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序》
史籀之兴，备存往制，笔削所误，抑有前闻，岂惟豕上加三，盖亦马中阙五。迨斯以降，舛谬实繁，积习生常，为弊滋甚。元孙伯祖故秘书监，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怀铅是赖，汗简攸资，时讹顿迁，岁久还变。后有《书新定字样》，是学士杜延业续修，虽稍增加，然无条贯，或应出而靡载，或诡众而难依。且字书源流，起于上古，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缉，顷因闲暇，方契宿心，遂参挍是非，较量同异，其有义理全僻，罔弗毕该，点画小亏，亦无所隐，勒成一卷，名曰《干禄字书》。
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每转韵处，朱点其上），具言俗、通、正三体（大较则有三体，非谓每字总然），偏旁同者不复广出（谓忩、殳、氐、回、臼、召之类是也），字有相乱，因而附焉（谓彤肜、宄究、祎袆之类是也）。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傥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有此区别，其故何哉？夫筮仕观光，惟人所急，循名责实，有国恒规，既考文辞，兼详翰墨，升沈是系，安可忽诸？用舍之间，尤须折衷，目以干禄，义在兹乎？绠短汲深，诚未达于涯涘，岐多路惑，庶有归于适从，如曰不然，请俟来哲。
附：                                      唐人《干禄字书》研究
施安昌
一、《干禄字书》的背景
萨顶顶话筒《干禄字书》由唐人颜元孙撰，后为颜真卿书写刻石，广为流传。这部书是唐代正字学的一项成果。
“正字”与“字样”这两个名称，在唐时很普遍，而且常用于书名，如《颜氏字样》、《经典分豪正字》等，这些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
在我国文字学史上，正字学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对正字学也有称“正字法”或“字样学”的①。正字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整理和研究异体字，确定文字的标准形体，促进文字的统一。唐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学者的努力，使正字学有了成效显著的发展。
促成唐代正字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有文字以来，字体经历了多次的演变。秦汉之际，隶书取代篆书、隶变是一大改革。隶书继续发展。出现了楷书。随着字体的演变，产生了大量的异体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割据，南北阻隔，形成了“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见《魏书•江式传》的状况，异体别字，比比皆是。《颜氏家训•杂艺》中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肖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能’旁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际，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畏拙甚于江南；乃以“百” “念”为“忧”，“言”“反”为“变”，“不” “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偏满经传。在唐初使用的文字中，同字异体的现象极为普遍。经济和政治日益强盛的唐朝，为促进文化教育的繁荣和交流，自然需要文字的进一步统一。
在唐以前，占书都是写本。辗转传抄，或字有讹夺，或篇简错乱，必须再经过校勘。自汉
地震时如何保护自己代刘向、刘歆父子开校勘端绪，历代官府都设校书官，而对古代经典的校定尤为注重。校勘就必须对文字的形、音、义仔细推敲，考辨用字的正误。北朝未期，秘书省设正字一官，地位略次于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亦文士出身之官员。以后，唐、宋几代都设秘书正字官职。
唐朝在官吏考选和学校教育方面，都把书写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举考试科目有六项：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参加明书科考试，先口试，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②四帖，懂得训诂，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书写的要求一是正确，二是遒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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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在京城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由国子监总管。书学已是专门学校。书学内，有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典学二人。学习内容是：“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③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④。对宏文、崇文两馆学士的考试，还有这样的规定：“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通七者与出身，不通者罢之。”⑤
如此教育与选吏制度，就使社会上，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对书写的规范倍加重视。《干禄字
