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天门市另类婚俗调查报告
作者：邓安琪 孙婧 李芳菲
来源：《文学教育》 2015年第7期
邓安琪 孙 婧 李芳菲
内容摘要：“公公背媳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源于江汉平原天、潜、沔三地的一种极度变形的另类婚俗，婚礼上公公和新郎的角发生置换，以戏谑公公和媳妇的方式对翁媳关系起到一种警示作用。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对其历史起源、当代形态以及传承状况加以梳理和分析。
关键词：天门 另类婚俗 起源 当代形态 传承发展
一.“公公背媳妇”的传统形式与起源探析
近些年来，江汉平原天、潜、沔三地的民间乡村兴起了“公公背媳妇”的另类婚俗。娶亲当天, 家族长辈都着古装衣帽,画大花脸，和家族的其他成员组成迎亲队。将新娘迎进家门后，公公和媳妇应众多亲朋好友的要求玩一些调侃二人关系的游戏。这种婚俗以其极强的娱乐性，深受广大人民众的喜爱。
伴娘门 据45岁村民黄丽春讲：她亲身经历过“公公背媳妇”。当时“公公背媳妇”在村子里刚刚流行起来，她出嫁那天，从自家出来后，看到公爹和婆婆化着浓妆, 打着彩艳丽的大花脸，穿戴着古代戏子的衣帽，非常可笑。公爹尖尖的帽子上贴着大红的纸, 上面写着“今天我值班”几个大字, 身上还挂着一把“火剪”；婆婆的脖子上也挂了两个大醋瓶，表示“吃醋”。公爹背着她在村子里走了一段路后，叔伯都要挨个背她、抱她一程。到家门口后，她的公爹及大伯子在分立在大门口两边, 待她过门口的时候, 众人极力把二位长辈往她身上挤。然后婚礼在家里举行，开始“婚礼十条”，其间还夹杂很多节目，比如“鏖驴子过桥”——摆两条长板凳，让她和公公上凳子相向而行，待相遇时，公爹伸臂抱她。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她“艰难”地完成了婚礼。通过对当地民众的走访调查和翻阅天门市历年来的年鉴可以得知，“公公背媳妇”这一另类婚俗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江汉平原天、潜、沔三地的民间乡村。在婚礼中，翁媳受到调侃，戏谑，他们感到难堪和不好意思，让公公承担着儿子的角，公公和儿子角发生了逆转,形成一种社会角的错乱,是一种极度变形的婚姻习俗。
据姜家台村一位70多岁的村民讲：这种婚俗的产生与一个民间传说有关。传说很早以前，仙东的神潭湖里有个黑鱼精，仗着妖术为祸人间，闹得家无宁日。有个李老汉，为人耿直，性情刚烈，人称李大胆。李大胆家娶媳妇，黑鱼精从中作梗。这时，李大胆的哥哥、弟弟一下子站出了三十多人，组成了一支威武雄壮的迎亲队伍，跟着李大胆去迎接新媳妇。一路上，娶亲队伍浩浩荡荡，锣鼓震天，鞭炮齐鸣。黑鱼精被吓得魂不附体，惶惶地逃跑了。乡亲们都说：“公公背媳妇，长幼识大体，不拘小节，是吉
兆。”此后，人们纷纷效仿李大胆，娶亲时由自家长辈、兄弟、亲友组成迎亲队，到离家二三里路的地方去迎亲，并由公公背媳妇，想图个好兆头。跟着学的人多了，面广了，自然形成了一种民风。据文献资料显示，在对各地传统习俗的研究中，民间故事和传说对习俗形成和传承起到推动作用，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和追求。而李大胆的故事反映了民众趋吉避凶的愿望，构成了该婚俗产生的文化土壤。
据64岁的村民高宝林讲，当年他背儿媳妇在路上走的时候，引来很多行人驻足围观，还有汽车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观望，正是很多盘公公，调侃翁媳的游戏使得儿子的婚礼热闹异常，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据了解，盘公公、戏兄长、逗新娘会达到诙谐的效果，甚至可以吸引上百人的沿途围观者。让公公婆婆身穿戏剧服装，头戴各衫帽，胸挂大红花、醋瓶，把脸抹黑，就像脸上弄满灰的样子，弄的像丑角一样博得左邻右舍的哈哈大笑，可以获得节日庆典中特有的轻松和惬意。作为一种民众的消遣娱乐手段，该婚俗具有很强的娱乐成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虽然其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社会功能也在渐渐减弱，但活跃婚礼气氛的娱乐价值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笔者从姜家台村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那里了解到，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该村大部分年轻人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会选择到武汉等周边大城市打工。丈夫外出务工，翁媳留守家中，因此导致关系敏感化。《红楼梦》中借焦大之口说出“爬灰”一词——公公与儿媳妇有了，民间称为“扒灰”，又叫“爬灰”。在该婚俗中，公公之所以要脸上抹灰，或者扛一个扒灰的工具，可以明显地看出是隐喻“扒灰”这一事象。
