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的历史发展
篆书是我国五种字体中出现和发展得最早的⼀种,在很⼤程度上,⼈们习惯于将⼩篆和⼩篆以前的古⽂字统称为篆书,以致于成为我国古⽂字阶段的⼀个笼⽽统之的书体名称。考察上古书法史本⾝就很复杂,要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梳理清笼统的篆书概念和其所指,其难度可想⽽知,从篆书书体的⽴场上讲,严格意义上的篆书最多只能指⼤篆、⼩篆。在考古学繁荣的今天,随着地下⽂物的不断挖掘,⼤量的⽂字例证和实物的涌现,⼈们的意识⾥有⼀个普遍的认知,就是将⼩篆以前的甲⾻⽂、⾦⽂、籀⽂、简牍、帛书、兵符、盟书、书契、刻符全都归⼊篆书的范畴。当然,就书法史学的⽴场来讲,这⽆疑将书法的出现向前推进了⼀段,然⽽从篆书书体本⾝来考察,这样的认识却极不利于我们对篆书名称及其发⽣作严格意义上的阐释。
中国先秦伏羲⽒时期,就产⽣了⽂字。考古学家论证是在龟甲、兽⾻上刻画的甲⾻⽂。因其是⽤以占⼘、预测吉凶祸福,故称“⼘辞”。但其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笔、结构、章法等。殷周时期,铸刻在钟⿍彝器上的铭⽂即⾦⽂⼜称“钟⿍⽂”⼴泛流⾏。秦始皇⼤统后,统称为“⼩篆”,也称“秦篆”,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是⼀种规范化的官⽅⽂书通⽤字体。
知否昌哥儿结局据⽂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专门名称。⽽⼩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字逐渐演变⽽成的。由于是官书。⼩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叔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谁篆书体的体式是
排列整齐。⾏笔圆转。线条匀净⽽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与甲⾻⽂、⾦⽂相⽐,具有这样⼀些基本特征:字形修长。⽽且紧画向下引伸。构成上密下疏的视觉错感。这与⾃上⽽下的章法布局也有关系。线条匀称⽆论点画长短。笔画均呈粗细划⼀的状态。这种在⼒度。速度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以纯净简约的美感这两种特征。加之字体结构的趋简约固定的倾向。⼩篆书体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纵横成⾏的序性。秦篆有圆笔⽅笔之别。圆笔以秦刻⽯为代表。⽅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的篆书。唐篆。因李阳冰出⽽复苏。仁秦篆的浑厚宏伟之⽓已荡然⽆存。宋代⾦⽯之学和元朝的复古书风。使⽤权篆书得以起微潮。以篆书著称者不乏其⼈但乏超越之⼒。明代承元之风。步趋持平。清朝篆书百花⽃艳。进⼊了推唐超秦的⼤繁荣阶段。
秦代⼩篆历史
经过统⼀规范的秦代篆书称⼩篆,⼜称“秦篆”,是当时官⽅推⾏的标准字体。关于⼩篆的产⽣,东汉许慎《说⽂解字-序》说:“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令赵⾼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篆,或颇省改,所谓⼩篆也。”可见它是李斯等⼈在先秦的⼤篆的基础上,吸收并省改六国古⽂、统颁天下、统⼀⽂字的产物。因为“书同⽂字”的主张是李斯⾸先提出来的,其作《仓颉篇》作为推⾏⼩篆的范本,此外还留有《泰⼭刻⽯》《峄⼭刻⽯》等作品传世,历史上多认为⼩篆为李斯所创,所以⼜将⼩篆称作“斯篆”。把殷
