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与中国⽂化
  四书五经指的是什么?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载体，更是中国历史⽂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泛、深刻，她在世界⽂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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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与中国⽂化
  四书——《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学》、《中庸》、《论语》、《孟⼦》这四部著作的总称。
  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物曾参、⼦思、孔⼦、孟⼦，所以称为《四⼦书》(也称《四⼦》)，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学》、《论语》、《孟⼦》、《中庸》汇集到⼀起，作为⼀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学者认为“先读《⼤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六经》之阶梯”(《朱⼦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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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五经”是中国上古⽂化传统的总汇，这是⽐较准确的答案。“四书”呢?它从北宋时代开始，到南宋时期，才渐渐盛⾏，取代“五经”⽂化的地位。它是专属于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且被宋儒理学家朱熹所作的“章句”注解所垄断的儒学，并不⾜以概括中国⽂化的⼤全。
  五经，就是《周易》、《尚书》、《礼记》、《诗经》，以及孔⼦所作的《春秋》。⽽演绎阐释《春秋》内容的，有《左传》、《公⽺》、《⾕梁》等“三传”。《春秋》⼀书是孔⼦在春秋后期，即公元前四⼋○年间的绝笔之作。
  这个时期，在西⽅的历史上，正当罗马改⾏共和政治，开始才有信史可征。斯巴达组织伯罗奔尼撤联盟。印度难陀王朝兴起，佛教徒第⼀次⼤结集佛经。波斯先后连续三四次远征希腊。雅典取代斯巴达为希腊霸主。西⽅所谓史学之祖希罗多德(公元前四⼋四年⾄前四⼆四年)⼭⽣。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年⾄前三九九年)出⽣。这个时期，也正是希腊⽂化在西⽅兴盛的时期。
  ⼤家都知道孔⼦晚年，极⼀⽣的精⼒，“删诗书、订礼乐”⽽⾃著《春秋》。他是以极度客观的⾓度，把中国上古的历史⽂化，裁定从有⽂书资料信史可征的唐尧(甲⾠年)登位时期开始，也就是公元前⼆三五七年。他避开中国远古史的时代，即从神农到黄帝(轩辕)之间的史迹(即公元前三○○○年以前，与埃及⾦字塔王朝，以及巴⽐伦建国同期，这是东西⽅开始⼈⽂⽂化发展的初期)。他以“多闻阙疑”的态度，“存⽽不论”。因此，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不好明说要补孔⼦“删书”的不⾜，便在《帝王本纪》上，⾸先提出—篇《五帝本纪》，历述唐尧为黄帝之后，追溯上推中国⽂化的年代。到了南宋孝宗时代，学者罗泌⼜另著《路史》⼀书，采⽤道家等遗书的说法，再上溯⾼推旧史所称“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章华丽⽽亦富于考证，⾔之成理，书名《路史》，意思是说这是中国历史⽂化的“⼤史”之意。从他的著作宗旨看来，也是深惜孔⼦“删书”断⾃唐尧，忽略远古史的传统。等于现代有⼈将中国
的历史年代，由黄帝纪元开始，到今年(公元⼀九九七)为⽌，共计有四千七百三⼗⼀年的意义相似。不过，我们只是顺便⼀提，不是要讲中国远古和上古⽂化史的专题，到此为⽌就可以了。
