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寿衡其人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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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寻根》2022年第03期
        方寿衡，字丹石、箪石，号鞠裳、佩南、同甫，系桐城桂林方氏曲庐支系第二十一世，其远祖为明代桐城著名学者、东林党领袖方学渐第三子方大钦，方大钦与长兄方大镇、次兄方大铉俱为一时名儒。
        方寿衡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民国20年（1931年）。方氏本世居桐城县城，方寿衡祖父方葆馨因避太平军乱，举家迁至河南，方葆馨曾任河南陕州书院山长，故方寿衡少年时代长于河南，成年后曾在河南南阳等地做幕僚或坐馆，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才返回安徽故乡，其后往来于桐城与安徽省垣安庆之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广东信宜一带做幕僚，后返安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选为优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客居北京，任京师法政学堂中国文学科教员，后返回安徽。
        武昌起义后，1911年下半年，方寿衡响应邓艺孙（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五世孙）的召唤，加入在安庆成立的安徽省都督府教育司，任专门科法文学课干事，后在桐城、安庆两地居住往来。民国4年（1915年），方寿衡前往北京，追随大名道尹兼直隶河务局局长、桐城人姚联奎在河南濮阳一带治理黄河。大约民国6年（1917年），方寿衡任教于位于安庆龙门口的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教授古文。民国11年（1922年）至民国12年（1923年）又前往天津姚联奎幕府，民国13年（1924年）至民国14年（1925年）客居南京、上海。1925年返回安徽，先后来到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桐城中学任教。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长子方
侃、次子方，也先后在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桐城中学任教，当时父子三人共同任教于一所学校，一时间在安庆、桐城传为美谈。民国20年（1931年）四月，方寿衡去世，享年75岁。
        方寿衡去世后，其长子方侃（字林辰）将其父的遗文遗诗加以整理，编辑成《曲庐遗文》《曲庐遗诗》，民国30年（1941年）油印行世，然而存量稀少，现安徽省图书馆和桐城市图书馆各藏有一部。
        书法：丹翁真似石，篆古见锋芒
        方寿衡是清末民初安徽著名书法家，他精通篆书、隶书、楷书、魏碑、草书诸书体。
        桐城中学的校园里有依据方寿衡书法镌刻的篆书铭刻石柱。1925年，时任桐城中学校长的孙闻园率领教师募集资金，选择场地，设计图纸，筹建公园。公园建成后，他们又刻石为柱，柱为方形麻条石，高4.32米，边宽0.34米，顶部为锥形，底部有方形台基。石柱四面题刻文字，文字即为方寿衡和另一位桐城宿儒方守敦二人所書。其中，石柱南北两面篆体为方寿衡原创题字，文曰：“为梁为柱罔不宜，志重远者，不师汝而师谁？乙丑九月方寿衡铭此十有七字。”正文部分字体采用铁线篆，笔力苍劲，结体圆润，落款的楷体之中蕴含魏碑的意蕴，庄重静谧，很符合作为师长的方寿衡对学生“为梁为柱”的期许口吻。方寿衡能为地方重要场所书铭，足见其在当地文教界的影响力。
        方寿衡的篆书在1930年上海出版的书画杂志《联益之友美术旬刊》（总第146期）的“本刊征求书画第七十九”栏目亦有刊登，内容为：“亚箬其华，为所游优，矢弓孔庶，滔滔是炽，不具盱来，其写天始，古我来。”这是方寿衡对石鼓文的节临，古拙苍茫，颇具秀美之气。
        桐城博物馆亦藏有方寿衡所书扇面一幅，所书内容是五言古体诗二首，两诗分别是《濮阳民居多浸于水……戏用五言纪之》《君邮和贺字韵诗迭韵谢之》，均收录于《曲庐遗诗》中：
        河上得新庐，见者拱手贺。
        相语声渐低，惟恐壁惊破。
        客去仍有俦，正襟各端坐。
        淅沥四面起，道是霰飞过。
        助以东北风，敲遍竹万个。
        开户急视之，中天月正大。
        我得古锦囊，却不学李贺。
李方丁
        但贮自作诗，黄鹤思椎破。
        世有枚马俦，愿尽延之坐。
        却此尺幅间，无异高轩过。
        圭壁价连城，屠沽没一个。
        君唾九天，牛腰渐渐大。
