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忆粮食部请查“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十年浩劫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部是这场劫难的重灾区。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制造了一个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下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的“五一六”阴谋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冤、假、错案。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10级)、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10级)被打成“黑顾问”。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12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12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七人被打成“黑参谋”。我(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被打“集团”第五号人物。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连在游行集会人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灾难起因
 
  1967年9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樊省轩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9月20日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当天两派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两派组织议定，各选派6人组成大联委执行机构服务组。朱、廖是4个服务组召集人(每派两人)中的两个。我是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在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派性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樊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展到支一派、压一派。我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我们只得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结果，多数转回到他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我们，通过众的口说我们写了八封信，告军代表的状，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我们检讨。我们拒作检讨。这使军代表感到背后有人支持，认为阶级斗争复杂、敌人隐藏很深。
白宝山 周克华  1969年8月，国务院决定粮食部和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先合署办公。9月，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军代表翟梦僧率领700余人到河北省固安县永定河畔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运动的重心移到那里。我是到干校的一员。1970年1月，樊得知要开展清查“五一六”的活动，“五一六”的攻击矛头之一就是解放军，反对军代表还不是“五一六”活动吗?1月18日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传达的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
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林彪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均未说明出处)樊省轩在会上声称：“‘五―六’的魔爪伸向了粮食部，朱相远、殷嵩义有问题，给他们办学习班”，要他们交代，将他们隔离审查。殷是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安陆所的技术员。他也是部大联委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1966年“”初起时，部党组决定粮科院在京外的五个研究所人员进京参加运动，朱、殷遂来到北京。1968年2月，军代表说国务院指示，五个所回原地“抓革命i促生产”，朱、殷跟所里人员一起回到原地。樊发动清查时，又把朱、殷揪回北京。动员大会以后，樊省轩到固安五七干校坐镇指挥清查。2月5日决定给我办“学习班”，隔离审查。
 
  生不如死
 
  审查我的专案组有5个人，组长是原市镇供应司的办事员(粮食部大批人员下放时，原司局建制撤销，仿军队建制设连、班，这个人时任一个连的副指导员)。见面坐定以后，他领读和林彪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语录，然后宣布纪律：不许随便走出房间，去厕所要请假，经允许后，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买饭，由“学
习班”的人代办；不许和外界联系。为了保证安全，要我解下腰带、鞋带，交出刮脸刀。搜走了我所带的东西，片纸未留。与此同时，派人到我妻子单位，要那里出人到我家里搜查。3月13日，组长领读完和林彪关于清查的语录后说：“军代表把问题的底和政策的底交给你：交代你的‘五一六’关系，交代的彻底，可以回到众中去。”我一再申明忠于党、忠于，和“五一六”没有关系。专案组说我不老实，开始体罚，要我到像前低头弯腰，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不准直腰。5月下旬的一天，组长拿了几页纸，让我看第一页第一行，是“认罪书”几个字。又让我看末尾，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几个字。我如入五里雾中。这是军代表眼中粮食部“集团”的重要人物的字迹。我表示：我不知道他是“五一六”，我和他没有“五一六”关系。我不是“五一六”。组长说我冥顽不灵，“再不交代就要给你改善待遇了!”6月上旬，我被转移到离生活区200米以外的一所房子里。房内有两间屋。我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户用木板钉死。糊得严严的。与大屋相隔的隔壁上有一块玻璃，二尺见方，也从外边糊死。靠下方留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活动纸片，用手掀开，便可看到屋内的一切。这是个?t望孔。室内放一痰盂，供大小便用。一天给一暖瓶热水，供饮用、洗脸、漱口。每天拂晓，准我出屋一次，倒屎尿，接一脸盆凉水。专案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来当天，组长就来了个下马威，抡开膀臂，一连打我五六十个耳光，问：“厉害不厉害?”“不交代有你好受的!”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除组长动手外，还有一个组员帮打(以下称“帮手”)。除拳打脚踢外，还用木棍子、木板子、门上的弹簧弓子、捅炉子的铁钩子打。除他们两人打以外，隔几天还从连里四五个人来。打
两三个小时后扬长而去。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室内没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后冻成冰棒。这样的冷天，把我的棉衣裤扒下来，剩下贴身衣服打。把我的胯部以下至脚踝，打得由青变紫、变黑，像焦炭一样，两个多月没法迈步，走路得慢慢蹭。组长用铁炉钩子打我的手，打一下问一句：“说不说?”打得手指手背青肿，无法握拳，拿不住东西。最不能容忍的是骂：骂爹、骂妈，骂爷爷、骂奶奶，骂祖宗，骂八辈祖宗!头发长了，不准理发；胡子长了，不准刮脸。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我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没有人样，生不如死。我多次想死，但死了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妻子、孩子是反革命家属，我死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