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7.2
王海鸰婚姻系列中的女性形象谈———从《牵手》、《中国式离婚》到《新结婚时代》
黄锦君
非诚勿扰 闫凤娇 婚姻家庭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人们固有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社会越来越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婚姻家庭作为社会意识变化的敏感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引发争议的现象和问题。被誉为“中国婚姻的第一写手”的王海鸰，近年来一直把婚姻家庭作为她反映现实社会的主要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况。2006年，王海鸰又推出了她的新作《新结婚时代》，该书是继她的婚姻系列《牵手》和《中国式离婚》等之后，又一部以中国当代婚姻家庭为题材的小说。和以往的《牵手》、《中国式离婚》不同的是，前两者是在同名电视剧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新结婚时代》则首先以小说的形式推出。相比之下，无论其思想内蕴或是叙事表达,《新结婚时代》都比先前的《牵手》和《中国式离婚》有一定的提升和深化。
《牵手》：牵手共进，爱情常新
《牵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以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女大学生夏晓雪本来美丽且天资聪颖,“聪明、自信还有清高”，是丈夫钟锐“死乞白赖”才追到手的女孩。两人结婚以后，晓雪为了全力支持丈
夫创业，一心扑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放弃了自己对事业的追求，最后被单位淘汰下岗，丈夫却移情别恋，要和自己离婚。晓雪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潜意识里仍然有强烈的对男性的依附意识，她认为“男人得有事业，女人得有个有事业的男人”。她把事业成功的丈夫变成了自己最大的寄托，而自己逐渐变成了一个除了丈夫、孩子、家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的女人，尽管相夫教子、任劳任怨，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平庸、不求上进、单调乏味。丈夫钟锐之所以恋上聪明、青春、富有朝气的王纯，晓雪是有很大责任的。早在1925年，鲁迅先生创作的小说《伤逝》中，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面临严峻竞争的90年代女性，更应该拥有完全不依赖男子包括精神在内的真正独立，这样才能在事业、家庭、爱情等方面的不断追求寻觅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并
立于不败之地。晓雪终于绝境奋起，不但到了能体现自己价值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地位，也回了自信，更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中国式离婚》：自我成为婚姻的毁灭者
《中国式离婚》(北京出版社,2004年)以价值观念激变和社会充满躁动的转型时期为背景，妻子林小枫严重不满现有的生活状态，对有能力改变现状却总是安于现状的丈夫宋建平一肚子不满，对丈夫动不动就发脾气，甚至以离婚相要挟。在丈夫后来终于下定决心去了合资医院，收入大幅度增长以后，林小枫辞去公职，承担了全部的家务，相夫教子，协同丈夫完成自己及全家对生活目标的追求。宋建平在新单位
很快受到重用，被提为外科主任，使林小枫一时间也感到夫贵妻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着事业蒸蒸日上的丈夫，林小枫逐渐感到空虚、自卑、不安，对自己越来越不自信，对丈夫也越来越不放心，甚至怀疑丈夫有了“第三者”，于是她歇斯底里般地追查、怀疑宋建平的忠诚与否，不顾一切去“闹”，最终将自己的婚姻逼入绝境。
林小枫的所作所为，固然与她的“霸道蛮横肤浅世俗”有关，与她偏狭、极端的性格缺陷有关，但我们也看到社会环境对她的巨大影响。当今社会，由于价值观念的变化，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们在婚姻生活中强调个性自由，缺乏责任感。像小说中的刘东北就宣称:“我喜欢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感情是流动的。所有的爱只存在于一个瞬间，只在瞬间永恒。所以说，仅凭一时的爱情就非要把两个人绑在一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是不科学的。”于是刘东北走马灯似的换女朋友，寻各种各样的性伙伴，给自己的爱人带来极大的伤害。他对婚姻中的三种背叛的所谓分析，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放纵寻理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婚姻生活中的更深层次的、看不见的伤害。
林小枫的爱人宋建平算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男人。虽然他对别的女性也不乏有心动的感觉，偶尔也借酒装疯，但问题在于，在自己的事业发达以后，他潜意识中对已成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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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鸰婚姻系列中的女性形象谈
庭妇女的林小枫产生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虽然为了避免和林小枫争吵而时时小心翼翼，行事也常为妻子着想，但他对妻子所抱的感情和态度越来越多的是怜悯和责任了。在刘东北劝他离婚之时，他说:“她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她现在，只剩下我了。”他之所以没有离开林小枫，不是因为有爱情，而是因为他可怜她。在宋建平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对他的婚姻已然是一种施舍了。在施舍与被施舍之间，带给妻子的决不是幸福，正如林小枫所说的那样:“她的喜怒哀乐全须仰仗对方给予。这种感觉是如此地令人窒息。”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中，带给家庭成员的当然只能是痛苦。林小枫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作为一个有能力把事业做得更好的职业女性，在面临丈夫工作太忙，无法兼顾家庭，家中老小都需要有人照应的时候，作为妻子、女儿、母亲的林小枫首先想到的是牺牲自己，以保全这个家的正常运行。为此，她伤心痛哭，但义无反顾，为的是支持丈夫，夫贵妻荣。这里面不能不说是有她的私心，而且这种私心还占很大的成分。但当她发现夫贵而妻不荣的时候，她宁愿退回去做她的贫贱夫妻。因为虽然没有钱，没有车，但有自我，有自尊。而沦为家庭妇女的林小枫现在却成了没有宋建平做她的说明书做她的参照物人家就不知道她是谁，甚或丈夫堂而皇之挽着另外一个他认为配得上他的女人出现在公众场合，自己却像一块旧抹布
