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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告白》是日本女作家湊佳苗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以推理为外壳，内在探讨青少年犯罪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归因的小说。其内容主要围绕对两位少年主人公犯罪成因的探讨，更深入地对日本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分析，并对当今日本家庭及社会教育的深层弊端做了详细剖析。小说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通过多段人物剖白，全面揭示青少年犯罪心理与诱因，充满深刻的启示性。通过对青少年犯罪主客体进行剖析，对最终导致青少年走向犯罪泥沼的家庭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探讨。
［关  键  词］ 《告白》；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浅析湊佳苗《告白》中青少年犯罪行为
王雪娆
鲁迅曾在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从这点来说，《告白》无疑相当成功，它不但毁灭了小说中许多角的生命，还毁灭了角的良知和常理，以致读者无法像看完韩剧一样因主角的离世悲痛不已、泪流满面，而是冷静思考造成悲剧的原因。
一、《告白》概述
故事以一次平凡的老师训话为切入口，却在这个过程中抽丝剥茧、循序渐进，一步步推断出自己 4 岁的女儿并非死于意外事故，而是谋杀所致。两名凶手就出自自己的班级：一个是缺少母爱想得到关注的孩子，另一个是懦弱的为了证明自己不
是失败者的孩子。小说从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家属等不同的视角多维度展开，通过 5 个角的自述逐渐深入人物内心的阴暗和软弱之处，在角心理演进的同时不忘探讨校园暴力、师生敌视、亲子关系、普通人对 HIV 病毒的盲目恐惧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毫无疑问，本书的核心就是它的标题——告白。故事变换着叙事口吻，但不变的是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心灵的成长一直被忽视。例如，天才儿童修哉被母亲抛弃，父亲重新组建家庭后将其边缘化，让其独自生活，为了吸引母亲的注意，他一步一步走向杀人的道路。又如，懦弱的孩子直树被父亲忽略，又在母亲的过度保护之下变得神经异常，甚至失手杀掉母亲。在作者笔下，人性的自私和自我满足被放大，用文字极具冲击力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反映了当下日本青少年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和逐渐攀升
的日本青少年犯罪问题。本文围绕直树溺死幼童并“弑母”、修哉杀死同学美月展开，对青少年犯罪主客体进行分析，讨论青少年犯罪行为背后的家庭影响因素。
二、《告白》中青少年犯罪主体分析
作为书中的第一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修哉有着残缺不全的童年以及不完整的家庭。修哉的母亲喜怒无常，不断地施暴， 给孩子灌输傲慢的思想，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孩子身上。然而，对于这样的母亲修哉却有着浓烈的俄狄浦斯情结。修哉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他自始至终没有得到母亲的关注，只是母亲人生路上的“绊脚石”，忍受着来自母亲的暴力，最终成为被遗弃者。虽然不断地受母亲伤害，却为引起母亲注意，夺回母亲的爱的执念越来越深。他制订周密的计划，拉拢同伴，最终确定了谋杀对象——森口老师的女儿爱美，在得知谋杀计划虽然完成，但不是自己造成女孩的直
接死亡，心生失望，最终在同学美月指责其恋母后痛下杀手，完成犯罪行为。迪尔凯姆曾提出失范这个概念，他认为“人性（将会）永远得不到满足，在没有宽慰或休息的状态下，向着一个尚未得到明确界定的目标不懈地前进”。［2］修哉便是如此， 他为了重新得到母亲的注意和爱，在犯罪这条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直树自卑又敏感的性格使其在校内的人际关系发展并不顺利，一位天才少年主动靠近并与他建立了友谊，打破了其孤独的现状，但到头来发现自己竟只是对方的工具，内心开始崩塌。母亲频繁的无脑肯定与过高的期望，遇到突发事件后的慌乱与手足无措，害怕伤害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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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放逐，再到得知作为犯罪同伴的修哉正常上学后的失落……持续的打击逐渐击垮了直树脆弱的神经，直到最后，因为妈妈称其“失败”而崩溃，导致“弑母”惨剧的发生。罗伯特·默顿认为，失范变成一种由社会造成的不满与反常的状态，这种不满与反常导致犯罪与越轨行为成为社会正常功能的一部分，这种社会向每个人承诺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拒绝给予他们平等取得成功的机会。［3］与修哉相比，直树更像我们身边常见的每一个普通人，他们处事也许错漏百出，但是心地善良、待人和善，身边有疼爱自己的家人，这在社会中随处可见。正因如此，在读者看到其从溺死无辜幼女到弑母，一步步逐渐坠入深渊的过程后，才更觉触目惊心。
