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阅江学刊》2020年第03期
摘要：中国古典插花涉及器具众多，古人称之为大地、金屋、精舍等。从插花学、考古学等角度分析插花器的起源与演进历史，阐述了插花器的概念、形态和发展，管窥中国古代插花器具自篮始，篮、盆（瓶）、缸、筒、金屋异器之流变。中国传统插花容器可分为五种类型：篮、盆（瓶）、筒、金屋异器、缸，前四种为主流，缸花器虽小众，仍可单独划分为一种类型。中国古典精异插花器如占景盘、花插、花囊等，均是古人在生活中的发明与创造，是插花器之妙品、珍品，是宝贵的插花学财富。欣赏中国古典插花艺术，体验大地、金屋、精舍文化之美，可以对中国古典插花有更深入的理解、传承与发展，把我国大众博雅文化的传播引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关键词：古典插花;插花器;金屋异器;占景盘
中图分类号：K20;J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9）03-0127-12
作者简介：曹玉星，南通博物苑正高级工程师，南京林业大学兼职教授。
一、引言
明代张谦德在《瓶花谱》的《自序》中提到，“梦蝶斋徒曰：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称生活四艺之一的插花为幽栖逸事。袁宏道的《瓶史》称，插花器具“皆花神之精舍也”，将插花器雅称为“金屋”“精舍”“大地”。中国古代盛行莳花弄草，一方面反映古代花事生活的雅趣情怀，另一方面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千百年来，花草凋零，花器犹在。记载花器形制、质地、名称等的文献有唐代罗虬的《花九锡》，宋代陶谷的《清异录·器物》，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下》之《瓶花三说·瓶花之宜》，张谦德的《瓶花谱·品瓶》，袁宏道的《瓶史·器具》，文震亨的《长物志·器具》，等等。这些文字材料主要记叙了各种瓶类古典花器，花器与花材、环境、节序的匹配，表达不同场合插花鉴赏之个人喜好。记载花器的图像资料有明代项元汴的《历代名瓷图谱》，当代余继明编著的《民间花盆与花瓶》等，这些书只是单一地介绍了瓷器类花器。顾玉华在《花·器之间》提出，“花器皆旧物”“古瓶插鲜花”，以插花实践反映从仰韶文化到唐宋元明清的人间情怀。孙可、李响在《中国插花简史》中介绍了几种主要瓶器及其衍化简况。扬之水在《宋代花瓶》中专业地论述了宋代瓶器。陈明良编著《瓶壁生辉——中国历代壁瓶鉴赏》，论述专一器型。他与其他文博专家一样，站在考古学、文物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始终未跨界提及插花器（壁瓶之主要功用）。马大勇编著《瓶花清味：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史》，以花器为依据对中国传统插花进行分类，包括花斗、花笼等10种常用花器，瓜树器、螺贝器等8种异形花器，这种分类还可改进。王莲英、秦魁杰主编《中国传统插花艺
术》，用图片较详细地列举了安置花材的大地、金屋、精舍，几乎包括所有古典插花器，但未分类。鄢敬新的《插花清供》提到，“凡插贮花，先须择瓶”。薛冰的《拈花》谈及如何“选器护瓶”。李草木的《中式插花艺术》提到了“中国青铜器、中国名窑名瓷、中国篮子”等插花器。《插花艺术》等书籍均涉及插花器具，但内容相对碎片化，无系统性。
在两岸三地众多博物馆中，专门研究展示花器实物的展览极少。201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瓶盆风华——明清故宫花器特展”：2016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平安春信——故宫珍藏花器精品展”;2017年，东莞市博物馆举办“花之依——东莞市博物馆藏花器展”;2019年，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举办“景德镇宋元明清花器瓷展”。上述展览的展品涵盖宋元明清的精品插花器。涉及插花器的展览还有2013年宁波博物馆的“瓶壁生辉——中国历代壁瓶精品展”，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百卉清供：瓶花与盆景画特展”等。但是，关于中国古典插花器之流变，尚未有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科学的分类。中国传统纹饰
张茜的《器以载道——花器在插花艺术中的精神表达》从设计艺术的角度谈古代和现代插花器，论证了“花因器而独特，器因花而鲜活”“器与花共生”的基本观点，涉及古代插花器。刘冬梅在《花明意，器载道——试析古代插花器》中谈到，花材与适宜的花器搭配就是插花艺术的核心精神。孔铮桢的《花品与花器》论述了古代时风世俗人文花器之审美。上述论文的侧重点不同，涉及插花器的内容均是碎片化的。