，林小枫为自己所做的牺牲欲哭无泪。
当今社会，女性往往处于一种非常矛盾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她们潜意识里认同“男强女弱”的传统社会模式，在婚姻生活中宁愿处于依附地位，服务于家庭；但另一方面她们又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她们受过教育，有自立于社会的能力，还有独立的人格意识，需要自己的付出和劳动得到尊重、认同，得到回报。当一个职业知识女性选择回到家庭的时候，她失去的不仅是她现有的社会地位，还有她未来的事业前景，故而她的“回家”牺牲更大，也更加痛苦，同时也要求更有回报。当先前的设想和后来的现实大相径庭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的生存和情感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她们的失落和痛苦便会无限放大。林小枫便是这样一步步被自己所设定的原以为充满幸福前景的生活模式套牢，并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扭曲、疯狂的境地。
《新结婚时代》：婚姻承载的不仅仅是爱情
《新结婚时代》(作家出版社,2006年)以出身高知家庭的顾小西和来自沂蒙山区农民家庭的何建国的婚姻为主线，描写了在当代婚姻生活中，尽管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但难免要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双方的家庭在经济、文化、思想观念方面差异较大的时候。小说一改作者以往的几乎仅仅局限于夫妻双方感情纠葛的模式，让婚姻穿越爱情，以当代中国社会为背景，反映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老年与青年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激烈冲突与碰撞，探索处于不同环境的人对婚姻不同的理解、对婚姻不同的期望和要求，探索人们心目中婚姻
的本质及其意义。
《新结婚时代》的女主人公顾小西系中文系本科毕业，出版社编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丈夫何建国系清华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I T公司骨干，来自山东沂蒙山区，父母农民。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顾小西的母亲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而顾小西是一个爱情至上者，她认定何建国是自己的白马王子，她嫁的是何建国，不是何家村。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一切并不是像顾小西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婚姻“合二姓之好”，关系到男女两人家庭及其家族，在婚姻的运作中特别讲求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婚更多的是两个家族的事。现代社会中，自由恋爱的青年更注重对方的人品、才识、能力等等，但他们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就与各自的家庭无关。在顾小西的心里，她的家就是他和她；在何建国的概念里,“家”不只是他和她，还有他爹妈、他哥嫂，他哥嫂的孩子以及无数祖祖辈辈生活在沂蒙山区的叔叔大爷三姑六婆。正因为两人对“家”的概念和外延认识不同，由此开始了两人之间、两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
顾小西妈妈告诉女儿说:“在他们看来，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父母。”于是，何家的事情就成了顾家的事情，何家的亲戚就成了顾家的亲戚，何家的关系也就成了顾家的关系。梁漱溟曾经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①。人与人
之间一旦有了某种关系之后，互相之间也随之出现了某种义务。在顾小西和何建国建立婚姻关系之后，由于何、顾两家经济状况、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悬殊，他们不但在相互亲戚关系的认同上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在对“家”的态度和付出上也有很大区别。何建国家就这么个大学生，当年全家勒紧裤带供他念完了书，今天他工作了，他要回报家里的养育之恩，这都是应该的。顾小西并不反对丈夫对父母尽自己做儿女的孝心，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常常强调的是为了大家而牺牲小家，为了家族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又是顾小西所不能接受的。在责任和义务的背后，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和生存的权利，每个人也还有自己做事的原则和为人的尊严。如自己手头正不宽裕，且又怀了孕，公爹却开口就要6万块钱在老家给大儿子修房子；家乡一辆非法营运的车在北京郊区被扣，何建国却要顾小西拖着头天刚刚做了刮宫手术的身子四处人亲自去解决，顾小西不禁感到由衷的反感和愤怒。
顾小西说何建国是一个“唯父母”的大孝子。“孝”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封建时代的“孝”说到底是专为君亲长上而设的片面的伦理法则，它规定的“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曾被陈独秀斥之为“偏枯专制”②。而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现代职业的何建国的“孝”似乎有其特殊的心结，他“总觉着他们在农村受穷，我一个在北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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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而哥哥当年也同时考上大学，只因为家里穷，供不起两个大学生，两人抓阄决定命运，何建国抓阄作了弊，哥哥因此留在了农村，现在他要补偿，他要还债。何建国虽然有时也不赞成父亲的想法，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屈从父亲的意旨，尽他所谓的孝道，为此，甚至可以放弃任何原则。