据文献资料显示，“扒灰”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卫宣公、姬晋等人，诗经《邺风·新台》中就有卫宣公淫儿媳，后来又有著名的唐玄宗等。在婚礼这一特殊的场合，用各种形式试图营造公公和媳妇之间的暧昧关系，通过带点颜的笑料，婆婆表现出吃醋和监管，不允许新郎的参与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今后翁媳关系的把握起到了警示、训诫的作用，在轻松的氛围中让人们体会到舆论与道德的压力。
通过大量采访调查、史料分析、和对婚俗的研究可以初步得出，湖北省天门市“公公背媳妇”另类婚俗的起源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所以，笔者初步认为，李大胆吓跑鲤鱼精的神话传说为该婚俗的产生提供了舆论基础，“楚文化熏陶下的楚人奇隽与偏狂的审美品格，以及敢逆悖主流文化传统而富于创新意识的精神”①是其产生的文化渊源；以一种玩笑的形式防止翁媳之间的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是该婚俗产生的社会土壤，而增强喜庆氛围的娱乐功能适应了民众调剂生活的心理需求，是该婚俗产生的现实基础。
二.“公公背媳妇”的形态流变
婚俗文化既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又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种特殊形态。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传承，婚礼习俗已经做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植根于整个中华文化之中。通过对天门市婚俗文化的调查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地的社会生活面貌与民众精神面貌。
通过进一步调查走访，笔者发现近年来天门市“公公背媳妇”这一另类婚俗也在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而处于不断演变之中，与这一婚俗的传统形态相比，除了外在表现形式上的调整，更重要的则是该婚
俗在当代婚礼仪式进程中地位、性质的转变。
下面以笔者在调查过程中目睹的一场婚礼为例，说明天门市“公公背媳妇”这一另类婚俗的当代形态。
婚礼从接新娘开始拉开了序幕，新郎先是将新娘接出家门，婚车在距酒店一定距离处停下，此时新郎的身份开始淡化，会被众多亲朋好友挡在外面，不让新郎与新娘见面。而是由新郎的父亲、叔伯等众多男性亲戚将新娘从车上一路背到酒店，“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在戏剧舞台上的绸缎服饰，再配上“粗狂”的用毛笔和水彩描出的彩妆，戏谑滑稽之态尽显。”②为了明确分工，事先给每个人进行了编号，几组编号都用红纸写明贴在对应人员的衣服上，每一个人都要背一段距离，直到把新娘子从下车的位置背到家。“当然，这其中的1号背媳者，无疑就是新郎的父亲，给他分配的背媳的距离最远。在整个背媳的过程中，不管是谁在背，参与仪式的亲朋好友都会人为地给他制造种种障碍，尽量延长背媳时间，增加背媳难度，渲染喜庆效果。”③一路上，迎亲队、娶亲队浩浩荡荡，锣鼓震天，鞭炮齐鸣，而在这种戏谑翁媳的习俗中，它将公公与公公的兄弟，甚或整个宗族中与公公同辈的男性成员，婆婆与婆婆的妯娌，甚或宗族中同辈男性的配偶基本等同了起来。在公公或其兄弟背媳妇的过程中，婆婆和婆婆的妯娌则都跟在后面，同样会以夸张的造型配合“公公背媳妇”的整个过程，身上挂着醋瓶，手执蒲扇煽风。这一环节在众人的嬉笑怒骂、戏谑调侃中为整个婚礼奠定了热闹喜庆的基调。笔者也亲身感受到了在“公公背媳妇”这种新奇而特殊的婚俗中人们释放了所有平日的束缚，洋溢着浓浓的狂欢般的喜悦。而后的阶段与一般西式婚礼并无过多差异，新娘着白婚纱，新郎着西式礼服，新郎和新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由主持人
掌控婚礼进程，进行宣誓、交换婚戒等婚礼程序。通过亲眼目睹婚礼结合之前调查情况，笔者发现“公公背媳妇”这一另类婚俗改变了其传统的大部分时间以公公和媳妇为主体的婚礼形式，将其过程进行简化，逐渐将重心转移到新郎与新娘上来，和现代西式婚礼相融合，使其作为一个环节镶嵌到整个婚礼进程中。
总而言之，融合了西式婚礼的天门传统婚俗更具生命力和活力。新时期的婚礼延续了“公公背媳妇”这一传统的风俗，将挂着大红绸缎的花轿换成了装饰着鲜花和纱幔的婚车，新娘身着洁白神圣的婚纱参与到这一场欢闹嬉笑的娱乐环节当中。“这种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它的娱乐价值占的比重越来越多，而作为保障和预防的手段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少但是，习俗本身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仍始终是民俗心理积淀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来源。”④
三.保护与传承调查
