接三朝、吹凉等活动，互教互学，共同提高。
女书的传承活动极其神秘。无论是哪种传承方式，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除了唱诵女歌外，书写女书作品、学习女书，绝不在公开的场合下进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女书濒临灭绝，抢救、保护、传承女书是当务之急。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江永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女书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动员全县上下、社会各界为抢救、保护和传承女书做了大量的工作。
从1990年开始，县政府对女书传人高银仙、义年华、阳焕宜在生活上给予了关心照顾。支持女书传人义年华老人在上江圩桐口村开办女书培训班，教当地年轻女孩子读、唱、写女书文字。
尹姝贻为使世界唯一仅有的性别文字发扬光大，县委、县政府采取切实措施，鼓励民间妇女学习女书。2001年，在著名女书传人高银仙的故乡、女书文化基础较好的上江圩镇普美村开办了女书学堂，由高银仙的孙女胡美月任女书教员，每周星期六、星期日和农闲季节授课学习，当年招收学员近20人。按照“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精髓”的总体要求，2002年4月，县委、县政府制定《关于抢救和保护江永女书文化的意见》，实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成立了江永县女书文化抢救开发领导小组，由县委主管领导任组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和县政府主管领导任副组长。是年10月，投资123万元兴建了女书园及其附属设施，将之作为抢救、保护、传承和研究女书的中心基地。翌年3月，成立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归属县委宣传部），专门归口管理女书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
2003年10月，县委宣传部和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授予阳焕宜、何艳新、何静华、胡美月、义运娟等五人为“女书传人”光荣称号，每人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并很好地解决了女书教员胡美月的工资、办公费，使其能够正常地传授女书。2004年2月18日，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邀请女书传人、本地女书学者、女书爱好者、女书文化产业业主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女书文化的抢救保护及产业构建工作座谈会，近50名与会人员为抢救、保护、传承女书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2004年3月，从全县抽调3名文化辅导员到女书园工作，专门管理女书园、指导女书的抢救、保护、传承工作。同年9月，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江永女书抢救、保护规划（2004—2020年）》，对女书抢救、保护的近期目标、远期目标作了明确规划，使女书的保护和传承走上规范化道路。
至2004年，女书学堂已培训女书学员1500多人次，其中有近40人顺利结业，基本掌握了女书的读、唱、写，成为女书新传人。
女书保护
1987年，县、乡人民政府支持女书传人义年华老人在桐口村办了一个女书培训班，教会了17名年轻女孩子读、唱、写女书文字。这年冬天的盘王节上，女孩子们表演了用女书演唱的节
目，深受国内外学者和瑶族代表的欢迎。后因义年华的去世，培训班因此停办。2001年，县人民政府为了抢救和保护女书，培养女书新传人，支持上江圩普美村在该村胡氏宗祠办起了女书学堂，招收学员近20人，由高银仙的孙女胡美月任女书教员，每周星期六、星期日和农闲季节授课学习。现已办培训班三期，培训学员1000多名，有160名结业能熟练地读、写、唱女书。同时，从1990年开始，县人民政府对女书传人高银仙、义年华、阳焕宜在生活上给予了关心照顾，每月发给生活补助。
2001年以来，江永县委、县政府对女书的抢救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并把它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2002年4月，江永县委、县政府以永发[2002]16号文件下发了《关于抢救和保护江永女书文化的意见》，实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妇联、文化局、民委、上江圩镇政府等部门配合，负责组织女书的有关抢救和保护工作。11月，全县筹资150万元，兴建了普美女书园，并与省民委古籍办、岳麓书社合作出版了周硕沂编写的《女书字典》。2003年4月，县委决定成立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承担管理女书的抢救、保护及开发利用工作。6月，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向国家商标局申请了“永明女书”商标注册，并得到了国家商标局的受理。10月，县委宣传部和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授予了阳焕宜、何艳新、何静华、胡美月、义运娟等五人为“女书传人”称号，每人
每月发给适当的生活补贴，并妥善地解决了女书教员的工资、办公费，使其能够正常地传授女书。2004年，支持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编辑出版了《2002年江永女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支持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编辑出版了《百岁女书老人——阳焕宜女书手稿》等女书研究专著。同年3月，县委宣传部组织编写了《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推介丛书——女书分册》，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将翻译成七种国家文字向全世界推介女书文化，为女书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工程作前期准备工作。
2004年9月，江永县人民政府制定《江永女书抢救、保护规划（2004-2020）》，对女书文化实施原生态保护，并将女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了2008年至2020年远期目标。
女书研究
女书自公诸于世以来，象一块光彩夺目的宝石，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他们著书立说，各抒已见，兴起了一股女书研究热。
1991年11月，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江永县人民政府联合发起的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开幕、江永闭幕。
与会者中，除江永县委、县政府领导以外，有一半以上的人员为国家级、省级专门研究机关和学术团体的领导、大学教授，大会共收集女书论文百余篇，并由史金波、白滨、赵丽明主编成《奇特的女书》论文集，于1995年1月由北京语言研究院出版社出版。
1997年冬，江永县外事办主任陈国森、女书专家周硕沂、女书传人何艳新应日本国邀请赴东京、大阪参加女书学术研究会，在会上介绍和诵唱了女书。
2000年，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大学先后成立“女书文化研究中心”，王澄溪在河南郑州创办“郑州女书馆”。是年中南大学女书研究中心人员到江永，与县委、县政府共同探讨了抢救保护女书的具体方案。
2001年5月25日至27日，江永县人民政府与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在武汉联合举办了“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来自湖南、湖北、河南、云南、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湖南省永州市委、市政府和江永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曾昭薰、黄天佑、吴汝凤、蒙长清、张智勇、刘忠华、黄怀海，中南民族大学的有关领导、专家等共80多人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和《湖南省江永县及周边地区文化旅游开发的总体构想与设计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成立了“中国女书文化研究者联谊会”，组成了“中国女书文化研究
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女书文化的刊物。
2002年11月21日至23日，江永县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在江永县联合举办了以“女书的传承与保护”为主题的女书国际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北、河南、湖南、广西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内外专家学者60余名参加了研讨，大会收到论文40余篇，会议认为女书文化濒临灭绝，保护和传承女书是当务之急，同时对利用女书文化资源，带动旅游产业进行了有益探讨，形成了共识，大会收集的论文收入了宫哲兵主编的《抢救世界文化遗产——女书》，于2003年10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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