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的中国文字主要指的是汉字，此外还有藏文、维吾尔文、满文、回文、朝文等。讨论文字的形成首先要给文字下个定义。在这个问题上，文字学领域一般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我们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文字”这个概念的。
在汉语里，“文字”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字，也可以用来指记录某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的整个体系。
一、文字产生的有关传说
（一）结绳记事说
“结绳记事”说由来已久，见于《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真心话犀利问题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记事的方法可能有多种，结绳是其中的一种。所谓结绳记事，就是在绳
子上打结，用东汉郑玄的说法：“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有学者指出，金文里的“十”字跟结绳记事有点关系。金文的“十”的基本写法是一竖，中间一个点，像是绳子打了结的样子（ ）。古代三十年为一世，“世”就是把三个“十”连起来，写作“ ”。这个例子说明，结绳记事和文字的产生有关系，但不是文字产生的主要途径。
（二）仓颉造字说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战国文献如《荀子》、《世本》、《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有类似的说法。
《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按：私，古文字作 ；公，古文字作 。仓颉和文字一定有关系，但文字的产生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创造的。
（三）文字画说
在近代外国文字学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提出了“文字画”说，
他认为在汉字产生之前曾经有一个文字画时期，见《文字形义学》。就是说，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来的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但实际情况恐怕并不是这样，跟这类字相比，图画的表意能力不见得有多大逊。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曾引用原始岩窟艺术里人射鹿的图画，跟古汉字里的“人射鹿”三个字对比：由此可以看出来，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示人射鹿这样的意思，并没有必要撇开图画去另造文字。这就说明，在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大概是长期混在一起使用的。
二、文字形成的过程
表意字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时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从世界范围内已知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来看，如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中国的汉字，我们还不能精确地描绘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只能根据这些文字的已有的知识，尽可能地对文字的形成过程勾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一般来说，在文字画阶段，人们已经开始用抽象的图形，或者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词的意义了。比如为较小的数目造字的时候，可以继承文字画阶段划道道或点点子的表数方法，古汉字的“一”、“二”、“三”、“■ ”就属于这类事例。又如古汉字用“□”、“○”表示方
、圆。还有一些可以用象征等手法来表示。如古汉语用成年男子的图形■表示“大”。用这些方法造出来的字，虽然外形仍然像图画，但本质上跟图画截然有别。例如用■■张含韵资料表示“大鹿”，这和画一头很大的鹿来表达这个意思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把它们当图画来看待，只能理解为一个人和一头鹿在一起。
总之，凡是字形本身跟代表的词的意义有联系，跟词的语音没有联系的字，如前面提到的“鹿”、“射”、“■”、“大”等，我们都称为表意字。实际上，语言里有很多词是很难或者不可能造出表意字的，无论是象形的方法还是象征的方法。因此，就需要通过其它途径来解决这类问题。
记号字 在文字产生之前，除了一般的文字画之外，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来表示所有权的标记，或者用来表示数量或其他意义。比如云南红河哈尼族过去使用的契约木刻，以· 代表一元，用┃代表十元，用×代表五十元，用上海市房屋租赁■代表百元。其中，代表一元的小点和“一”、“二”、“三”、“■”所用的线条一样，可以看作是抽象的象形符号，而代表十元、五十元、百元的符号，就应当属于宁夏旅游景点大全硬性规定的符号，这种符号很难命名，姑且称之为记号。在文字形成过程刚开始的时候，通常会有一
些流行的记号被吸收进文字系统中来。但是要造很多记号字却是很困难的，因为记号字的字形和它所代表的词之间没有内在联系，难认难记，不容易被人接受。
假借字 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难，只有一条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即借用某个字或者某种事物的图形作为表音符号（音符），来记录跟这个字或这种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这样，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就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这种记录语音的方法，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上称为假借。我国民间歇后语和谜语中所用的谐音原则，就是假借所依据的原则。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就是借“舅”为“旧”的。
奖励自己表意字的出现和假借方法的应用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在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体系里，都有大量的假借字，而且有不少常用的词就是用假借字记录的。例如古汉字中常用的语气词“其”，是用音近词“箕”的象形字“■”来记录的。
假借字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记录语言的能力，但是假借字多起来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被假借的字本身有自己所代表的词，同时又被假借来记录同音或音近的词，而且假借它的词可以有好几个，因此阅读起来往往难以断定某一个字在某一具体场合究竟代表哪一个词。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义上的混淆现象，人们一般是采取以下几个方法。
一是把有些表意字或表意符号（意符）用作指示字义的符号，加注在假借字上。比如古汉字“翼”的象形字“■”（象鸟或虫的翼），在假借来表示当明天讲的“翌”时，有时就加注“日”字写作“ ”。
