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道家思想中的谋略智慧
小2寸照片尺寸一、寄语
描写杜鹃的诗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四人的传记合写在一起，是个有趣的学术问题。首先可以注意的是：从汉代人的学派分类而言，申不害及韩非都是法家人物，何以司马迁会认为他们的学问都起源于老子道德之说？其次，从《史记》的叙述看来， 老子与庄子都是远避于政治干扰的人物，而申不害及韩非子恰恰与他们相反， 申、韩都投身于王者之下，企图影响国家的发展。这二类人，何以司马迁认为他们之间有所关联？上二个问题虽然容许有不同的解答，但如果从中国道家思想在文化中的表现及影响而言，我觉得这或许反映了二种形态的道家诠释。其中一类，广泛的表现在政治人物的权谋思想中，在先秦以申不害及韩非为代表；另一类则于超越的概念及养生方面有重要的发展，以庄子为代表。
从中国的文化现象来看，上述二种类型的道家诠释一直都在历史上产生作用，为了说明这二种诠释类型在历史上的变化及具体的影响，本文将先分清二种形态的区别，再略伦其可能的发展及对今天的启示。
二、汉代理解道家的二个类型
（一）不同内涵的道术观念
道是一种思想、见解的原理，是理论；而术是一种方法，它是将理论付之实施的具体步骤。先秦至秦汉间各学派的思想都有道也有术，道家也是如此。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美句然而道家道与术的实质为何？
这或许可由西汉初年的人对道家的理解来当掌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曾谈论儒、道、墨、名、法、阴阳等六家要指，他的意见保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之中，文字节选如下：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多省人口出现负增长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qq团骚动，
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事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 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另一个对道家的看法则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根据的是刘歆《七略》的说法：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让），《易》之嗛嗛（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司马谈曾习道论于黄子，与道家颇有渊源，而刘歆的学问承继于刘向，刘向的父亲刘德，史书上说他少修黄老术，有智略，也与道家有所关联。刘歆与司马谈都认为道家的思想是一种治天下的南面术，可见这个意见可能是西汉学者的共同看法。
比较有趣的是：在务为治、治天下的想法下，司马谈的说法企图将阴阳家、儒家、墨家、
名家、法家的政治思考纳入道家的范围，使道家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学派。换言之，在司马谈的解释之下，道家在政治上并没有具体的技术及步骤，所以阴阳、儒、墨、名、法的政治意见，都可以被它取用。相对而言， 刘歆及班固的意见不像司马谈所论，他们不把道家看成是一个可以综合各家思想的学派。刘歆及班固认为道家的智慧出于史官，得自于古今成败、存亡、祸福等历史经验的积累，所以他们所说的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是归结历史经验而形成的一种术或方法。换言之，君主所显现出来清虚、卑弱，并不是君主修养自身的结果，而是一种应对于臣下的姿势，目的在于控制臣下，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上文所说的区别，如果用道术来说明：司马谈所论的道家是以虚无为原理为道，而以诸子百家的说法为术，所以他所说的道家在原理与方法上都不受任何成见所限制。相对而言，刘歆、班固的道则是以虚静、卑弱为原则，而以谦退为术，道与术都具体可知，在实践上也比较有达成的可能。
（二）依体立用与依用立体
除了从道术的观点去分别司马谈与刘歆、班固的说法外，也可以用中国的体用观念来区分上面所说的二种类型。体用一词是中国哲学惯用的语词，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任何一用，
必相应的有一体；有某体必有其用，否则体就成空虚的概念；同理，有某用必有其体，否则用即成不可解，体用是相依的概念，二者不离。从体用观念的完成而言，体用是合一的，但从体用观念的建立而言，二者却可以有不同的次序：如要达到某种效果，必会注意到功能或效用的一面，既要有此功能出现， 就必定相应地建立一种体，这是依用立体；另一方面，肯定一体的时候，也必然相应地要立某种用，这是依体立用。依上面的说明，不管是司马谈或刘歆、班固所论的道家南面术都应该是有体有用之学， 但二者建立体用却有不同的途径，司马谈的道家诠释比较接近依体立用； 而刘歆、班固则是依用立体的道家诠释。