曹玉星、杨秀莲的《插花学初论》从载体角度分类论述了插花器，但是没有进一步探讨中国古典插花器之流变和专业分类。在古人眼中，被称为大地、金屋、精舍的插花器有怎样的风采？笔者试从插花学的角度进行释读。
二、插花器的起源与流变
（一）插花器的概念与起源
花器分插花器和盆景器，插养花木之器皿为插花器，营造盆景之器皿为盆景器。本文侧重讨论插花器。
根据插花学界的理论研究，在1.5万年到1.1万年前的中东地区，先民们在葬礼上已使用鲜花。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五叶纹陶器断片，刻画的图案可能是盆栽万年青，说明中国古人开始欣赏花卉。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花叶纹彩陶盆，先民们将大自然的花草纹样烧制在彩陶容器上，置于居室，融于生活。在已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陶器、玉器、青铜器上，有许多精美的花卉纹饰雕刻。这些器皿上的花草纹饰既表达了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敬与热爱，也反映了他们的日常审美情趣。许多器皿的功能在后世发生了衍化，当时这些器皿有没有作为插花器被使用，尚无证据。《楚辞·九歌·礼魂》记载：“成礼兮会鼓，
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屈原在《离骚》中也有记载：“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说明当时就有采摘秋兰、菱叶、荷叶、芙蓉等，佩戴在身上作为“服饰花”（也称身饰花、妆饰花）的做法。可见，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多与花有关的生活习惯和妆饰方式，但是当时的插花载体主要是人体与服饰。另外，《国风·召南·采蘋》记载，“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笛。”采集蕨（四叶菜），用方筐和圓笛盛放，许淑真在《中国花艺》中把这种花事活动归类为巡行花艺之篮花艺术，这时的插花器皿是筐与笛。后来，笛发展为花笛，黄永川在《中国插花史研究》中记载了一件花笛的实物，即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花笛。这件花笛以银线穿串杂玻璃玉制成，可以插置莲花瓣。《佛学大辞典》解释说，“花笛又日花笼。以金属编竹造之。如浅笼者，其形似皿，故亦日花皿。于此盛种种彩纸所制之莲瓣，又或叶，行道而散之。谓之散华。”日本正仓院还藏有唐代竹编的花笼，也十分精美。关于花笛（花笼）这种篮状插花器，笔者在《插花学初论》中有论述，在此不赘。
在河北保定的东汉浮阳侯孙程墓中，墓道壁画中绘有一件卷沿陶盆。陶盆被放置在方形几架上，内插六枝相同的小红花。可推断这是插花供饰，那么，卷沿陶盆可视作最早的插花器之一。另外，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树木陶盆，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花树绿釉陶盆，均可作为佐证。四川新津出土的东汉画像残石上的《仙人六博图》中有水盂、水勺和树型百花灯供饰，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所藏广西贵县罗泊
湾汉墓出土的扶桑树型铜灯相似，铜灯主干插在一铜瓶内。马大勇认为，这些灯的造型“可远溯三星堆青铜神树”，是“将树枝插入瓶内的早期插花形态”。另外，《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古俑篇》收录了一幅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出土的《西汉六博俑图》，图中有花瓶陈饰。东汉时竺大力、康孟祥所译《修行本起经》记载，“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内外相见。”这里说的是用瓶盛花供佛。上述历史资料表明，汉代插花器有陶盆、陶瓶等。
（二）插花器的历史流变
先秦时期有筐、笛等插花器，汉代有陶盆、花瓶等插花器，到西晋时期，佛像中出现了单独瓶花的供养形式。美国福格美术馆藏有一尊十六国时代铜鎏金燃肩佛坐像（据传出土于河北石家庄），该坐像的台座上有瓶花图像。任志录在《中国花瓶的早期形式——以石刻图像为中心》中提出，这是中国最早的瓶花例证之一，且图像中的罐状花瓶（印度式花瓶）式样，或可判断为受到了公元前2世纪印度的佛教瓶花供养习俗的影响。《南史》卷44《晋安王子懋传》记载：“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这是关于水养插花容器的最早文字记载。王传龙认为，“瓶花供佛主要看重的是信徒的虔诚之心，以及由因果循环所带来的功德利益，它本身是一种宗教仪式，而非一种纯粹的艺术追求”，“释道献花，或可称作插花艺术诞生的先导”。但是，南朝确实有用铜罂盛水，渍莲花之茎的事迹，因此将铜罂视为插花器具是无可厚非的。北周诗