  总之，孔⼦的删订“六经”，是把唐尧、虞舜以来，直到周朝开国以后的⽂化⽂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所整理过的中国上古⽂化，汇为总类付予后来的⼈们，做为先民遗留给后代“承先启后”的⽆价资产。当时对学者称为“儒⼠”或“儒⽣”，并⾮如汉代以后的儒家，是专指治孔孟之学才称“儒者”的。
  到了秦始皇灭掉六国诸侯以后，改变了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政体，统⼀中国，划分郡县，开始创制学者的专职官称叫“博⼠”，但并不限于专学“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的范围才叫“博⼠”。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三、⼆⼀⼆(戊⼦、⼰丑)年之间的焚书坑儒，也并没有明令坑掉了“博⼠”。所坑的⼤都是“处⼠横议”的⾮“博⼠员”的儒⽣。
  五经博⼠的开始
  后来到了西汉初期汉武帝刘彻(建元⼄巳的时代，公元前⼀三六年)，设置“五经博⼠”，才是以专治儒学为主的开始。那时，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期，已过了⼀百三⼗多年的时间了。当然，在这⼀百多年以前，由汉⽂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在政治作为上的主要⽂化思想，是以道家“黄(帝)⽼(⼦)”之学为主导，但也并⾮完全不重视儒、法等各家的学说。⽂景时代，认为
⾃秦汉以前，以及楚汉争战的长期战乱，社会⼈民，残破痛苦不堪，⼈们所需要的，便是“休养⽣息”，使全民得到“安居乐业”，重新建⽴社会⼈民的秩序，所以省事节约为主要。
  可是传到汉武帝的时代，却是重视以董仲舒为主的儒家学说。实际上董仲舒的儒学，已掺杂⽤阴阳家的思想以治《春秋》，从此便形成了两汉以后谶纬符(预⾔)之学的风⽓，影响中国⽂化的迷茫⾊彩很⼤，直到现在不衰。如果说纯粹以“五经”等为主的汉儒的汉学，实在是由汉元帝刘奭时代(公元前四⼋年)开始，才特别重视儒家。因此，使汉代的儒者，注重对经学的训诂考订的学问，延续到东汉之间，约两百多年之久。古⼈讥谓“青春作赋，皓⾸穷经”的读书⼈，都毕⽣埋⾸在“经义”和⽂字学的故纸堆中。
  在这个时期的变动，在史学上叫做“前汉”和“后汉”，也有惯称为“西汉”与“东汉”的，它的界别，就是从王莽篡位，改朝换代，⾃称为“新朝”的阶段，正当公元纪元开始的第⼋年底，也就是耶稣出⽣⼗⼆年间的⼤事。但使汉室重光，称为“东汉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他也是从⼩习读《诗经》出⾝的农民学者。因为他的影响，使东汉以后的⽂章和学术风⽓，与西汉⽐较，便各有不同的风格。古⼈评论说：“西汉重功名，希世取宠，不尚清操。东汉重名节，取义成仁，⾄死不顾。”
  ⽞学和⽞谈的时代
  两汉的经学，长期困守在训诂考证的沉闷风⽓的范围，所以⼀到汉末魏晋时期，便由何晏、王弼等
青年后进学者开始，认为儒家的“六经”都是糟粕。他们只从事清谈，注重“三⽞”之学的探讨，⽂化和政治同步解放思想。所谓“三⽞”之学，便是从《⽼⼦》、《庄⼦》、《周易》这三部书中探讨⼈⽣和宇宙的哲学思想。因此形成魏晋以来的⽂⼈政府中的门阀⼦弟，和⼀般读书的知识分⼦，都倾向于逍遥解脱，不拘形迹⽽风流潇洒的作风。这等于是⼗⼋世纪以来，西⽅所说的“⾃由”思想和“浪漫”的情态，在上流社会的阶层中，尤其散漫放诞。跟着便是东晋南渡以后，历史的年代，转⼊了南北朝的阶段，佛学正好在这个时期，如云如⾬⼀般地倾注东来，弥漫于朝野上下各阶层社会。这—个历史历程，经过四百多年之久(即公元⼆○○年间开始，到六⼆○年之间)，是中国⽂化思想探究宇宙和⼈⽣的哲学辉煌时代，但从政治和社会⽴场来看，也是最衰败堕落的时代。
  唐代⽂艺辉煌的风朗
  到了李世民⽗⼦开国，建⽴唐朝的政权以后，才有转变。但在这个历史⽂化的时期中，所谓⾃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学，已经“此调不弹(谈)久矣”，还没有特别重视《⼤学》、《中庸》等“四书”的风⽓。可是不要忘了，“五经”等学问，仍然还是中国民间和政府⼈⼠基本的⽂化思想，个过并不像汉儒和宋儒那样特别注重⽽已。唐太宗曾授命园⼦祭酒(等于现代唯⼀国⽴的⼤学校长)孔颖达，撰著《五经正义》，后世称为“五经注疏”的便是此书。
  在这阶段中，有关西⽅欧洲⽂化的情形呢?他从第五世纪罗马帝国⽡解开始，到第⼗世纪阶段，新国
迭相兴起，战争不⽌，⼈民⽣活困苦，⽂化低落，正处于西⽅历史学家所谓的“⿊暗时期”。所以东⽅唐⼈的声威，在那个时候，就较为有声有⾊，⿍盛⼀时了。