让顾小西对何建国的“孝”最无奈的，是在生孩子这一件事情上。何建国爹认为:“儿子出息管啥用?家有金山银山，断子绝孙照样白搭。”尽管何建国在北京工作，能挣钱，够风光，但这都不比生个男娃重要，这关系到何家的脸面，关系到何家的香火。何建国的哥哥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何家生孙子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二儿媳顾小西身上。何建国说过，只有爱情的婚姻是不现实的，他还认为，有了孩子才算真正有了一个家,“有了家，他在北京才算有了根，有了根，他就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顾小西深知：她和何建国感情再好、再深，如果没有孩子，他们俩的关系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况且孩子对何建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切中命脉的问题。钱穆曾经说过:“中国的家族观念，更有一个特征，是父子观之重要性更超过了夫妇观。夫妇结合，本于双方之爱情，可合亦可离。父母子女，则是自然生命之绵延，由人生融入了大自然，中国人所谓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线绵延上认识。因此中国人看夫妇缔合之家族，尚非终极目标。家庭缔合之终极目标应该是父母子女之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入于长生命，家族传习，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③传统社会里，夫妻关系是让位于父子关系的，婚姻的目的是传宗接代，女性不过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顾小西如果因为习惯性流产不能生育，也就没有资格做何家的媳妇了。因此，当何建国试探着问父亲“如果她生不了娃,……如果她就是不想生娃”时，何
老爹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那咱还要她干啥?”而对习惯听命于父亲的何建国来讲，父亲的话就是对自己婚姻前景的影响性定位。尽管他曾经认为，相对于孩子，顾小西更重要。
何建国嫂子的爷爷死了，何家老爹竟要求何建国和顾小西回去哭丧，理由仅仅是为了顾及嫂子的面子。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爱情已负载了太多额外的东西，以至于迷失了爱情本身。小西妈在连续做了九个小时的手术之后，猝然发病去世。小西妈死的那一刻，小西正在一全然陌生的哭丧队伍里哭一个与她素昧平生的人。当小西回到京城，怎么也没想到母亲已经离她而去时，小西终于明白，她为这桩婚姻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多得来她无法承受，也无法面对。小西和何建国分了手。
顾小西虽然身为现代女性，但其婚姻仍然避免不了被家庭、被传统所左右的命运。在后来何建国和顾小西发现彼此仍非常珍惜且一往情深，而何建国还向父亲表示如果不和小西复婚，他宁愿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顾小西却不敢
设想再续他们之间的婚姻。直到何建国爹从家乡赶来，表示不再在意要不要孙子的时候，顾小西才踏踏实实地同何建国重归于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知是应该为顾小西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悲哀。中国依然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反映在婚姻生活中，女性在家庭内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何建国虽然很爱顾小西，顾小西也爱何建国，但是，在面临何家的重大问题———子嗣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顾小西只有接受何家的定夺。尽管小说有一个温馨的结局，顾小西和何建国不但复了婚，还有了他们自己的
孩子，但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结局已经不重要了。女人在婚姻生活中，总是受制于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哪怕你是经济和社会地位都独立的女人，但在婚姻生活中，更多的被动是显而易见的。
在王海鸰的《牵手》出来以后，有人曾经评论说《牵手》是一部正面描写第三者的作品。在《中国式离婚》中，王海鸰想告诉人们，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夫妻之间的彼此伤害，同样可以置婚姻于死地。到《新结婚时代》，作者宣称婚姻承载的决不仅仅是爱情，更多的还有生存。从《牵手》中的夏晓雪到《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再到《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王海鸰通过对当代女性婚姻生活由外部到内部、由他人到自身、由小家到大家、由个人到社会的回环往复的探寻，多层面、多角度地对当代婚姻进行了反思，以期对当代婚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钱穆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然后有其他的一切。”④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王海鸰正是想通过不同时期婚姻家庭生活的描写，通过塑造不同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反映激烈变革的当代社会给人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的冲击，反映女性在当今婚姻生活中的痛苦、困惑，反映在诸多社会因素影响下，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容乐观的生存状况，警醒女性特别在精神和人格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主，以免被男权意识所淹没，而这也是守望自己幸福的必要前提。
注释: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②陈独秀:《调和论和旧道德》，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页。
③④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3页，第42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林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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