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帕帕拉齐指专门从事拍摄公众人物私生活照片的职业，也称狗仔队。对民国时期帕帕拉齐的探讨主要阐释了三部分内容，一是《新影坛》中有关明星陈燕燕、裳的偷拍影像，二是《北洋画报》有关舞女三人的宣传报道，三是《电影画报》中有关明星阮玲玉的影像。通过这三部分内容与《良友画报》中的偷拍技术介绍，尝试论证近百年前中国帕帕拉齐影像的存在和明星形象等问题。
关键词：电影明星；中国电影；影像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原摄影体后的河南摄影家创作流变研究”（2022-ZDJH-00480）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把专门从事拍摄包括明星在内的公众人物私生活照片的职业称为狗仔队，在西方也称为“paparazzi”，是“paparazzo”这个词在意大利语的复数形式，来自电影导演费里尼的作品《甜蜜的生活》中的角①，意思是惹人烦的蚊子叫声，也译作“帕帕拉齐”或“帕帕拉兹”。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Tazio Secchiaroli、美国的Ron Galella、中国的卓伟等，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用各自的方式创造出了有关名人隐私的影像。
一、民国时期帕帕拉齐影像可能性设想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经济上的变化使得很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明星艺人在这个时期受到不少关注，专门拍摄明星的帕帕拉齐在传媒市场化改革后大显身手，他们的影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拍摄题材——名人隐私
不论是娱乐明星还是政界要人，帕帕拉齐的目标专注于名人。对于习惯在传媒领域出现的名人而言，适度曝光是件好事，得体的服装与优雅的举止表现，不时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会带来好处。帕帕拉齐对于他们简直噩梦，这些摄影师不认同、不满足大众媒体营造出来的幻象，而要进入生活纵深处剥除名人隐私大衣，将隐藏的生活状态曝光。
（二）拍摄方法——偷拍、抓拍、抢拍
帕帕拉齐擅于跟踪潜伏，他们对待目标有着充足的耐心，为了获取第一手真实资料，偷拍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徘徊于法律和道德边缘且不惜时间与名誉，不摆拍是他们的主要拍摄方法。
（三）拍摄器材—数码相机与长焦镜头
摄影器材的更新换代为帕帕拉齐提供了支持，长焦距镜头缩短了空间距离使拍摄更安全，不易被发现，数码相机的感光性能改变了影像质量和数量。
（四）其他
中国第一狗仔卓伟 帕帕拉齐的工作也与其他方面有着密切关系。要获得名人消息就要有人充当消息源，要想不被发现就必须懂得伪装和化妆，要想成果与公众见面就必须能在大众传媒上发表。
对青春和耄耋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不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1]。以娱乐的心态消费帕帕拉齐影像需要注意的是1912 —1949年这一时期，上海、广州等城市留存至今的传说与想象，包括或褒或贬的评价以及细微末节都隐藏在历史角落。于是在当时如此发展的阶段，帕帕拉齐影像是否存在就成为问题。本文以今天帕帕拉齐影像的特点去检证这个可能性，虽然用当下的标准要求过去过于严苛，但也能看出某些端倪。
二、有关明星陈燕燕、裳的一帧影像
在民国报刊《新影坛》刊登的照片中，著有陈燕燕、裳义妹俩有一次在某处吃饭，被记者偷拍的文字[2]。这张照片的“二陈”正对着镜头坐在一侧（下文为方便将陈燕燕、裳两人的名字简称为“二陈”）
，另一侧是一位男士，三人正在西餐厅吃饭（如图1）。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两位明星微微抬头似乎有所警觉，拍摄者可能使用闪光灯引起了她们注意，也可能由于室内光线不佳而停留在两人前方时间稍长引起了注意。简短的文字信息没有表明拍摄者是谁，更难以考证具体的拍摄过程以及是否存在某种利益关系下的导演设计场景。这里不妨用其他材料去推论验证这帧影像。
（一）报刊《新影坛》的背景资料
《新影坛》创刊于1942年11月14日，中华电影公司企划部编辑与发行，各书店经售，封面为彩全图。该刊曾登有电影批评的衰落，这是不容否认的事，本刊不自量力，拟举起〈重振电影批评〉的大旗，但仝人等能力有限，务望各界先进不吝珠玉，赐以教言，予以扶持的文字[3]。看上去像是严肃的理论读物，但实际上该刊电影批评文章没有几篇，多为明星及电影业相关消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正如刊中文字所述，电影批评呈衰落状态，一己之力难以出有数量的文章，求稿不得稿，便只能另寻他路。第二，读者的兴趣，民国时期大大小小的电影刊物有几十种，在这种环境下有没有读者或有多少读者对电影批评感兴趣愿意支付购买，这是关乎生存的重点。第三，报刊发行的背景，《新影坛》创刊于抗日战争后期，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早在上海全部沦陷之前的1939年6月，由日本东宝公司、“满映”和伪南京政府共同投资，成立了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华”公司），“中华”公
