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话字典
新话字典
从1953年⾄今57年,《新华字典》发⾏逾4亿册,⽆论从发⾏量、普及⾯、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的意义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它营造的新话系统也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烙印
爱⼥⽣,更爱祖国
⽆数中国⼈的⼈⽣第⼀次都与同⼀本字典相关。
男⽣甲的第⼀封情书写于⼩学四年级,为了搞清楚“爱”与“喜欢”哪个更精准⽽不得不求助《新华字典》。⽽答案却让他更纠结:字典上,“喜”和“爱”都是“对⼈或事物有真挚的感情”,⽐如:爱祖国、爱⼈民;当然还有“爱惜,爱护”的意思,但⽤于向⼥⽣表⽩好像不是那么靠谱,因为对应的举例是:爱集体爱荣誉。
男⽣甲怎么也⽆法将集体和荣誉与⾃⼰体内的荷尔蒙等同起来。
男⽣⼄第⼀次对于敏感词的追根问底也来⾃于《新华字典》。他⽤这本字典研究了所有带“⼥”与“⽉”字部⾸的字,这⼀不可告⼈的癖好最终⽌于对“胴体”的探窥。字典上,这个让男⽣⼄第⼀次产⽣⽣理反应的词被解释为:躯⼲,整个⾝体除去头部、四肢和内脏余下的部分。
在私底下,许多遭遇青春期的男⽣都承认,当年都曾厚着脸在这本字典上查过“敏感词”,只是答案都不太给⼒——
⽐如,“性”只是“男⼥或雌雄的特质”;“精液”就是“雄性动物体内的⽣殖物质”;⽽“⽣殖”,也就是“⽣息、滋⽣”……同志丙⽣于上世纪60年代,打从他懂事起,同志就是社交场合上最普遍的称谓。尽管在这本字典上,同志是“志趣相同的⼈。特指在政治上⽴场和见解相同的⼈”,但他与所有同龄⼈在情书或公开场合⾥都情愿彼此“同志”。
同志丙对这本字典的⼏乎所有释义及例句都能如数家珍,只是在若⼲年后,同志丙在指导⼉⼦写作⽂时,常常感慨词不达意。⽐如,在向⼉⼦解释“颠沛流离”与“倾家荡产”时,熟悉的两句例句便脱⼝⽽出:旧社会⼈民过着颠沛流离的⽣活;地主的剥削使农民倾家荡产。但⼉⼦却不买账:现在不是也有⼈过着颠沛流离、倾家荡产的⽣活吗?
同志丙⼀下⼦哽住了,不仅如此,当年的例句在⼉⼦现在使⽤的版本上也已经不见了。“我就像被⾃⼰的证⼈掴了⼀嘴巴。”他说。《读库》主编⽼六念⼤学时甚⾄想在字典⾥到关于“⽑⽚”的解释。但他最终沮丧地发现,字典⾥解释⽋妥的词太多了,如果真信了它的说法,你简直就不到还有什么下三路的事⼉是不淫秽的了。
当然,这只是台⾯下的⼩动作,在交给⽼师的作业簿上,我们说话的腔调始终规范且整齐划⼀,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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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学始终热衷组织的查字典⽐赛。
拿⼀次春游来说:天空,总是“万⾥⽆云”的;⾛过的路上,必定是“载歌载舞”的;⼼情“兴⾼采烈”是必须的;见到五星红旗,⽴即想到是“烈⼠鲜⾎染成的”。
最后这句差不多拉近了共和国⼏代⼈的距离。在他们印象⾥,“红”在字典⾥是“国旗底⼦的颜⾊”,后改为“鲜⾎⼀样的颜⾊”。
这句话是这本字典对⼏代中国⼈所产⽣的植⼊⾻髓的影响。歌手王琪个人资料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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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后同志丙,到80后男⽣甲⼄,再到⽣于90年代同志丙的⼉⼦,上⼩学语⽂课的第⼀天都曾被通知:请同学们尽快去新华书店买⼀本《新华字典》。
从1953年⾄今的57年,《新华字典》发⾏逾4亿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的。⽆论从发⾏量、普及⾯、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想想有多少⼈的名字是⽗母翻《新华字典》查出来的就知道了。
当然这只是流于表⾯。在过去的57年中,《新华字典》10次修订,修订频率及释义变幅严重影响了它的稳定性与普世意义。不过,在仍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转型期中国,这本既讲政治⼜随波逐流的字典其实并不让⼈感到太惊奇,它只是浓缩了这个国家过去60年所摸着⽯头趟过的河。