人庾信的《杏花》日：“春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金盘”就是精美的铜盘，将折枝杏花摊放或插置在盘中，在宴会中作为装饰供宾客欣赏，这无疑是原始的“盛花”。从铜罂、铜盘的记载来看，插花器的型、质有了发展和变化。
唐代出现了专门插花的壁瓶的雏形，陈明良在《瓶壁生辉——中国历代壁瓶鉴赏》中进行了研究：“壁瓶缘起，有万历说、宣德说、南宋说，从现存资料条件看，唐代是目前所能见到明确实物雏形佐证的最早上限。”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中绘有宫女及太监手捧春盘插花供奉的情景。欧阳詹作《春盘赋》。罗虬的《花九锡》提出：“重顶幄（障风）、金错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咏）。”可见，插花器有了“春盘”“玉缸”等记载。
五代时期，花器制造技术进一步改良，人们发明了插花专用器皿“占景盘”。陶谷在《清异录·器物》中描述说：“郭江州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可留十余日不衰。”这种占景盘不仅可使花材易于造型，而且可以延长花材寿命。此外，《清异录》还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棋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日‘锦洞天’。”这是筒式插花的起源，也说明“吊花”“挂花”（梁栋用吊，窗壁用挂）已被发明。
隋唐时的花朝节到了北宋被称为扑蝶节，后又改为壶碟会。一到花期，宫内所有贵重的花器如碾玉瓶
、水晶瓶、铜壶、名贵官窑瓷器等全部被提出，安排在各殿堂供插花展览之用，梁栋窗壁则吊挂湘筒、花觚等华美的花器，贮插各类花式，非常壮观。当时的壶碟会间接带动了宋代铜瓷花器鉴赏的风气，对插花器的应用有相当大的贡献。
简单归纳，中国插花器的历史流变是从篮到盆（瓶），由缸到筒，种类越来越丰富。
任志录在《中国花瓶的早期形式——以石刻图像为中心》中论述：早期菩萨身畔瓶花的图像成为北宋以后水月观音、杨柳观音和高士图中瓶花的雅致范式，由此引发了北宋专赏瓶花之风，继而导致元明清专赏瓶花大量出现。中国插花历史在宋元明清经历了全盛、沉滞、衰微的发展过程，留下的插花器具不计其数。到底有哪些类型和质地的金屋精舍，不妨到中华插花历史的长河中爬梳剔抉一番。
三、传统插花器型
在插花学中，插花类型通常从器具分类着手。结合各种插花器出现的历史时代，对插花器类型钩抉幽隐，雕绘众形。
（一）篮花器
先秦时期的筐、笛原是指用竹或芦苇编的长方形（或方形）、圆形盛饭器。筐、笛也可盛花草，作为花器使用。在佛教故事《天女散花》、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中，天女和蓝采和都手持花篮作为宝器。历代名画有很多以花篮为主题。北宋赵昌绘《花篮图》;南宋李嵩绘《花篮图》，存世三幅;宋末元初，钱选作《花篮图》;明代《萝轩变古笺谱》之“筠篮”卷中包含了很多花篮图案。清代苏州桃花坞版画家丁应宗的《四季花篮图》、黄慎的《捧花老人图》、邹一桂的《篮花》、慈禧太后的《富贵平安》等图中都有不同款式的花篮插花。
篮花器，指用竹、藤、柳、草、麻、尼龙、象牙、金属丝、瓷等材料通过编织等技术制作而成的篮形花器，属中国传统花器之一。篮花器有圆有方也有异形，有盖或提梁，如元宝篮、花边篮、提篮等。这类花器在篮的原型上有许多改良，根据形状，篮花器的器型有花箱、花斗、花车、花笛、花笼、花筐、花篓、花箩、花篼、花笸、花笠等。这些器物一般用竹篾、木条或柳条等编织而成，用于盛物、罩物或晾晒东西，也可用于插花。筐一般为方形，有盖则为箱;笛是盛物的圆形竹筐;笼为盛物器或罩物器;篓为圆形器;箩，底方上圆;篼，一般背在背上运送东西;笸，盛物器，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斗为方锥形盛物器，口大底小。另外，日本有关书籍中不乏用花笠（阵笠）插花的例子。
历代古诗中均有关于筠篮的记载。北宋苏轼《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诗日：“筠篮撷翠爪甲香，素绠分
碧银瓶冻。”南宋杨万里也有诗《晓过丹阳县五首》，其四日：“小兒不耐初长日，自织筠篮胜打闲。”清代黄鷟来《题毛暗斋采芝图》日：“筠篮得仙种，五何斒斓。”黄遵宪《己亥续怀人诗》言：“记曾元子坊边遇，手挈筠篮贯柳鱼。”“筠”指质美之竹，“筠篮”，即精美的竹篮。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