三、《告白》中青少年犯罪客体分析
森口爱美作为第一名被害人，被先入为主地贴上了“意外死亡”的标签：“爱美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溺毙。负责侦查的日本警方，根据不存在外伤及死者衣着整齐，便简单地判定为意外失足落水死亡。”［4］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通常不是冷静和审慎地看待事物，而是习惯根据最初有限的证据线索仓促得出结论。［5］这种先入为主的“标签化”行为方式， 既不理性又十分有害。在司法实践中，一旦被害人被先入为主地贴上未经确认的标签，这将对办案机关处理被害人的措施、对案件性质的甄别以及完整诉讼程序的运行方向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爱美身上被贴上了“意外死亡”的标签，这个标签很难予以剥离。因为日本警方在确证心理驱动下，往往会努力寻证据证实意外死亡的身份预期，并无意识地选择无视相反的证据。这种确证偏见极易误导诉讼、扭曲事实。因此，在实际侦查过程中，办案机关时常反思侦查取证中的重大失误，就变得尤为重要。问题并不在办案人员存在偏见地搜寻线索，而在于他们在标签化的思维驱动下，会仅仅关注那些选择性收集的证据，并以此提升既定的事实假说可信度，进而对与已有假说不符的事实和证据视而不见。鉴于此，采取措施避免对被害人标签化，通过可落地的程序机制和教育培训机制，防止被害人受到偏颇意见的不公正待遇，也是司法系统的重要工作。
北原美月作为第二名被害人，与修哉的关系始于校园霸凌。同龄人间的欺凌与倾轧时刻存在，他们会披着小事的外衣，从简单的嘲弄和排挤，最终一步步发展为私刑般的惩罚。每个阶段在孩子气的表皮下，都透露出残酷的人性，这正是一个法律缺位的成人世界的预演。根据越轨理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存在越轨行为，但人们通常会采取方法逃脱正式的谴责。像这样的校园暴力更是如此，施暴者轻易便可以逃脱。在美月身上，也体现了当今社会中较为常见的未成年犯罪崇拜。她手腕上L字母的文身，是一位曾用毒杀全家的十三岁少女“露娜希”名字的缩写。正是处于幼稚思想下的犯罪
崇拜，美月崇尚露娜希，她时时刻刻展示着自己的忠实和向往，她收藏各种药品不是想要实施犯罪行为，只是想模仿露娜希而已。最终也因为指责修哉恋母，被残忍杀害。
四、《告白》中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一）母亲的自私之爱
直树母亲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不具备与儿子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一味地揣测孩子的心理和状态，从未想过与孩子进行理性的沟通，将曾经成功应用于直树弟弟的“赏识教育”方式，未加调整地迁移至儿子直树身上， 她掩耳盗铃，忽视儿子的一切缺点，“……小事也多多夸奖”［4］，只会对其一味地夸赞，自顾自地付出并不断肯定自己的教育方式，感动了自己，牺牲了孩子。与母亲无效的交流以及母亲随口而发的表扬，这些都导致青春期的直树越发叛逆敏感。一个原本积极向上的少年却变得无比脆弱，无法承受一点冲击，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都像致敏原一样刺激着直树。而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说出真相，期望在家人的谅解下获得“重生”，他那位时刻追求完美无缺的母亲却将其当成人生的“失败作品”，决定与直树同归于尽，直接导致直树丧失理智，上演了一出“弑母”惨剧。
俢哉的母亲自视甚高，对家庭生活现状不满，经常通过打骂修哉来发泄情绪，事后却又对他愧疚不已，喜怒无常。她毫不顾及修哉的感受，冠以“为你好”口惠来掩盖自私的本心，让修哉误以为她很重视自己，因此对她既依恋又同情。她为了追求自己的未来一走了之，与修哉断绝联系，甚至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幸福家庭并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于此，仿佛之前的一切从未存在过。她以欺骗和虚伪的爱给修哉留下了母亲很爱他的错觉。“你身上留着妈妈的血，你继承了妈妈的才能。”