        从上款“盘君嘱录于此”等字我们可知，扇面是方寿衡写与桐城文化名人方守敦的，书法是行草，运笔率真洒脱，如风行水上，通览整篇字字刚劲如铁，彼此抑扬顿挫、相得益彰。
        安庆懒悟艺术馆还收藏有方寿衡的一幅草书集唐诗对联：“须知通塞寻常事，不怕山河顿整难。”钤印“方寿衡印”“丹石文字”。此联是丙辰年（1916年）写给大名道尹兼直隶河务局局长、桐城人姚联奎（字星五）的，正是对姚联奎为官一方、整治河防的赞美与期许，联中有清刚之气，墨涩古劲，内糅章草笔法，落款是两行行楷，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可见方寿衡书法功力之深厚与风格之多变。
        2019年冬，笔者发现方寿衡写给姚联奎的碑体书法四条屏。根据该四条屏的内容，笔者判断它们分别
是节临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刘宋《爨龙颜碑》、北魏《鞠彦云墓志》、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北魏《郑文公碑》四种著名的碑体书法的，其中《中岳嵩高灵庙碑》是选临，其他三本均是节临连续句子，和原碑拓一样，方寿衡的这四条屏碑体文字质朴刚劲、古趣盎然。此四条屏尺寸不详，目前为某私人收藏，上钤印五方：“丹石文字”“方寿衡印”“寿衡长寿”“方氏中一”“凤仪坊下主”。
        上述书法（铭刻）是笔者目前寓目的方寿衡的书法作品，篆书、石鼓文、楷书、魏碑、行书、草书诸体具备，且件件都可谓精品。
        比方寿衡稍晚一辈的安徽博物院文博专家、清代桐城派学者姚莹之孙、桐城派教育家姚永概之子姚翁望曾有诗盛赞方寿衡：“丹翁真似石，篆古见锋芒。陋巷甘瓢饮，蜗居守此藏。”姚翁望不仅从专业的学术角度称许方寿衡书法高古刚劲，而且钦佩方寿衡甘于淡泊、志节不移，有颜回再世的风神。
        除了书法创作实践，在《曲庐遗文》和《曲庐遗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方寿衡撰写的《江云卿篆“俭助廉”横额跋尾》《跋姚先生惜抱隐仙庵诗幅后》《跋族祖息翁先生手批苏诗》《为韩伯韦跋〈刁遵墓志〉》等文章和《赠王紫瑛》《王紫瑛刻石，神味隽永，得钱以养亲，皆人所难能者也》《题姚熙伯遂园图册并柬金子善》等诗歌，这些诗文都是记录自己为他人书画作品的题跋，从中我们亦可窥探方寿衡的一些书法见解与思想。
        方寿衡在《为韩伯韦跋〈刁遵墓志〉》一文中批评当时对书法审美存在的不良倾向：“因念近人作字，颇趋于魏齐一然。不过喜其恣横怪诞而已，茂密隽丽之旨鲜得窥见，乱象之诟由此以兴。”如他在古体诗《题姚熙伯遂园图册并柬金子善》中就感慨“意在笔先”的重要：“始知图之营造在笔先，一经落纸足千年！图之营造与时游，宫移羽换任指传！”又如他在古体诗《题姚熙伯所藏何子贞编修手帧》中盛赞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书法，推崇其“字如其人”的合理：“开缄展卷一示我，嶙峋波折森戈矛。断缣尺纸皆可贵，何必寻丈之幅，始足比琳球！我因子十字，怀想生平猷。点画尚如此，风节必更遒。”又如他为次子方的画作题《丙寅初冬老箪题儿画》绝句，得秋菊飒爽之态：“艺菊无花笔有花，秋容老丑势桠杈。霜风凌逼无人觉，乱洒黄斗晚霞。”类似的见解，不一而足。
        文章：敢道文章似马周，年年蓬转
        苦难收
        《曲庐遗文》由前集、后集、附录三部分组成，现存51篇。前集分为论著（4篇）、序跋（7篇）、赠序（2篇）、书牍（3篇）、书札（16篇）、碑志（3篇）、祭文（1篇）、传状（4篇）等八类;后集为方寿衡代他人之作，计为9篇，均为序文;附录有《学略》《质学》两篇。
        方寿衡的论著类、书信类文章，多是针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制度、礼仪、时事而阐发议论的，表现了他这样一位深受桐城桂林方氏“经世致用”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见解和道德良知。
        光绪十五年腊月（1890年2月），他向光绪帝师翁同上书，写成《上翁淑平大司农书》，文章针对“方今天下事，势虽若安然而强邻窥于户帑，藏匿于中，灾见于频年，愁苦遍于草野”的现实，提出“宏圣学、开言路、蓄人才”的建议。翁同在《翁同日记》中亦记载此事，他赞赏方寿衡上书一事，“此非蹇浅者所能也”，自己“当识其人”。
        民国初立，方寿衡就对尊孔与废孔的问题发表见解，先后撰写了《祀天配孔议》《论求为人之道非读孔子之书不可》等文章。方寿衡的思想是尊孔的，他在《论求为人之道非读孔子之书不可》一文中说：“生于今日而欲自成其为人也，惟有守孔子之道而已;欲使人人皆不失为人也，亦惟有守孔子之道而已。”民国2年（1913年），他写出了《祀天配孔议》，建议当局“定孔教为国教，以经籍为作人之根本，……则笃信孔子之言者日以众，率循孔子之道者日以真，不惟人才勃兴，国势必坚定，即郅隆之治未始不可遇之也”！《祀天配孔议》引起国务院的重视，被记录在中华民国政府国务院批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