司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在敌占区进行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的机构[4]103。由此可知《新影坛》是日本与汪伪势力操纵掌控的，对于这样性质的刊物是不可能做到批评促进觉醒与反思，而只能用强硬的宣传或软性的娱乐内容去愚化人们。因此，从这点去考察二陈的相关影像，恰恰满足了普通百姓的窥视心态，这张照片正好符合《新影坛》的编辑方针与幕后利益，模糊的意识形态总体上还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
（二）二陈的人生经历
陈燕燕原名陳茜茜，191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满族正黄旗之后，少年居住北京被导演蔡楚生发掘步入影坛，进入联华公司工作。1932年陈燕燕参演史东山编导的《奋斗》，在出演蔡楚生编导的《南国之春》后一举成名，逐渐与袁美云、顾兰君、裳并称为“四大名旦”。陈燕燕与电影有几件轶事值得关注，一是当年为了做演员不顾家长劝阻，改名南下上海进入电影业；一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人的“华影”公司曾出一千两黄金邀请陈燕燕出演《杨贵妃》中一角被拒绝。这两件事说明陈燕燕真心热爱电影表演，同时做人有骨气，作为大牌明星知晓家国大义。裳原名陈民强，1921年生于广州②，幼时曾学习歌舞、游泳、绘画等，后被上海电影老板张善琨发掘出演《木兰从军》一片，影片上映后造成了轰动，连映了85天，甚至超过了战前《渔光曲》创下的国片上映最高纪录。此后“新华”公司为她打造了多部古装片和时装片，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新一代明星[4]117。裳早年的爆红也为日后带来了烦恼，沦陷期间日本人邀约拉拢裳，
幸好她婚后宣布离开电影业才避免了麻烦，这是1943年8月10日，也正是之前《新影坛》刊登了两人的照片。“二陈”同为民国时期电影明星，面对日寇时态度立场接近一致，电影刊物《电声》刊登的《影星结拜的五妹》就提到了两人[5]，1939年9月15日出版的《电声》直接以《燕燕、云裳》的标题刊登了二陈照片[6]，这些材料证明了两人义妹关系是属实的。
（三）报刊《新影坛》与二陈的关系
《新影坛》创办之前已闻名沪上的二陈借刊物炒作自己已无可能，也正好符合帕帕拉齐影像的特点：拍摄题材是名人。对于名人摄影来说，美丽的形象比较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偷拍名人私生活反而显出独特性，而且鉴于其身份与此时场景，被摄影师指导摆布更无可能。查阅《新影坛》前后内容不难发现大量关于二陈的报道，如《陈燕燕生活一日间》[7]《美丽的小鸟：陈燕燕印象》[8]《裳断想》[9]等。两人的报道说明《新影坛》利用二陈名气吸引读者提高销量的目的是存在的，而且除了文字新闻、肖像照，偷拍摄影是该刊众多套路中的另一种做法。
三、有关舞女三人的影像考证
报刊《新影坛》既然可以利用明星陈燕燕、裳的知名度做文章，那么反过来，艺人和经纪公司也
必然会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双方是互相利用的。对于知名度不高或者没有知名度的新艺人来说，经纪公司通过与媒体合力打造某种明星形象对于推广该公司制作的影视作品会有帮助，而且这种明星形象是朝着计划中的方向前进，媒体与影视作品中的明星形象叠加起来，民国时期的资本与传媒在实践中尝试构建出幻象世界。1934年5月15日出版的《北洋画报》有帧影像名为《舞星徐鹿鹿、胡曼鹿、郝安娜生活写真（汽车中小酌）》[10]，看上去像是不经意间抓拍的画面，车后门半开里面坐着三人，有人对着镜头微笑，有人面对镜头还未回过神，三人手持酒瓶像是刚刚在饮酒且透出一种魅惑。如果不对该报认真阅读分析让人误以为这是记者或摄影师创作的帕帕拉齐影像，毕竟三人除了知名度不高其它均符合今天的影像标准，但当查阅这期报纸前后一段时间的报道会发现更多有关三人的影像。例如，《北洋画报》1080期刊登《本市巴黎舞场三舞女（右至左：徐鹿鹿，郝安娜，胡曼鹿）野餐留影》[11]，《北洋画报》1083期刊登《〈到民间去〉的巴黎舞场三舞女（右至左：徐鹿鹿，郝安娜，胡曼鹿）徐鹿鹿，郝安娜，胡曼鹿三舞女掇菜园》[12]，《北洋画报》1087期刊登《舞女徐鹿鹿，胡曼鹿，郝安娜之村姑装》[13]，《北洋画报》1098期刊登《本市巴黎舞场舞女郝安娜（右）胡曼鹿（左）》[14]。天津的《北洋画报》有着丰富的资源和背景，肯定不缺报道材料，为什么会在三个月时间集中版面留给舞女三人，通过分析这些报道标题自然得出了答案。排除舞女及三人名字标题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巴黎舞场”这个关键词，有了这个关键词读者去该地自然可以到舞女三人。艺人经纪公司利用《北洋画报》的影响力去购买版面宣传打造甚至包装自己的艺人，艺人影像传达出来的形
象首先吸引读者进行第一次消费，对于《北洋画报》来说有了美女影像就有了读者保证；后面可能吸引读者前往舞场进行第二次消费，对于艺人经纪公司来说有了美女影像就有了顾客保证，媒体与公司存在隐而不现的合作关系（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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