周以来的⼤篆简约、整理、统⼀为⼩篆,是对汉字⾃产⽣以来发展变化的⼀个总结。经过统⼀规范后的秦代⼩篆,结构更严谨,笔画更简洁,字形更匀称,是秦代和汉代前期通⾏的官⽅正体⽂字。但是它的使⽤范围还是有限的,主要是在⽐较郑重的场合使⽤。汉代萧何等⼈据秦时⽂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秦书⼋体”,包括⼩篆、⼤篆、⾪书、刻符、摹印、署书、⽎书和⾍书。启功先⽣认为“⼋体”中,⼤篆指先秦⽂字,⼩篆是秦⽂,⾪书是当时的俗体,⽽刻符、摹印、署书、⽎书都是⼩篆在实际中的特殊⽤字,⾍书则是篆书的⼀种变体,⽤于装饰。所以,除了秦代留下刻⽯以外,当时的虎符、诏版上的铭⽂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秦代⼩篆的⾯貌。
梅花篆字的历史
梅花篆字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商朝时的古陶器上,就刻有梅花象形⽂字。到了汉代,梅花篆字就成了收藏佳品。它的发展历经了商、汉、唐、宋、元、明、清七朝的风⾬沉浮,这颗璀璨的民间艺术魂宝,却渐渐不为⼈知了,能写出梅花篆字的⼈更是寥若晨星。它以“远看为花,近看为字,花中有字,字⾥藏花,花字融为⼀体,字体刚劲有⼒”为特点。古⼈爱梅、赏字的习惯,赋予了“梅花篆字”遒劲、淡雅的⽂化内涵,也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书法的⼀块活化⽯。在中国出⼟的商朝残存的古陶器上,就发现刻有“南⽆阿弥陀佛”的梅花象形⽂字。到了汉代梅花篆字已成为⼈们欣赏收臧的佳品,当时名声显赫的着名书法家林和靖曾留下《省躬识诫庞增抗极》的名帖。到了唐朝李世民即位后,在长安出现了“梅花⼤盗”闹京都的事件,皇宫中的⽟玺被盗,现场留书梅花三朵。案件始终悬⽽未决,皇帝⼤
怒之下,将全国所有能写梅花篆字的艺⼈⼀律缉拿斩杀,后来家中凡藏有梅花篆字的⼈为免招杀⾝之祸,也纷纷举⽕焚之。
直到元明时期,梅花篆字才重见天⽇。由于篆字能识辨者本来就不多,加上梅花点缀,就更加⽣涩难懂了,所以也⼀直充满神秘感。历史上有关它的记载并不多,⼤部份都是民间传说。中
国最早的梅花作品,为南北朝张僧繇《咏梅图》,宋代宋雪岩之《梅花喜神谱》,明代沈襄之《梅谱》,清代“⼋⼤⼭⼈”、“杨州⼋怪”乃⾄近现代吴昌硕、徐悲鸿等⼤家有历史可考的是明武宗年间,被⼈们认为是历史⼗⼤罪⼈之⼀的⼤奸⾂刘瑾能⽤双⼿书写,其他记载要么出现在民间传说⾥,要么出现⼩说故事中。评书《杨家将》夜审潘洪⼀段,就提到过寇准会写;《三国演义》中也曾提到徐庶的⽼娘也会写;国粹京剧《陈三两爬堂》中的陈三两也能双⼿书写。
汉朝篆书⽂化
篆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书体发展中它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汉代篆书⼴泛出现于简、帛、碑、铜器、砖、⽡、陶、印章等等,表现为⽂化传承功能、地位象征功能、装饰美化功能。在汉代⽂化历史、审美思想的影响下,篆书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秦王朝统⼀六国之后,秦始皇采⽤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字政策上“罢其不与秦⽂合者”,以秦系⽂
字为基础统⼀全国⽂字。秦代篆书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就是李斯所写的泰⼭、峄⼭、琅琊台、会稽、之罘等刻⽯。李斯是法家⼈物的代表,法家之于审美采取的是“好质⽽恶饰”的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装饰。这也正是李斯⼩篆“省⼤篆之繁缛以趋简易”、笔画粗细均等、结体平正匀齐的原因。
秦亡汉兴,汉初采⽤了道家的“⽆为⽽治”的思想治国,汉武帝时⼜采⽤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法家的审美思想相⽐,道家审美观超越了功利性的羁绊,⽽儒家审美观则强调了⽂(饰)与质的辩证统⼀关系。讲实⽤性也讲审美性,这是汉代美学思想对于秦代美学思想的突破,也是汉代艺术繁荣发展的⼀个原因。
