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家及事迹1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经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境，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
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到他，期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景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忙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我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之后不仅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
他一向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中国的科学家及事迹2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教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我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中国的科学家及事迹3
原籍山西岚县的美籍华人张民觉博士(1908—1991)，英文名Min-ChuehChang，是世界闻名的生殖生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他发表了350多篇科学论文，荣获许多高级别奖项，3次荣获诺贝尔奖提名。
张民觉从不承认自我聪明过人。他说：“假如我这一生在生殖生理学做出了一点贡献的话，那主要是我有幸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与最佳人选在最佳的课题上努力所致。”但作为科学家，张民觉确有许多不一样于常人的特质：他思路宽阔，思维敏锐，治学严谨，进取心极强。他钻研的科研课题一般都是关乎人类生活和社会提高的大课题。他坚信“科学研究没有捷径”，一旦确定自我的研究方向，即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他常常以实验室为家，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埋头工作。
在张民觉生前，作者与他有书信来往;同时与他的国内亲属——元配夫人李民淑、长女张燕林有比较多的交往;与他的美国朋友朱迪丝·玛坎和长子张板桥也有过接触。所以了解到张民觉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现披露如下，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意。
成果卓著，却未曾申请一项专利
张民觉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直接承担、参与和指导了多项重要研究，取得了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重大成
果。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张民觉经过很多而巧妙的实验证实：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受精过程，实际上是精子在输卵管里等候卵子，而不是人们想象的卵子等候精子;精子在雌性生殖道里是经过了必须的生理变化，才能与卵子结合受精的。这就是“精子获能”现象。同年澳大利亚学者澳斯汀博士，也在实验中发现相同的现象。国际生理学界将他们俩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张氏—澳斯汀原理”。这一现象的发现，不仅仅有助于解开精卵受精之谜，并且对实现精子体外获能和试管受精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张民觉的科研小组在哺乳动物进行体外授精方面的开创性实践和成功经验，为日后实现人的体外授精和试管婴儿问世，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女婴路易斯·布朗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医院诞生。新闻界在报道此项重大消息时，还以醒目的标题称她是“张民觉的女儿”。完成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实验的英国医生斯蒂伯托和爱德华，在回忆完成这一医学史上奇迹的过程时，数次提到张民觉的名字。张民觉从此有了“试管婴儿之父”的美誉。
又如1961年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厂商以Enovid的商品名上市的首批口服，就是张民觉和美国科学家品克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世界人增的形势下合作研究、发明的。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标志着生理学原理直接应用于人口控制，它的广泛应用使“性”与“生育”分离，易为人们控制，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妇女服用过这类口服。即使是当今市面销售的口
服避孕新药，也大都是在当年开发的药物基础上不断改善的成果。张民觉所以获得“口服之父”的称誉。
可是，淡泊名利的张民觉没有申请过一项专利，而是广施爱心，无条件地将自我的科研成果奉献给全社会，造福于全人类。他甚至把自我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拿出来供别人使用。应对众多的荣誉和头衔，他一向坚持平常心态，不止一次地宣称：作为科学家，我只看中在学术上要有所建树，用自我的专长服务于人类社会。
身在异邦，心系中华
张民觉是1938年9月，经过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赴英国留学的。1941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应邀从英国到美国，在麻省伍斯特基金会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原计划只做一年研究就要回国。但由于研究的深入和不可中断，加上同行科学家的挽留，而未能成行。1956年挚友张香桐离美回国，他也表示：“我也真想回去，我的根在中国。”1972年，他参加了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访问，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劝解他：“你是搞科学研究的，在美国环境、条件挺适宜的嘛。你有心帮忙中国搞四化建设，渠道和方式有很多很多。”
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张民觉因为自我学成后未能回国服务，一向抱有负罪感。经常在各种场合公开自责：“几十年来，流落海外，未能回国出力，该打屁股!该打屁股!”
1988年，张民觉的长女张燕林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解剖系做访问学者。张民觉惟恐她滞留美国，催促她说：“时间到了你就赶快回国，报效祖国。”就这样，张燕林按时回到国内。可见，张民觉是把对中华的“大爱”，置于对家人的“小爱”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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