⽤过《新华字典》1953年⾸版的同志丙在很长⼀段时间,⼀直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国际上是除中国外最强⼤、最重要的所在,因为在字典各国⾸都、⾯积、⼈⼝⼀览表中,社会主义兄弟们全都占据了最前⾯的席位,⼀长串资本主义尾巴国追随着我们。
⾸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多数已经作古,曹先擢——北京⼤学中⽂系教授,⾸版编撰牵头⼈魏建功的学⽣——认为,53版的“新话系统”是新中国成⽴之初知识分⼦⾃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受到⾼层的授意。
那时候知识分⼦主动投进新社会的洗澡堂,涤尽旧社会的思想污垢,这当然包括旧时期的封资修以及⼩资产阶级的缠绵悱恻。从第⼀版开始,《新华字典》就以“新华”的视⾓系统性地创造新话,重新划分世界地理与历史,将“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切割开来,按字典上的例句,叫做“划清敌我界限”——
作为新话,“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全都收录其中,在新话系统⾥,
连“娶”、“嫁”、“媒”都成了旧社会的产物,“配”,才是“男⼥结婚”的新表达;“乞丐”什么的全是剥削制度下的毒瘤,因此在“新社会⾥再也看不见蓬头垢⾯的乞丐了”;美帝国主义“卑鄙⽆耻”,尽管“⼀见中国⼈民志愿军就吓得打哆嗦”,但“这笔⾎债⼀定要偿还”。
“敌我”的
三⼋线遍布字典各个⾓落,即便是“淋病”,也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
这套新话系统所构造的世界观与幻觉持续被当年的报纸、电视、⼴播所不断强化。并且,新中国政权初建就将⽂字改⾰委员会设为正部级机构,前中国社科院语⾔所词典编辑室主任韩敬体认为,这⾜以体现新政权对语⾔建设的重视程度。“这是⼀个系统⼯程。”同志丙说。
如果说53版的《新华字典》是知识分⼦主动的“思想洗澡”,⽽到了71版的时候,《新华字典》已经全⾯被⼯农兵来营造了。曹先擢的另⼀个历史⾝份是《新华字典》71版编撰⼩组副组长,组长是⼯宣队与军宣队的⼲部,以体现“⼯农兵营造话语系
统”的时代要求。
时代要求编撰者将“封资修”全⾯赶出字典。⽐如,被划分为“剥削制度的产物”包括:婊、娼、妓、嫖、妾、宗祠、寺庙、伦常、典当、掮客;还有⽐“封资修”略显进步的字词,包括官、⾃由、民主。
若⼲年后,同志丙被公派到当年在《新华字典》排名倒数第三位的“美帝国主义”考察,看到⾃由⼥神的那⼀刻,他条件反射地在脑海⾥对“资本主义⾃由”的释义轰隆隆过⼀串惊雷: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民的⾃由,没有劳动⼈民不受剥削的⾃由。
⽽回想当年,同志丙别说“⾃由⼥神”,就是“神”,也是不能随便乱提的,除⾮是引⽤字典⾥收录的词条:⽆神论,不信⿁神。尽管如此,《新华字典》仍是同志丙当年最⼼爱的读物,因为“那是⼀个⽆书可读的年代”。
“⽂⾰”期间,《新华字典》成市⾯上惟⼀流通的⼀本字典。“为什么要修订这本词典?”71版编撰⼩组成员,北京⼤学中⽂系教授安平秋回忆说,“第⼀是没有⼀本像样的书送给外宾,第⼆是周总理深感我们学汉语没有⼀本像样的字典”。
周总理直接负责71版的修订⼯作,提出的要求是“⼩改应急需”。彼时,⼤学停课了,中⼩学校还在继续,没有字典,将严重影响语⽂课的教学。
在安平秋的回忆中,当年⼏位编撰负责⼈同时是“⿊帮⽖⽛”、“反动知识权威”、“反⾰命⼩集团”、“专政对象”,这是当时⼤多数中国知识分⼦的境遇。
⼩改是不敢的,提不同意见更是不可能的,这是前车之鉴。所有词条,事⽆巨细,都经历过编撰者的好⼏道“政审”——
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命性不强,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岗位”;
例句“累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作热情到哪⾥去了?删除;
例词“背着太阳”,有隐射⽑主席之嫌,改为“向着太阳”;
例词“利⼈利⼰”,不符合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专门
利⼈”;
甚⾄有⼈要宣判“茹⽑饮⾎”为反动成语,因为“茹”是吃的意思,这样⼀来不就成了“吃⽑”……
71版“⼩改”《新华字典》涉及⼀两千处的修改意见。意见最终到了周总理那⾥,看到把“背着太阳”改成了“向着太阳”,周说了句,“神经过敏!”