［4］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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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了修哉，让修哉相信母亲还爱着他，使得修哉的浓烈情感完全倾注于她所创造出来的慈爱形象。但真实的她并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却利用虚伪的“母爱”自私地侵占修哉的感情，设下了母爱的。修哉沉浸在爱的错觉中，并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行径，母亲家庭教育的畸形，可以说是俢哉背离常规社会行为的始作俑者。
道德教育在一个青年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心理学研究表明，普通人的道德观发展一般都会经历由外向内、由他律向自律发展的过程。在东亚国家，家庭场景是普通人最初接受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6］而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正是由成长环境所决定的。最初的价值建立基本是基于模仿，而第一个模仿对象通常都是母亲。所以无论是最初的道德观建立还是步入青春期后的心理疏导，母亲的角都极其关键，而直树和修哉的母亲都忽略了这一点。
（二）父亲的隐身有“术”
直树生活在一个父亲缺席的家庭中，·肇嘉在《父性》中将“父亲功能”总结为以下七点：（1）培养伴侣间积极的关系；（2）花时间陪孩子；（3）养育孩子；（4）适当教育孩子；（5）引导孩子走向外部的世界；（6）保护和供养；（7）成为一个孩子的模范。［7］而直树的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了供养以外几乎一直是缺位的。直树几个月没有去上学，他从不关心，父亲角的缺位很容易造成孩子性格、情感方面的缺陷。所以直树的生活实质上一直被溺爱着
他的母亲所掌控，最终造成他的性格怯弱。当他把幼女丢下游泳池，被压抑的“主见”和强于他人的渴望苏醒了——“我做成了渡边没有做成的事”［2］。在书中，缺失了母爱的修哉，同时也缺失了作为英雄象征的父亲形象。父亲在母亲离开后选择重新组建家庭，与现在的妻子养育了孩子，把修哉边缘化，故而修哉转向母亲一方寻求慰藉，希望得到安全感。但父亲的缺席和母爱的缺失，让他失去了安全感，当他发现残忍的事情能赢得自己想要的关注与掌声时，他便朝着这个方向追寻而去。
五、结论与讨论
小说中的直树和修哉的故事无疑是青少年犯罪的两大悲剧，可放眼望去，全书中所有进行告白的人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轻则精神失常，重则失去生命。青少年内心的核心记忆与人格的形成，一旦缺失一角就很容易大面积坍塌，要弥补则极其艰难。初级体对青春期少年的影响很大，父亲、母亲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和社会化进程。青少年心理敏感脆弱，因此身边初级体的做法和评价、教育者的风格、自我的认同，都是对其心理的重要支撑。任何一个位置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青少年心性的崩塌，都可能把一个健康的孩子和一个家庭推向深渊。法律作为社会行为的底线，对人性的规训原本就是保守、滞后和无力的。法律对于心理脆弱敏感的青少年而言难以起到教育的作用，对于青少年道德观与价值观的重塑效果更是微乎其微，人生观的建立绝不是未成年人劳动改造机关一朝一夕的教育和教师个人所能弥补和挽救的，需要家庭、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创造正向良好的环境，才能尽可能健全青少年人格，预防青少年犯罪发生。佐藤江梨子
参考文献：
［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杂文选刊（上半月），2000（10）：52-53.
［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3］庞文，孙影娟，奚海燕.西方社会学理论概要［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1.
［4］湊佳苗.告白［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5］亚当·本福拉多.公正何以难行：阻碍正义的心理之源［M］.刘静坤，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
［6］张磊.日本青少年犯罪问题初探［J］.辽宁警专学报，2006（1）：64-68.
［7］·肇嘉.父性［M］.张敏，王锦霞，米政，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
作者简介：
王雪娆，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社会学。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