  现代⼈所谓的西北丝绸之路，和南海⼴东的丝绸之路，以及⽇本、朝鲜、琉球等地，派⼈列长安留学的唐风，吹遍了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中唐时代，中国经济、贸易重镇的扬州，更是不可⼀世，古⼈所谓“腰缠⼗万贯，骑鹤上场州”，便是唐风的炫耀，⽐起⼆⼗世纪末期的⾹港，更加芬芳有致。
  任何⼀代的⽂化，都离不开“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事关系。唐代的⽂化，⾸先不能不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略，以及他在⽂治、武功上的天才成就。但绝对不可⽤《⼤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修⾝、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条⽬来做深⼊的要求；同时，也不可只以《贞观政要》⼀书⽽以偏概全，掩盖了对历史伟⼈的是⾮评价。如从他的⾝世背景，和他天⽣禀赋的资质来看，他先天具有权门⼦弟的家世习性，同时⼜兼有绿林豪侠的资质。再从另⼀⾯深⼊来讲，他有齐桓公(公⼦⼩⽩)的坏习⽓，同时也有曹孟德(操)的⽂学才思。既有汉武帝(刘彻)相似的雄才，但⼜有汉光武(刘秀)类同的浑厚。因此，⽽使初唐开国在历史上的光辉，⼏乎有超过汉代的功绩。尤其当他还在做秦王的少年阶段，在他幕府中的得⼒助⼿“智囊团”中，如刘静、虞世南、杜如晦、房⽞龄等才俊之⼠，都是当时⼀代的杰出之选。起义以后，⽤的将帅⼈才，⼤部分都是在乱世从绿林中磨炼出来的英雄好汉，⽽且开始还多半是他的敌对⼈物，如徐世勣、程咬⾦、李靖，当然还包括了魏征。苏打绿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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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因为他⽣来接受了隋朝⾸先统⼀了⼆百年来南北朝的政制和⽂风的薰陶，他在⽂学上的成就，也⼤有过⼈之处。例如我们⼤家所最欣赏的唐代的诗和⽂章，乃⾄中国的书法，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此中⾼⼿，因此⽽造成了划时代的风⽓。他的诗，⾃从虞世南死后，便很少写作，他说已经没有知⼰了。他的字，极⼒学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临死还要将它带进棺材⾥去。我平常总喜欢对⼈说，要学唐⼈书法，先要读看唐太宗所写的《晋祠铭并序》然后再读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裴休等的法帖，便可稍能有会于⼼了。现在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讨论唐太宗⼀⽣的是⾮得失，须急转直下略说唐代的⽂化思想和儒家的关键所在。
  儒佛道禅与唐代⽂化
  唐朝开国之初，还在李渊称兵起义的时候，⾸先提出改⾰⾃南朝五代以来的⽂学风⽓，不许再⽤华丽词章来写政府公⽂。然后到了李世民登基以后，贞观⼗⼀年，规定以同宗祖先李⽼君(⽼⼦)为教主的道教位列先班(上朝的礼仪次序)，佛教序列第⼆，但并没有什么儒教或儒学在后的意思。因为朝廷政府的全体⾂⼯，都是从读儒书出⾝的儒⽣。虽然后来建⽴了以考试取⼠的考试制度，但根本没有要考“四书章句”出⾝，作⼋股⽂章的进⼠。到贞观⼆⼗三年唐太宗死后，由太⼦李治即位为唐⾼宗，才复以周公为先圣，孔⼦为先师，⽤以尊重儒学。
  唐初在宗教信仰⽅⾯，也⾮常⾃由，不但⼤量修建佛寺，⽽且准许在长安建⽴了⼤秦寺，以及基督
教另⼀派的景教。后来⼜有由波斯传⼊的祅教(拜⽕教)和摩尼教等寺庙，⼀切都让⼈民信仰⾃由不加⼲涉。唐太宗贞观四年，即公元六三○年，也正
当伊斯兰教创始⼈穆罕默x征服了麦加，称霸于阿拉伯的同时。到了贞观⼗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正当⽞奘法师由印度取经回国，便要他在新建的宏福寺开始译经，并派宰相房⽞龄主管其事。⽞奘法师不但对佛学有渊深精致的造诣，⽽且⼜兼通儒道等世俗学问。他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也把中国的《⽼⼦》(道德经)译成梵⽂，反馈印度，可惜后世失传，这对于古代沟通东西⽂化的历史作⽤来说，实在是⼀⼤损失!