为了清楚的说明上述二种类型的区别，以下或许可以借无为而无不为这个道家常见的语词来做说明。从体用的观点而言，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认为无为是体，无不为是用，体用皆是就君主而说的，他认为君主有此体，而后有此用，所以君主应以虚无为本，而后才能 因循为用。在此，得自于精神上的虚无或无为不是技术或方法，而是得以操作术的体。
司马谈认为，要达到以虚无为本就必须有个人的修养，实践的方法可概括为去健去羨绌聪明等，意指柔软自己的身段，减损不必要的欲望并且不自以为聪明。能去除健、羨、聪明，
也连带的能使心神不过度的消耗，形体不过度的劳动，而拥有的神、形，神、形而后才有发挥因循之用的可能。依司马谈的话，因循应该是指顺应着物的势及形，物的意思包括有事、有形之物、与我相对的外境等不同的意义，所以因循即是顺应着当时的情势及事物的进展。综合司马谈的意见，他所要说的是：君主有虚无的体，才能体察时变，成为能顺应时间、空间情势，能因着事物进展而改进作法的圣人。
明星整形前后对比《韩非子》对无为而无不为，的论法与司马谈不同，他说：在上位的君主能做到无为，在下位的臣下就会谨慎恐惧。有作为的君主不耗费精力去思索事情，也不显露自己的能力，以免暴露自己有限的智力和才能。他使有智慧的下属竭力于思索，然后依著下属的计策来做决断；委任自以为有能力的臣下去推行他的决策。如果政策施行成功，社会大众会称赞君主领导有功；如果失败了，则会归罪臣下智、能不足，而不会认为君主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在韩非的解释中，无为是指君主不显露智力及才能，不让臣下有所看见；无不为是说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所有的事都因为君主而成功。
从体用的观点来分析，《韩非子》所说的无为不是体，无为不是指君主修养到不具成心或成见的状态，而是指一种术或做法，因此无为与无不为都只是就用的一面而说的，无为是
用之中的手段，无不为则指：在无为的手段之下，所形成的效果。因为韩非子的思考都指向着存亡成败祸福等明确的政治效果，所以他的理论中的原则、原理大多依据着效用来决定，这即是依用立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的存在决定于用，体就成了空泛的概念，就君主而言，他不必将自己修养成卑弱清虚的状态，而只必须在姿态上伪装成卑弱清静谦虚的样子。
三、道家二种诠释类型在文化中的具体表现
道家思想在文化上的表现多端，学者于学理上讨论亦多，非本文所能详述， 因此以下仅就上文所分析以体立用与依用立体的二种诠释形态，略举三例说明其具体的影响。
（一）以用为主的政治权谋术
汉代说道家大都是着眼于治天下的政治层面，因为政治必须讲究现实， 所以类似司马谈所说以虚无为本的修养之道，在政治实践上是有其困难的。即使是汉初曹參的无为而治，事实上乃是萧规曹随，而萧何之规又多承继秦代的制度而来，所以整体而言，汉初的无为只是减损不必要的政治措施而已。因此，自汉代以后，所谓的帝王南面术，其发展多是依用立体的形态。
由于依用立体诠释形态的基础在于历史经验，其术用也就最能符合时效及具体现实的运作，这种情形使这一类型的道家传统，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一直能发挥其影响。讲究术、用的道家思想，其具体的表现便是政治斗争上的权谋化，这一点在现存帝王所注释的《老子》诸本中可以得到证明。如明太祖《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经》中注《老子》15 章古之善为士者， 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为：臣下尽管设七种试探的方式来猜测君主的心机，君上仍必须不动声。这也正是上文中，韩非所说的体道，无为、无见也术不欲见与明君无为于上，臣竦惧乎下的道理。
上述的作法在现在政治上，也是常见的现象，如整肃异己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其中的智慧得自于《老子》的不为天下先。具体的做法是：先不发难，并且采取卑弱退避的姿态，以让敌人暴露自己的短处，然后给予迎头痛击。除了善用引蛇出洞，鼓励旁人表明立场再突而擒杀之外，在会晤众的场合中，也能巧妙的摆出富于同情心及不摆架子的姿态，使他的访客轻松而畅所欲言，让他最亲密的盟友也分不清他的立场；有时他也以退为进，作势自我批评，令旁人起大加奉承，因而呈现出英明爱民的帝王架势。
（二）以体立用之学与文化的创新与融合
在汉代人的论述中，道家依体立用与依用立体的诠释形态，虽然着眼于治天下的前提，但从先秦道家思想的概况看来，它们也可表现为脱离政治的思想形态，特别是以体立用一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