书》的取名，也反映厂这一点。干，追求意，禄，俸禄意。语出《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关于唐人正字活动，还可以联系到历代的太学石经。石经创于东汉。熹平年间，因《周易》、《尚书》、《诗经》等经籍辗转传写，文字沿讹，故蔡邕等儒生奏求灵帝正定六经文字。于是刻石经立于洛阳太学，以为经籍之定本，使后人有所取正，此即《熹平石经》。石经文字应是当时通行的正规文字，书体是隶书。由于石经不仅正定了经籍的辞章内容，而对文字的字形也起厂规范作用，故石经之立，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正字措施。
过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间齐王芳又刻石经《尚书》、《春秋》，以古文为主，并以篆隶二体字列其下，立于太学，世称《正始三体石经》。它的隶体文字与《熹平石经》是同一时期的正规文字，字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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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用两晋、南北朝，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尽管文字变异纷纭，但不曾再立石经。一直到唐晚期开成年间，才重立石经，书体为楷书。此距《正始三体石经》已有六百多年，而距颜元孙撰《干禄字书》也约有百余年了。
正是适应了上述种种社会需要，在初唐和中唐，一些学者积极从事正字活动，研究和确定楷书字的标准形体和使用规范。
实际上，正字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是在唐以前。现在可见到的比较早的资料是北齐颜之推⑥《颜氏家训•书证篇》，他说：“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仓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各有同异。西晋以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考校是非，特须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两字非体。《三苍》、'尼’旁益'丘’，《说文》'尸’下施'几’，如此之类，何由可从。古无二字，又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  ’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奋’'夺’ 从'  ’，'席’中加'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经’旁，'  ’分'泽’片，'猎’化为'  ’，'宠’变成'宠’，'业’左益'片’，'灵’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单’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颜之推的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地谈了对文字演变的看法。他提出：“随代损益，各有同异”，即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字有增有减，有同有异。“古无二字，又多假借”，即在古代，使用的文字数量少，很多字词都借用同音字来表示。“自有讹
谬，过成鄙俗”，即有的字写错后（因有意或无意），沿用久了也就成了俗字。“更知通变”，“将欲半焉”，即正字应取参酌古今，折中通变的办法。
这些看法以及字分正俗，用途不同的主张对后来的正字学是有影响的。唐人正字的先驱者颜之推还著有《俗文字略》一书，可惜早巳不传。与唐代正字学有关而见于历史记载的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关于一般文字的，如：颜师古⑦的《颜氏字样》、《匡谬正俗》：杜廷业的《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唐玄宗时的《开元文字音义》。
另一类是关于古代经典文字的，如：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张参的五经文字事⑧，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
再有一类是韵书，如王仁的《刊谬补缺〈切 〉》、孙缅的《唐 》等等。这些书都注意列举异体，辨正字形。
上述都是影响较大的书。自然，还会有一些书连名字也没有传下来。《干禄字书》是由颜真卿书写并摩勒上石，后来又有重刻。《五经文字》和《新加九经字样》分别刻在《开成石经》的后面，至今存于西安碑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比较完整的拓本。这些都是十分可靠的唐代正字学的资料。王石妻子
(注：原文有缺字非转贴漏。)
二、《干禄字书》的内容和作用
颜元孙，字聿修，万年（今陕西西安市附近）人。自幼善文辞，垂拱初登进士第，历官长安尉、太子舍人及濠、滁、沂堵州刺史。他对诸家书迹精于鉴别。其生卒年代不详，约活动于唐高宗至玄宗时。
颜元孙的伯祖父颜师古，颜师古的伯祖父颜之推，都以考注经史而著名，对六书声韵之学又都有著述。颜之推著有《急就章注》一卷、《训俗文字略》一卷；颜师古著有《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等。贞观年间，颜师古在刊正经籍过程中，将不同写法的楷书字记录下来，在当时被称为“颜氏字样”。后来，学士杜延业又加以扩充，编出《书新定字样》。在这个基础上，颜元孙才进一步完成《于禄字书》。
颜元孙在《干禄字书》正文之前有段文字，说明撰书的缘由和体例，通篇不过五百余字，言简意赅，可谓《序言》。
关于《干禄字书》的体例，主要有四：
一、“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每转韵处朱点其上。”此书共举字例1599个（其中重文717个），按四声次序排列。同一声调下的字，再按韵部排列。所谓“朱点其上”，当是《字书》原稿；后来石刻及拓本无此，也无代替的其它标识，自是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