二是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使它们跟所代表的词的联系更加明确。例如“凤”字本写作■，后来加注音符“■”（凡）而成为■。按：凤、凡古音相近。后来，凤鸟形简化为“鸟”，“凡”旁又移到上方，就成了“凤”的繁体“■”。
三是为了区别一形多用的问题，往往采用字形分化的办法。比如“大”字，可以写作“■”或“■”，这两种字形都可以表示“大”，也可以用来表示“夫”，后来专用前一形表示“大”，后一形表示“夫”。“■”和“■”本来既可以表示“月”，也可以表示“夕”，后来前一形表示“月”，后一形表示“夕”。
形声字 即在一形多用的表意字形上加注音符，比如“■”既可以表示“自”，也可以表示“鼻”，代表两个同义词，但有“自”、“鼻”两个读音。后来才在表示“鼻”的“■”字上加注“畀”声，分化出了“鼻”字。
形声字出现以后，原始文字大概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改进，才能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逐渐摈弃文字画式的表意手法，简化字形并使之逐渐趋于定型化，使文字的排列逐渐变得和语序完全一致。
三、汉字形成的时代
汉字作为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在已发现的各种内容比较丰富的古汉字资料中，时代最早的是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它们是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的汉字。
（一）关于仰韶类型刻划符号的性质
近古学引进中国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陆续发现了一些早于商代的古汉字和可能跟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时代遗留下来的在各种器物上刻划、描画的符号。这些符号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形体比较简单，大都是几何形符号，见于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偶尔也见于骨器和石器上。
第二类是象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见于大汶口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
在第一类符号里，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符号年代最早，资料也比较丰富。半坡遗址发现的符号的例子：
姜寨遗址发现的形体比较复杂的符号：
对半坡类型符号的性质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不少人认为它们是文字，而且将之跟古汉字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是五字，“十”是七字，“■”是十字，“■”是二十，“■丁小芹整容”是示字，“■”是矛字，“■”是阜字等。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还不是文字，而“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
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已经被用来记录语言。把半坡类型的几何形符号和古汉字里象征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两种符号显然是不同系统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前一种符号同某些经过简化的古汉字形式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之间存在继承关系。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在于，半坡类型符号的时代比甲骨文早三千多年，如果它们确实是古汉字的前身，象形程度一定大大高于甲骨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甲骨文里的“阜”字多写作“■”，“示”字比较象形的写法是“■”，半坡符号的“■”和“■”如果确实是“阜”和“示”字的话，却何以没有甲骨文象形呢？
（二）关于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的性质
大汶口文化是解放后新发现的一种原始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时代早已山东龙山文化。据已经发表的资料，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了四个象形符号（下引前四形）；在同时期的诸城前寨遗址发现了一个残缺的象形符号（下引第五形）：
其中，（5）显然是（4）的残文，（4）应该是（3）的繁体。这五个象形符号都刻在同形的大口陶缸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
关于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的性质，也存在不同意见。或认为它们是文字，并且把它们当作古汉字一一释读；或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而是“属于图画记事性质”的东西。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还不能证明这些符号已经用来记录语言，但它的作风确实跟古汉字很相似。符号（4）的结构已经相当复杂，有了繁简二体，而且在两个遗址中重复出现，说明它已经具有了确定的意义，具备了文字的性质。当然，要证实这些符号已经属于文字，还需要考古发现能够提供用这种符号组成句子的实例的记录。
（三）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时代
从已知的历史经验事实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就创造了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我国大约是在夏代进入阶级社会的，所以，汉字形成的时代大概也不会早于夏代。
遗憾的是夏代和商代前期的文字资料非常匮乏，在发现的商代前期遗址如郑州二里岗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刻有符号的陶片，但大都是和原始社会时期的几何形符号同类的东西，发现的两块字骨虽然刻有几个类似古文字的字，但都是采集品，地层关系不明。
在二里头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也跟原始时期的几何型符号同类，对探讨汉字的形成没有多大的帮助。因此，我们讨论汉字形成的时代问题，只能根据商代后期汉字的发展水平进行推测。
可以说，商代后期的汉字不仅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而且在有些方面还显得相当成熟。比如汉字的写法已经大大简化，不少字已经变得不大象形了。有些字还由于直行排列的需要而改变了字形原来的方向，例如“■”（犬）、“■”（豕）等字都已经变成足部腾空。这说明当时文字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书写技巧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品，从这些方面看，商代后期距离汉字脱离原始文字阶段，进而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时代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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