中华民族漫长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传统的社会习俗，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习俗在逐渐地被淘汰和取代，而流传下来的习俗在当今社会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传承与创新。天门市“公公背媳妇”婚俗在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不断冲击下并无式微之势，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融入新的元素，更具生命力和活力。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楚天都市报》中的一则报道吸引了笔者的眼球。2008年2月9日，28岁的天
门姑娘黄媛媛和高大帅气的加拿大青年Robert·Wolfe举行了一场中国式的传统婚礼。洋公爹、洋公婆按照当地传统婚俗，穿上大红的“灰爹”、“醋婆”服装，洋公爹开心地背着媳妇，洋公婆挂着醋瓶助阵，引来围观的乡亲，把小镇挤得水泄不通。这是天门首次有外国人用中国传统婚俗娶亲。一位90后的女生徐珊珊也明确表示，一定会在自己的婚礼中保留“公公背媳妇”这个传统，因为在土生土长的天门人心中，它是一场婚礼中最热闹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公背媳妇”这一传统婚俗在今天仍具有较高的众接受度，民众认为它是当地独具特的传统文化，理应随着时代的变迁，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当传统遭遇现代，这是每一项民间传统习俗都应面对和思索的问题，在强调经济基础的今天，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天门市的这种婚俗在新时代文化的浪潮中应该如何传承创新仍值得深思。笔者在经过前期的调研后认为，尽管该婚俗在天门市普遍盛行，但是当地的学者、专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文化局等相关部门也没有把这种传统婚俗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之中。笔者认为民众实际上只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并没有真正深入地思考过隐藏在该婚俗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也无法对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一传统婚俗提出系统性、建设性的意见。该婚俗并不仅仅只是维系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的礼仪过程，更是经历漫长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民间文化,具有地域性，体性和时代性，体现了某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及某个区域内民众生活的文化内涵、伦理价值和深层的民众心理。所以，笔者认为该婚俗的继承和发展问题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社会文化层面的探究和思考，以便能够引导民众共同将这种具有地域特的风俗打造成一张新颖的文化名片。
注 释
①孙正国《文化转型催生狂欢化新民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01)：99—101
②③陈俊秀《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视角下的民俗分析——论天门地区的“扒灰”婚俗》，2012，（01）：49—53
④余园：《性禁忌调侃性反抗与强化的公开映照———鄂中南一种奇特婚俗的功能思考》，《民俗文化论坛》，2005，（05）
参考文献
1、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吴承笃《从社会学诗学到文化诗学——巴赫金诗学理论概观》，齐鲁出版社，2009年
3、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陶立璠《民俗学》，学苑出版社，2003年
5、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6、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
7、雷丽《破解江汉平原“另类婚俗”的社会学密码》，《文化学刊》2008，（05）：106—110
8、陈俊秀《天门地区当地婚俗中的泛民俗现象》，《科教文汇》2006，（02）：131—133
9、[俄]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0、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鲍宗豪《婚俗与中国传统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14、蔡靖泉《楚文化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杨权喜《楚文化》，文物出版社，2000年
16、霍松林《中国风俗大辞典》，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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