去“封资修”,突出“⼯农兵”的政治要求,影响的不仅仅是《新华字典》,还有中国整个⼗年的语⾔与思想。
不仅是字典。中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将⼀半以上的篇幅⽤于展现、歌颂⼤⼤⼩⼩的农民起义,以凸显农民的国家主⼈地位;语⽂教科书将所有被打倒的作家的作品全部撤下,所有不健康、不⾰命的情感
的名家⽂章都要进⾏删节,⽐如朱⾃清的《背影》,⾥⾯流露出对⽗亲的依依不舍就太过于“⼩资产阶级情绪”……
⼏位71版编撰者总结当年的修订经验:⾔多必失,能⽤⼀个词来表达⼀个意思,就尽量不要再新增另⼀个相近的词,尽量缩⼩表达和思想的界限,以减少⼝误、涉嫌隐射、被⼈攻击的⼏率。
⼀旦⼀个词语被公认为政治正确,⼜红⼜专,它将在这个新话体系中被迅速跟从、放⼤,成为影响⼏亿⼈的热词,或者说,是套话。
“红”,71版中释义为“我国国旗底⼦的颜⾊”,与其相对应的“⿊”,释义为“恶毒”。据⾹港⼤学传媒研究中⼼研究员钱钢考据,反右运动深⼊之时,作为“⿊⼼”的对⽴⾯,“红⼼”降⽣。
随即,它密集地出现在党报、典型宣传、诗歌作品、⾰命歌曲、⼊党申请书;它还被做成纸质、绸质的“红⼼”实体,⾼举于知识分⼦向党交⼼,效忠社会主义的游⾏队伍中。
⼀颗红⼼也成了新社会新青年的基本政治素质。
前途,查字典
1978年,四⼈帮刚刚被打倒,北京西单的墙上就有了区别于以往套话的社会新词——民主。⽽字典回归常识仍然是百转千回的系统⼯程,这差不多⽤去了此后改⾰三⼗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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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版《新华字典》修订于1975年。据韩敬体回忆,其时,国家出版局在⼴州召开了词典编撰出版规划会议,话语系统主管者张春桥、姚⽂元要求160部字典的修改“全⾯贯彻⽆产阶级专政”。160部字典,⼀路向左狂飙。
当时修改得最突出的是《新华词典》,编纂者提出“把封资修赶出新华词典”,“将⽆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词条”,以⽰贯彻75⼴州会议精神。⽐如“抗旱”,也是有阶级性的,在⽆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民抗旱;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可能抗旱……
直⾄到了80年代,字典才开始试着回归常识。“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个⼈崇拜与意识形态批判是题中应有之意,是⽆需讨论的,”社科院语⾔所词典室副主任
程荣说,“⾃此我们编的不再是本政治字典”。
⽐如“倾销”⼀词,1979年以前的释义均为,“⼤资本家为了垄断市场,把商品减价⼤量出售”。1992年改为,“指把商品减价⼤量出售”。那⼀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确⽴,很多此前与资本有关的词汇开始松绑。直到2004年在经济学专家的建议下,重拟了释义,“⼀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量抛售商品的不正当竞争⼿段”。
“因为倾销不只是简单地把商品减价出售,”程荣说,“词条释义必须科学精准,同时也要让⼀般读者看得懂”。
许多⾏为与现象也取消了“主义”的界限,⽐如,妓⼥、嫖客、佣⾦、掮客、典当、抛售、出租等;
许多例句则直接换掉或去掉带有意识形态切割的主语或定语,简化为例词,⽐如,“帝国主义前途暗淡”,简为“前途暗淡”;“解放前天灾⼈祸,⼯农的⽣活太惨了”,改为“她的遭遇太惨了”。
字词表达的多样化也在逐步恢复,程荣介绍,近年,“吧”这个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如酒吧、⽹吧、吧台,04版修订时,就在“吧”字下增补了新的义项。
韩敬体也表⽰,下⼀版的《现代汉语字典》将考虑收录“给⼒”,“⼤家需要,也喜欢更丰富的表达。”他说。
表达是丰富了,但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套话仍然没有退出历史。