如果说以道、儒思想取代法家思想促使汉代审美趋于开放,那么,地域⽂化对于汉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李泽厚先⽣在《美的历程》⼀书中说到:“其实,汉⽂化就是楚⽂化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的基本队伍和核⼼成员⼤都来⾃楚国地区。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伟⼤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
与北国⽂化不同的是这种弥漫着浪漫主义⾊彩的南国楚⽂化,充满了想象、神⼈交织、⾚兔⾦鸟、⽻⼈戏龙就像屈原《离骚》中所说的那样,“佩缤纷其繁饰兮,芳霏霏其弥章”。注重雕饰、充满想象,是其显著的审美特征。汉赋、汉帛画、汉雕塑、汉画像⽯等⽆不彰显着这种缤纷浪漫的情怀。
书法也是如此,汉代篆书线条⼀改秦篆的“⽟箸”式样,提按波变,跌宕流动,充满了节奏变化。起笔
时或藏或露,少有雷同;收笔处或作悬针,或为垂露,姿态万千;转折处或提或按,⽅圆兼备,虚实相⽣。⽡当铭⽂更能随形布势,随意⽣态,活泼多变。缪篆屈曲回环,鸟⾍篆,笔画作鸟、⾍、鱼状,更是将篆书的装饰意味、浪漫⾊彩发挥到了极致。
“圣⼈⽴象以尽意”,汉代流动瑰丽的篆书,所表达的正是汉代追求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森严的秦⽂化之“法”与浪漫的楚⽂化之“意”在汉代篆书⾥交融,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页。
汉篆书的发展
西汉刻⽯现存⼗余种。篆书接近权量诏版⽂字,草率⾃然不经意。西汉中期以后,古⾪成熟⽽盛⾏,篆书退在次要位置。
缪篆,是汉代具有独特风格的⼀种篆书,以秦篆为体,以⾪书为⽤,字形近⽅,笔法近⾪,俗称“汉篆”。《祀三公⼭碑》属于缪篆⽅折⼀路的代表作,此碑字形扁⽅,长短不⼀,结体变化诡奇。转折全⽤⾪法,⽅劲雄伟,朴茂瑰奇,浑然⼀体,为篆碑刻中所仅见。汉《张迁碑》的碑额也属此类。
缪篆即摹印篆,应⽤最⼴的是汉印⽂字,在⽡当泥封、铜器、砖⽡等⽤器中常见。⽡当⽂字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书法艺术,随体寓形,疏密相间,⼯艺虽粗糙,但给⼈⼀种质朴的美感。货币(钱币)⽂字俱⼩篆,书法宽和端庄。
汉印⽂字是篆书的⼀⼤组成部分,书风略同《祀三公⼭碑》,不同于正规篆书。为适应组合安排,以整体需要为主,适当减省笔画,讲究相互配合,⼀印数字巧妙安排于⽅⼨之中。汉印以官印为多,私印较少,⼜分范铸与凿刻。范铸印笔画线多含蓄,以雍容⼤⽅、端庄肃穆、雄健浑厚见长;凿刻印急就⽽成,线条宕逸遒健,信⼿刻来,获不求⼯⽽⾃⼯之妙,极具“天然去雕饰”之趣。
汉代缪篆的特点
缪篆,是汉代摹制印章⽤的⼀种篆书体。王莽六书之⼀。东汉许慎《说⽂解字·叙》记新莽六书
称:“五⽈缪篆,所以摹印也。”形体平⽅匀整,饶有⾪意,⽽笔势由⼩篆的圆匀婉转演变为屈曲缠绕。具绸缪之义,故名。清代桂馥《缪篆分韵)则将汉魏印采⽤的多体篆⽂统称为“缪篆”。亦称“摹印篆”。
汉印的字体,有缪篆、鸟⾍书和⾪书三种。缪篆是主体,占了绝⼤多数;鸟⾍书只⽤于少数印章;⾪书⽬前仅见于陪葬⽤的⽯印。
缪篆是汉王莽时期所定六书(古⽂、奇字、⼩篆、佐书、缪篆、鸟⾍)之⼀,为汉初沿袭秦书⼋体之⼀的“摹印”,故⼜名摹印篆。清代谢景卿《汉印分韵》序⽈:“秦书有⼋体,五⽈摹印。汉时有六书,五⽈缪篆。所以摹印也、缪篆固别有⼀体,屈曲填密,取纠缪之义,与⾪相通,不尽与说⽂合肥市。其损益、变化具有措意,不可磨灭,章法配合浑穆天成,不可思议。嗜古之⼠宝焉。”
缪篆是在秦代“摹印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摹印篆”略异于周时的⾦⽂和⽯刻⽂字,它在⽥字格或⽇字格之内,为把形体适应具体的需要,多趋⽅整和⽐较均匀,有时甚⾄采取挪移的⽅法以便安排,但稍粗放⼀些。西汉初期的印章⽂字基本上继承了这⼀体势,⽽⽇益向结构匀称和线条圆转⽅⾯发展,乃⾄虽⽆框格,⼤⼩平整变可齐同,其字体绸缪屈曲,笔划饱满,到了新莽时,便冠以缪篆之名了。