  ⾄于唐太宗本⼈，因受奘师学识修养的感召，⼀向倾⼼佛理，同时，⼜希望⽞奘法师还俗，做他的宰辅，但都被奘师婉转辞谢，只好亲⾃动笔。为⽞奘法师所译的佛经，做了⼀篇《⼤唐三藏圣教序》的宏⽂，的确是唐⽂中的翘楚，果然不同凡响。因此⽽使初唐的中国佛教和佛学，盛极⼀时，朝野上下，普遍流⾏。所谓中国佛教特⾊的“⼗宗”，便从初唐开始，声光普耀，远及东亚，如⽇本、朝鲜等各地。尤其是从南朝梁武帝时代就由印度东来的达摩祖师所传佛法⼼宗的禅宗，这时渐渐普及流传各个阶层社会，甚⾄还转⽽反馈了印度后期佛教新兴的秘密宗乘，和密乘的持明〔真⾔咒语〕、曼陀罗(总持坛场)、愿⾏等相结合。到了唐⽞宗李隆基开元四年(公元七⼀六年)，⼜有由印度东来，专传密宗的善⽆畏、⾦刚智、不空三藏等⼈，世称“开元三⼤⼠”，⼤弘密宗的修为法门。中国佛教的“⼗宗”佛法，由此更加盛⾏于东⽅各地的国⼟。例如鉴真法师受⽇本的邀请⽽东渡弘法，⽇本的空海法师⼊唐
求学等等事迹，都是唐代⽂化和宗教史，和中⽇⽂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事。
  总之，由唐朝开国以后，经唐太宗、⾼宗⽗⼦，以及武则天的三朝七⼋⼗年之间，佛教和道教乃⾄禅宗的⾃由发展，使儒、佛、道三教汇成为中国⽂化的三⼤主流形势，便在这个时期中确定了地位。尤其禅宗以“不⽴⽂字”、“即⼼即佛”、“⼼佛众⽣，三元差别”、“⾮⼼⾮物”等的教法，普及于朝野上下，⽽且在下层民间的僧俗社会⾥，更所欢喜信受。所谓“南宗尚许通⽅便(由禅宗六祖⼴东慧能⼤师开始称南宗)，何事⼼中更念经。好去⽐丘(和尚)云⽔畔，何⼭松⽵不青青”。我们只要翻开初唐以后的名⼈诗⽂集来看，所有诗词的名著，⼏乎⼗之⼋九，都离不开和禅与道息息相关的⼤作，如李⽩、杜甫、王维、孟浩然、⽩居易、杜牧、柳宗元、刘禹锡等等，实在不胜枚举。
  百丈禅师与吕纯阳的深远影响
  在唐⽞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当封杨⽟环为贵记以后(约在公元七五○年之间，中国所发明的造纸⽅法，使开始传⼊欧洲)，禅宗的⼤师马祖(道⼀)禅师，和他的弟⼦百丈(怀海)禅师，便在江西开创中国佛教特⾊的“丛林制度”，不顾原始佛教不事⽣产的戒律，提倡以集体修⾏、集体耕作、⽣活平等、劳逸平均的原则，制定了“百丈清规”以替代原始戒律⽽适合时地相宜的信守。⽽且百丈禅师，年过九⼗，还以⾝作则，天天领众劳作，留有“⼀⽇不作，⼀⽇不⾷”的风范。当时百丈、马祖师徒的作风，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众，骂为“破戒⽐丘”。可是从此以后，禅门丛林风规便⼤⾏其道，⼤多数的佛教僧众寺院，都
成山轮胎以“丛林”相标榜，⽽额称为“禅寺”或“禅林”的，甚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地上⽣根⽴脚，并且为后世历代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形⽆形地做了许多功德。因为“丛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鳏、寡、孤、独，⽼⽆所归，幼⽆所养，贫⽆所依”的⼈们。可以说百丈师徒是中国宗教⾰命的先驱。我在三四⼗年以前，便有⼀本讨论中国特殊社会“丛林制度”的⼩书，可做参考。在这个时期，欧洲⽅⾯的西⽅⽂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权威进到颠峰的时期。