在深圳机场,你仍会看到有“社会停车场”;在⼀些报道标题中,你仍会看到“某社会青年逼迫同学”的字眼,这是在“⽂⾰”前流⾏起来的叫法;在国庆60周年之际,天安门实施暂时封闭,⼀些媒体将其描述为“暂时不对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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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就习以为常的⽤法被⾹港⼤学传媒研究学者钱钢钻了回⽜⾓尖:对“社会”的这种贬义竟然沿⽤⾄今,也算是“有主义,⽆
社会”的旧体制弊端的后遗症。
经不起推敲的套话遍布于当下⽣活的细枝末节——
填写简历时,你的“政治⾯貌”,要么“党员”,要么“众”,⽽关于“党”,《新华字典》⾥,“在我国,党特指中国共产党”;
消费埋单要开发票,收银员总会问你,“抬头写个⼈,还是单位?”在《新华字典》⾥,“单位”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个⼈,是被排斥于单位之外的⽆组织者。在英语⾥,单位是个谜。
绝⼤多数时间⾥,⼈们刻意回避这套新话,在⽹络世界中,数量庞⼤的⽹民也磨合提炼出⾃成体系的腔调,这两套腔调⼤多可以相互转换、翻译。
⽐如,男⽣甲说,“⼩”,按新话体,是“剥削阶级的产物”“为⽣的⼥⼈”,不过,最近改叫“失⾜妇⼥”了;有些则直接共享,⽆需翻译,⽐如,“你是哪个单位的?
”还有些翻译过去就变成了“敏感词”,⽐如……“算了,还是别⽐如了。”
男⽣甲也有不得不操起新话体的时候,⽐如,作为班级党⽀部书记,主持班级的党⽀部⽣活和发展新党员的场合,男⽣甲总是需要努⼒板起脸,提醒别⼈“注意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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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觉悟”这境界真的很重要。临近毕业,男⽣甲的⼯作还没落实,私底下,⼀帮哥们们有拜卧佛(OFFER)的,有给曾哥烧⾹的,有算塔罗牌的,有把⽼爸⽼妈三姑六姨的关系全使唤上的……但在系⾥组织的就业动员⼤会上,这些都是上不了台⾯的“思想”。“⼀分耕耘⼀分收获,”主持⼈说,“相信⼤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家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也已经被《新华字典》规划好了的,在第⼗版661页,“张华考上了北京⼤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链接
字典⾥的中国
在新华字典⾥可以读懂中国——
1953年:苏联当年还是“贵宾”,“美帝国主义”是“卑鄙⽆耻”的;刑法还没颁布,随便就“毙了⼀个⼟匪”,动物保护也还完全没概念,⽼虎、豹⼦、狐狸、貂,都还标着 “⾁质鲜美”“⽪可做⾐”“脂肪可炼油”。
1962年:妓⼥、嫖客、淋病什么的都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新中国继续“朝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活
就“太惨了”,朝鲜有了两个⾸都,⼀个是平壤,⼀个是汉城(临时⾸都)。
1971年:⽆产阶级开始了全⾯专政,“劳动⼈民翻⾝当家做主⼈”,“凡事要跟众商量”;在阶级社会中,“爱”,也是有阶级性的;知识分⼦的思想普遍出了问题,“思想陈腐”,“再不学习,思想就该落后了”。
1992年,“爱”不再被要求有阶级性了,各种仇恨与“主义”都被删了,⼀些不需详细解释的字词也被省略了,⽐如“坦克”。1998年,原来认为的各种 “剥削制度的产物”被允许在在中国存在了,“宗教”也不再是“虚幻的、歪曲的反应”,“倾销”“利润”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段”了。
2004年,⽼虎、豹⼦、貂不再“⾁可吃,⽪可⾐”,成了受法律保护的珍稀动物;开始出现了 “弱势体”,“禁毒”“盗版”“代沟”,也开始“性教育”了。
(南⽅周末记者潘晓凌整理)⼀颗红⼼累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