这时,⼀些印章的作者,每字往往以横笔或竖笔各六画组成,或接近于六画之数,只要不碍于辨识,或省或增,务求匀密有致辞。戴侗在《六书故》中说:“凡字有从多⽽省者,趋于巧便也;有从省⽽多者,趋于巧缪也。”东汉之后,这⼀趋向愈来愈有所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沿⽤这⼀体系,很少有变动,直到隋代,因绢纸的⼴泛使⽤,印章形制发⽣了较⼤的变化,⼊印⽂字于是也发⽣了较⼤的变化,不复为缪篆了。垃圾短信怎么举报
汉以后的篆书
⾃汉末以后,篆书退出了实⽤的主要位置,居于艺术装饰的地位,从三国⾄明⼀千多年间,存世著名篆书屈指可数。
《三体⽯经》是曹魏正始年间(241年—249年)⽴,⼜称《正始⽯经》,碑⽂以古篆、⼩篆、⾪书字体三体联写。古篆书法笔线中间粗重,⽽上下稍尖,结体近⾦⽂,笔画对称⽽字形端正;⼩篆部分较
秦刻⽯更⼯整,结体严谨,线条以⽟箸为主,体形长⽅,线条遒饱满,⽐秦篆更婉丽;⾪书则较汉⾪板滞,缺乏韵味。
《天发神谶碑》是吴天玺元年(276年)⽴,到宋时断裂为三段,俗称“三段碑”。此碑篆书渗⼊⾪书⽤笔,极富装饰性。字形⽅不似篆书修长,不似⾪书扁平,⽅圆兼⽤,⽅处强悍,弧处奋张。⽤笔⽅起⽅折,竖笔悬针,肥中见⾻,横画起笔右下出锋,垂芒如利刃,然后回锋铺毫,⼒运万钧,提按顿挫,尖圆疾徐互⽤。在篆书发展演化进程中别树⼀帜,确是“前⽆古⼈,后⽆来者”。
唐⼈的楷书是通⾏⽂字,擅篆书者仍不乏其⼈,但作品多不传。
总裁 董事长 区别李阳冰是唐代最享有盛誉的篆书家,但历来对阳冰篆书有褒有贬。
纵观李阳冰篆书,结体纵势修长,线条遒劲,逸致翩然,纤秀流畅,代表⼩篆书法在唐代复兴的⽂采风流。《谦卦铭》⼀体,笔画特细,运笔柔韧如春蚕吐丝,⾻⼒健劲如绵⾥藏针,故称为“铁线篆”,开创了篆书的⼀代新风。
宋⼈评⼩篆,把李阳冰放在仅次于李斯的地位。唐代的篆书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的。
宋代帖学⼤盛,篆书已不为⼈们所重视,传世名家寥寥。
元代经赵孟頫、吾丘衍竭⼒倡导并努⼒实践,⼜重新振兴起来。鲜于枢赞赵孟頫为“篆、⾪、正、⾏、颠草为当代第⼀”。赵孟頫把铁线篆写得更加遒丽圆活,并⽤于印章的篆刻,被称之
为“圆朱⽂”,对清及民国篆印影响极⼤。
《王烈妇碑》系元代泰不华所书(泰为蒙古⼈)。此碑溶《⽯⿎⽂》、《泰⼭刻⽯》、《秦诏版》为⼀体,形体修长,笔线清雅婉丽,风格融洽统⼀,温淳典雅。
明代书法以草书见长,篆书趋于颓废。前期有李东阳,中期有⽂征明,后期有赵宦光。赵精于⽂字学,经楷法作草篆,⽤粗细变化线条、浓湿枯涩的⽤墨,表现出不同的情趣和独特的风格,⼀改千年来⽟箸、铁线的⽼⾯⽬,也堪称明⼀代篆书⾼⼿。
唐代篆书的历史
唐代书法的繁荣不仅成就了楷书之尚法、草书之浪漫,同样也开创了篆书复兴昌盛的新局⾯,然⽽,书学界⽬前对唐代篆书的问题研究,仍局限于名家名作的范围,对近些年来出⼟的⼤量碑志篆⽂没有很好的整理与利⽤。在传统典籍之外,⼜通过对⼤量新出碑志篆书的调查、发掘和统计,重新整理了唐代善篆书家160⼈的1400余件书迹作品,这些⽆疑⼤⼤丰富了唐代篆书固有的⾯貌。在此基础上,本⽂以书法发展史为线索,以⽯刻篆书为代表,对唐代篆书复兴成因、历史分期、风格特点、书法影响等问题进⾏了较为全⾯的论述,以期对唐代篆书研究的深化起到⼀定的推动作⽤。
唐代篆书取得如此成绩,⾮朝⼣之事,⽽是“天时、地利、⼈和”诸因素促成的。⾸先,帝王对书法的重视和科举制度的提倡,带动了更多的⼈关注篆书,篆书的应⽤场合较前代亦有所增加。另有,古⽂经学的发展、碑志风⾏,加之书家新的审美标准也为篆书的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为循规蹈矩的篆书提供了发展空间。唐代经济等的繁荣亦为篆书的发展提供了沃⼟,为书家才华施展提供了物质保障,现具体分析如下:
⼀、帝王对书法的重视与科举的提倡
唐代帝王与公卿⼤⾂,⼤都重视书法且善书,并多有书迹传世。唐太宗尤酷爱书法艺术,他⼤量购置历代书法书迹,徐浩《古记》云:“太宗皇帝肇开帝业,⼤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梁杂迹三卷。贞观⼗六年⼗⼆⽇,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可见其对书法的重视,《书后品》云:“钱毅,⼩篆飞⽩,宽博敏丽,太宗贵之。”