  不过讲到佛教的宗教⾰命，在这⾥，顺便提出晚唐懿宗咸通的时代，约当公元⼋六○年之间，道教出了⼀位特殊⼈物，他便是相传在邯郸旅邸中，“梦醒黄粱”，不求功名⽽去修道的吕嵒(字洞宾，“嵒”⼀作“岩”)，号称“吕纯阳”的道⼟。他是融会儒、佛、道三教的神仙，也可以说他是从东汉魏伯阳、晋朝葛洪(抱朴⼦)、梁朝陶弘景以后道教的宗教⾰命者。从他开始，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上，提起道教，⼤家都会知道吕纯阳。但很少有⼈知道魏伯阳、葛洪、陶弘景等⼈了。
  《原道》与《复性书》的出现
  由于禅与道在初唐、中唐两三百年之间的风头太健，太过煊赫，所以到了唐宪宗李纯的时代，也就是吐蕃求和，欧洲法国的查理⼤帝死去，由⼉⼦路易即位的时期公元⼋⼀○年前后，名儒韩愈(昌黎)倡导古⽂艺的复兴，重视从事⽂学改⾰，⽽且不⽢坐视唐室宫廷迷信佛教的作风，为了《谏迎佛⾻表》这⼀道表章，就被贬到潮州去做刺史。他同时感慨道佛两家的⽂化太过流⾏，特别提出中国传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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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统，应该是以儒家为主，因此奋笔作了⼀篇《原道》的⼤⽂章，说明真正⼤道的道统，是以“尧、舜、禹、汤、⽂、武、周公、孔⼦、孟⼦”的⼀线传承.这才是真正的⼈伦⼤道。他并且特别提出《⼤学》的“明明
德”到“先诚其意”的⼀段，批驳道佛两家的出家修道，是对⽗母国家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但他在引⽤原⽂中，也没有指明这是曾⼦所著的《⼤学》上的话，只说“传⽈”两字，也不说“礼云”。其实，《⼤学》是在《礼记》中的⼀篇，⽽韩愈却不提起它的来源，只说是儒家传统的说法，但引来作为证明的说辞⽽已。
  韩愈被贬到潮州以后，⼼有不安，⼜向禅宗的⼤颠禅师问道，略有⼼得，这在禅门中的实录，另有传记。不过，他问不问禅，并不重要。只可惜他的—篇《原道》⼤论，批驳道佛的见解，并不⾼明，实在还是外⾏。如果说是⼀篇批评道⼠、和尚们不可随便出家的⽂章，那就另当别论了。犹如他写的《谏迎佛⾻表》，同样是不⼤得体的⽂章，所以会惹得唐宪宗发了脾⽓。但《原道》⼀⽂，劈头就提出“博爱之谓仁。⾏⽽宜之之谓义。由是⽽之焉之谓道”；然后便说“仁与义是定名，道与德是虚位”等等，⽓势不⼩。因此，后世的儒者⼤多认孔⼦所说的“仁”，就是“博爱之谓仁”了!殊不知“博爱”是墨⼦主张的精义。“⾏⽽宜之之谓义”，也正是墨⼦的学说的精神。韩愈是对墨⼦之学极有研究的学者，所以《原道》⼀⽂的开头，便引“墨”⼊儒，致使后世的学者们，却被他的健笔宏⽂轻易地瞒过去了。
  对不起，我是开门没遮拦，提到韩愈韩⽂公的《原道》，⽬的是说明宋儒倡说理学的根源，是由《原道》⼀篇⼤论所启发。同时⼜因韩愈的门⼈李翱，从药⼭禅师问道以后，作了⼀篇《复性书》的⾼论，因此⽽使宋儒理学家们，凭据《⼤学》、《中庸》⽽⼤谈其“⼼性微⾔”的性理。所以我便对《原道》⼀⽂，多讲了⼏句，好像是在讲国⽂的课⼀样，反⽽耽搁了不少时间，到此再也不敢再牵引到李翱《复性书》的原⽂，不然，就离题更远了。因此，只是略说李翱所提出“复性”观念的来由⽽已。
  如果说我妄加评语，李翱的《复性书》所讲的性命之说，⽐起他⽼师韩愈《原道》的⽴论，就深刻得太多了。那么，李翱
的儒学，⼜怎么能有“超师之见”的造诣呢?事实上，他是得⼒于禅门的启悟。所以便引禅⼊儒，果然就不问凡响了!可是他仍然同⼀般的儒门学者⼀样，不敢违背⼠林的现实。终于故作托辞⽽已。⾄于他的参禅故事，在我过去所讲禅学的书上已经提过，在这⾥不必再来画龙点睛吧!但顺便告诉⼤家，现代已经逝世的儒宗禅学的⼤师马⼀浮先⽣，他也是我忘年之交，师友之间的⽼前辈，他所取个⼈⾃由讲学“复性书院”的名称，便是取⽤《复性书》⽽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