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街道绿化是城市的“脸面”,是城市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绿化中的重要一环。 唐代长安的街道景观讲究配置、调和意境,街道绿化把长安装扮成了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花园城市。长安街道绿化及管理的成功,让长安城在墨客诗人眼中更具诗情画意。本文主要对唐代长安行道树绿化进行综述,利用文献资料阐述唐代长安街道的绿化情况。
关键词:唐代;长安街道; 绿化
一﹑街道绿化的条件
唐长安城形如棋盘,布局异常整齐,街道宽阔平正,城内各坊都有统一规格。城中共有二十五条大街,其中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贯穿于城门之间的三条南北向大街和东西向大街,称为六街。这六条大街的宽度除一条之外,其余都在百米以上,其它各街也都有几十米宽。其中最宽的是宫城与皇城间的东西街宽,达二百二十米,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五米,坊间的街也宽达四十米至六十米。它们纵横交错,冬至祝福语图片共同组成了全城棋盘状的街道网,其规模程度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空前的。唐长安城内宽敞平直的街道,给绿化提供了很好的
“带状空间”。有了种植花草树木的空间,还得有充足的水源保证才能实现绿化。在古代长安地区,水资源相当丰富,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就是对长安水资源丰富的真实写照。到了唐朝,长安城水系纵横,城乡池沼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文献记载,唐长安城中主要有五道渠水流过,龙首渠自东北入城,入东内苑注入龙首池,入兴庆宫注入龙池,入太极宫注入山水池和东海。黄渠自东南入城,注入曲江池。清明渠和永安渠自西南入城,永安渠入芳林园,禁苑,清明渠入太极宫注入南海、西海、北海。还有西东走向的漕渠注入西市潭。这五道水渠不仅在长安城中形成了美丽的水渠景观,并且给城市的的街道绿化提供了充足的用水。
二﹑行道树的种植
唐代长安城的街道绿化十分出,街道绿化有统一的规划。街道两旁均有宽三米深二米多的水沟,两旁植有一行行的槐树、榆树、柳树、杨树诸树种,树木茂盛,蔽日成荫。尤其是槐树高大挺拔、枝叶繁茂,早在晋时就以槐树作为行道树。《晋书》卷一百三十记载:“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玛丽卡 沙拉瓦特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到周时
以槐树作为行道树的范围十分广,《周书》卷三十一记载:“(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以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唐朝张鷟在《朝野佥载》记载,隋代“西京(长安)朝堂北头有大槐树,将作大匠高颖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文帝曰颖常坐此树下,不须杀之”。可见,在隋代,城中已开始种行道槐树,并且十分注意整齐规划,“树行不正”即“欲去之”。文献记载隋时胡师耽说城中“朱阁临槐路”,[1]也说明街上行道两旁栽种着槐树。到了唐代,槐树不仅广种于宫廷之中,也是长安街道的主要行道树种。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记载:“天街两畔槐树,俗号为槐衙,谓其成行如排衙也。”《河南志》引韦述记曰:“自端门至定鼎门……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通泉流渠,今杂植槐、柳等树两行。”《长安志》卷二曾记载曰:“吴凑贞元十四年尝于官街树槐,及凑卒,民指树而嚷之。”这也表明唐德宗时吴凑曾率领众在街道两旁种植槐树。《剧谈录》也记载了胜业坊道旁种植有槐树。唐人常直呼长安街道为“青槐街”、“绿槐道”,如白居易的《寄张十八》诗曰 :“迢迢青槐街,相会八九坊”;①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云:‘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诗谓:“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这都是对唐长安街道槐树绿化景观最
真实的描绘。《唐两京城坊考》上说:“宽广的承天门街(从承天门到朱雀门)两边槐树成荫……”白居易在《登乐游园望》中咏唱:“下视十二街,绿槐间红尘。”王维的《登楼歌》有“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的诗句。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出了唐长安街道古槐成行,绿似黛的美景。行道树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要笔直挺拔,既不妨碍驰马行车,又给人以放眼一往直前、雄伟壮丽的观感;其次便是夏日要成荫,可以给行人车马以休息乘凉的环境,直上挺拔的槐树便独具这种特性。街道两边的沟堤上还种了许多的柳树,靖恭坊南街之树多柳,[2]李商隐的《关门柳》诗曰:“永定河边一行柳,依依长发故年春。”杜荀鹤的《御沟柳》写到:“律到御沟春,沟边柳新。细笼穿禁水,轻拂入朝人。”韦应物的“垂杨十二衢,隐映金张室”都是唐人赞美长安街道柳树绿化的诗句。榆树不太适合栽植于通衢大道,据《唐会要·街巷》记载:“贞元十四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衡之玩,堕命易之以槐‘。”但榆树却在一些小街短巷有不少种植,每年“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乂帚聚得斛余”。[3]《册府元龟》上说,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正月,京兆尹黎干“大发夫役种城内六街树”,虽然没说种的是什么树,但从《太平广记》上所说“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来看,种的可能就是榆树。这些行道树的种植不仅可以为人们遮荫挡雨,也可以美化环境,同时还发挥着观赏的作用。
唐长安城的街道绿化很出,自然环境极其优美,出现了“园林树木无闲地”,“春城无处不飞花”,