⼆、古⽂经学
今⽂经学和古⽂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和“古⽂”,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的是汉代通⾏的⾪书,“古⽂”是指战国时的六国⽂字,与汉代通⾏的⾪书不同。⾃西汉晚期开始,刘歆校理秘籍,并建议朝廷置《古⽂尚书》、《⽑诗》、《逸礼》《春秋左⽒传》博⼠,遭诸儒反对,刘歆便写了《移让太常博⼠》⼀⽂,从此开始今古⽂经学之争。今古⽂学之争虽始于西
汉末年,但其争⽃的⾼峰却在东汉。在这场⽃争中,古⽂经学⽇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并逐渐占据优势。王莽篡汉建⽴新朝后,刘歆为国师,号“嘉新公”,古⽂经学得⽴于学官。古⽂经学和今⽂经学的争论于唐代出现了两个代表⼈物,孔颖达和贾公彦。唐太宗诏使国⼦祭酒孔颖达统⼀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百⼋⼗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的门户之见,⾃出新意。贾公彦的代表作品是《周礼注疏》、《仪礼注疏》。这些作品最⼤的特点为混合今⽂学派和古⽂学派的论述与论据,把⼆者的⽭盾加以调和。古⽂经传重通⼩学,明诂训,古⽂经学者对⽂字、⾳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着述,如扬雄着《⽅⾔》许慎着《说⽂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古⽂经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的建⽴,由于古⽂经学重⽂字、训诂的研究,汉以后,⼩学⼜称训诂之学。古⽂经学兴盛,成为魏﹑晋﹑六朝﹑隋﹑唐研究经学的主流。进⽽⼩学在六朝隋唐时代也随之发展。另外,唐代书法兼及⼩学,很多书家都兼善篆书。李阳冰以⼩学着名,有“仓颉后⾝”之誉。舒元舆《⽟箸篆志所谓“其格峻,其⼒猛,其功备,光⼤于秦相(李斯)有倍”者,堪称有唐⼀代之“字宝”。另有唐元度精⼩学,能作古⽂、⼤篆、⼩篆等⼗体书。唐元度,《宣和书谱》卷⼆载:“精于⼩学,动不离规矩;⾄于推原字画,使有指归,横斜曲直,偏旁上下,必就楷则。
三、碑志风⾏
原的组词碑,⼴⽽⾔之,乃所有⽂字刻⽯之总称,囊括刻⽯、摩崖和墓碑等数种形制。最初⽯碑上并⽆⽂字,不具纪念意义。后来⼈死⼊葬时,于墓坑旁树⽴⽯碑,并凿孔于碑上,⽤以系绳徐徐下棺。⾃东汉起,
⼈物碑铭的镌刻开始出现,“⽴碑述德”开始出现并与⽇俱增。上⾃皇室,下⾄庶民纷纷树碑,以之留名。对此,刘勰在《⽂⼼雕龙》中记载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两汉时期墓前⽴碑已成习俗,碑⽂多鸿篇巨制。东汉末年,曹操曾严令禁碑,东汉时⽴碑奢靡铺张,⼈们竞相⽴碑留名,且互相标榜,掩盖了真正的⾼风亮节,且此风巨甚,隐患多多。其后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故⽽世间墓碑⽇渐缺稀。
四、书家的努⼒吴晓敏微博
唐朝结束了分裂和内战,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均⾄⿍盛时期。国⼒强盛,团结,南北交流,互取所长,中外贸易发达,产⽣了中外⽂化的⼤交流和⼤融合,打破陈规旧俗,造就了盛唐之际的社会氛围。国家的强⼤成为⼠⼈昂扬的精神⽀柱,书法创作愈加活跃,名家辈出,名迹不绝于缕。唐代篆书有两种类型:⼀是铭⽯⼤字,碑、碑额、墓志盖、摩崖均有,以⽟箸法最为普遍。⽟箸,指⼩篆线条浑圆、粗细匀⼀者,李阳冰擅长。⼆是⼩字墨迹,垂画出锋,状若悬针。后代名家写各体《千字⽂》,亦或⽤此法。金海心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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