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仙道——以《长恨歌》为例
一、 引言
白居易(772-846)为中唐的杰出诗人之一,其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使他成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1]而研究白居易的诗歌,人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其诗中的讽喻意识,然而白氏当时身处一个极富宗教气氛的时代之中。唐王朝对宗教的宽容,使各式宗教都能在中国的土壤广为传播,其中本土的道教的流播最为明显。正如葛景春指出道教文化对唐诗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文化在唐代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尤其是文学方面,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远比人们所想象得要大的多,可以说道教是中国唐代最典型的宗教。因此,唐诗也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强烈的渗透和影响,濡染着浓郁的玄风和道味。[2]白居易生长在道教气氛如此浓烈的环境之中,自然也受到道家仙话[3]以及由其所引伸的民间传说所影响。事实上,在他的诗歌中渗入不少仙道彩。其名作《长恨歌》更是例子之一,此诗歌的流行程度,甚至「童子解吟长恨曲」[4]。由于《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在如此庞大的篇幅之中,可以发现诗人在诗歌中融入不少神仙故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白居易诗歌的仙道情趣。故此,本文会以《长恨歌》为讨论对象,一方面先述《长恨歌》的创作背景,然后再探讨《长恨歌》中所流露的仙道彩。
二、《长恨歌》的创作背景与仙道的关系
唐代是中国道教发展上最鼎盛的时期。李唐皇室认为道教的始祖李耳(?-白居易的名诗?),即老子,与皇室同姓,于是自称老子为皇室的祖先,以抬高门弟,神化唐皇室的统治。由于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使道教的发展日益兴盛。武德八年,唐高祖(566-635)规定了儒、释、道三教的次序,以道为先,儒为次,释为后,成为三教之首。[5]到玄宗时,对道教的崇奉到达顶峰,大力抬高道教的地位,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例如不断给老子加尊号、宣掦老子的著作、设立「道举」等等。[6]唐玄宗(685-762)本人也积极参与崇道的活动。孙育华据《全唐文》卷三十八《赐皇帝进烧丹灶诰》,证明玄宗曾炼丹服药,再据《开天传信记》,玄宗亦曾学习仙术。[7]因为皇室如此尊崇道教,许多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也纷纷加入崇奉道教的行列。一些公主妃嫔也多入道,杨贵妃曾就被度为大真宫女道士。[8]
因为上阶层的所好,这股狂热的崇道风气也蔓延到下层的社会。原本道教的神仙观念已经深深札根在民间,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这股风气更加炽热,特别是对求道升仙的沉醉。所以,使追求长生不死的观念在民间大行其道,后来《长恨歌》中杨贵纪化仙的传说也是取材自民间的这种升仙传说。《长恨歌》中写道士招魂一节,根据陈寅恪的分析:
乐天之诗句与陈鸿之传文所以特为佳胜者,实在其后半节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而此种物语之增加,则汉武帝李夫人故事转化而来。[9]陈寅恪说明由于方士的招魂术而产生的李夫人(?-?)的故事,确
实启发了日后《长恨歌》中杨贵妃化仙的故事。另外,孙育华指出因为杨贵妃曾经为女道士的关系,这也造就了「她在民间传说中化为神仙搭好了桥梁,铺平了道路。」[10]这种崇道风气自然也会影响到白居易。虽然他曾经作过《思旧》、《海漫漫》、《梦仙》等以「戒求仙」为题的诗歌。但是,在唐代道教氛围如此浓烈的环境下,当时诗人的访道及服食丹药的风气相当盛行。在访道风气方面,颜进雄指出「有德高道、炼师,更成为诗人文士们争相走访、交往的对象,……也逐步拉近诗人与道教间的距离。」[11]至于,服食丹药方面,廖苪茵则指出这种风气在中唐文人之间也相当普遍:中唐信服仙服饵的文士,尤较初唐为多。如《唐才子传》卷二云薛据「好栖遁,居高炼药」;卷三载顾况全家「隐居茅山,炼金拜斗,身轻如羽;卷四云刘商「好神仙,炼金骨。《唐才子传》所载虽属笔记性质,但稽之唐人作品叙述,中唐确有一些文士出身的官吏饵服丹药者,其饵丹后的结果则亦如前人般的暴疾早夭。[12]而白居易的挚友韩愈(768-824)也有服食丹药的习惯。因此,白居易不免也与道士真人进行接触或服食丹药。根据颜进雄的统计,白居易曾经与不少方士过从甚密,包括王道士、李道士、毛仙翁等十五位方士。[13]事实上,白居易早在贞元十八年,已经开始接触道教文化,曾作《动静交相养赋》,当中用语包含大量道教的用语,此时他也开始与道友李建(?-?)交往同习药术。另外,作于贞元廿一年六月的《永崇里观居》称「心与虚无游」、「寡欲虽少病,乐大心不忧」等语,亦可见道教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14]虽然白居易真正沉迷仙道之术,主要是在武道衡翠¤被贬之后的事,在《唐才子传》也记录了白居易晚年「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
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15]不过,从以上可见,白居易在贞元十八年之时,对炼丹方术早有所习和曾经沉浸于道教玄思之中,所以当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之时,这些道教信仰的痕迹便一一刻印在诗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