“满城春树雨蒙蒙”的美丽景象。这在文献和唐诗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街边的桃李,沟旁的柳树在诗人笔下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一到春天,人们行行避叶,步步看花,生活在绿杨红杏满城春的美景之中。除此之外,政府还在两京道路旁种植果树,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唐政府“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使郑审充使”。[4]《旧唐书》卷九也曾记载:“(悬疑片排行榜前十名玄宗)二十八年春正月,两京路及城中苑内中种果树。”果树春花秋实,既可美化环境,关羽的资料又有经济实惠,此谓一举两得。
三﹑街道绿化的保护与管理
政府对街道的树木花卉极为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管理。政府设立的虞部除管理山林、川泽、苑囿等传统环境要素外,还被赋予了城市绿化及道路管理的任务,管理街道的花草树木。政府敕令城市官民不得私自于街道两旁随意种植树木。[5]而对其已载种成活繁茂之树则实行保护政策,大恩二年五月,敕“其种树栽植,如闻并已滋茂,不得有砍伐,致令死损”。[6]在街道上修造的房屋“并令拆毁”。左右街使还要经常检查诸街树植,凡发现病虫枯缺者即于当年八月替换添补,所需费用由京兆府支取。《唐会要·街巷》记载,唐文宗大和九年八月,“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价折领于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开元年正月,敕宜
令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涌沪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7]长安城内的街道树极其整齐美观,不容轻易改换。《西安府志·职官》记载,贞元年间渭南尉度支要砍两京街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县尉张造反对说:“近奉文牌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为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亦曾荫学徒,拔木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祝神尧八关,先驻此树。……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旧游,宁宜剪伐?思叹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状牌上度支,遂罢。”这不但反映了人们对于行道树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同时也说明了唐政府是很重视街道绿化的。
唐长安城街道绿化得比较好的原因,除了政府精心管理和充足的水源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们改善生活环境的要求。唐代自贞观后人民经过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较大的发展。长安城中的人们生活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中,有着美化居住环境的要求。经济的繁荣也给绿化创造了物质条件。与经济繁荣相适应,文化艺术也有高度发展。诗人画家反映幽美景的诗情画意对美化城市有着很大影响。这对城内的绿化无疑有着推动作用。其次是精心选择行道树种。在树种的选择上,其特点之一是“因地制宜”,根据柳的生态特性在沟边种柳。白居易《东溪种柳》就认为“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成荫况非迟”。二是“因材施用”。
表达方法有哪些从上文可见,长安的行道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高大的乔木如槐、柳、榆等,这类乔木树冠较大,对于绿化行道很有好处。但只是种这类高大的乔木未免失之单调,所以还有另一类较低层次果树的种植。这样一来解放战争,不同的树木形态、花构成了更多的立体图案,令人赏心悦目。最后长安郁郁葱葱的街槐,从不见有虫害的记载,原因是长安城中有栖于林木的大量的飞禽,有文献记载说,因四方贡献,能在宫禁中存活的飞禽走兽不知有凡几。大量的飞禽走兽当然会不容虫害肆虐,这也为槐树的成长提供了条件。
唐代长安城在当时是对外开放的大城市,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各国使节、商旅很多,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把中国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联系在一起,外商、使者和留学生来往频繁,唐都长安街道的绿化及保护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长安的街道绿化特,至今犹有某种借鉴意义,城市街道的规划,树种的选择、安排,郊区的绿化等等。尤其是现在城市的工厂多,噪音污染,汽车尾气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能以牺牲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城市的绿化工作还应予以高度重视。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唐诗均出自《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6)、《唐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唐诗宋词名篇注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外廓城[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三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5][6][7]王溥唐会要(卷八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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