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Dec.2007第26卷第12期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 ollege of Education V ol.26N o.12
杨陈数老公是谁
萍
(黑龙江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27)
刘端端配音毒液摘 要：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人才盛世局面。济济人才为当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就了武帝的一朝治世。从汉武帝时期人才辈出的现象出发，考察汉武帝的用人方略，可探究当时人才盛世局面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汉武帝时期；人才；盛世
中图分类号:K 23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7)12-0079-03
收稿日期:2007-10-10
作者简介：杨萍(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历史上每逢明君治世，一般都会相应地呈现出人才辈出的局面，这并非偶然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内在原因。考察汉武帝时期的人才盛世的若干相关问题，古为今用，对今天人才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武帝时期人才盛世的表现，功勋赫赫，开创了旷世伟业，堪称一代英主。武帝在位时期可谓英荟萃，各类人才在西汉历史舞台上跃跃欲试，大显身手，为武帝的丰功伟绩的创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1]
已有学者把汉武帝时期
人才情况与汉初“文景之治”以及后来的“昭宣中兴”时期人才情况作以统计对比，文、景、昭、宣四朝77年，名臣共107人，与武帝一朝54年名臣89人相比，虽武帝在位年数不及文、景、昭、宣四朝，但使用的名臣数量却相差不多[2]。因此，司马迁把汉武帝的功勋归结为能“博开异能之科，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班得自效,
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3]。
汉武帝当政后，身边始终不乏大批贤能谋士追随，为其出谋划策。班固就把当时名士加以分类:“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 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遣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
文，后世莫及。”[1]有上书献策的股肱谋臣，有慧眼识
才、举贤荐才的伯乐之士，有叱咤疆场、英勇善战的统军之将，有不畏艰险、纵横捭阖的外交名家，又有精明强干、深谙经世致用之道的理财家。这些人物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史学、文学、外交等领域展示着各自的才华。
汉武帝执政时期，许多重大的举措都离不开这些人才的智慧和力量。郎中主父偃的建议“推恩令”被采纳，削弱了诸王侯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出现了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的局面。卫青、霍去病为统帅对匈奴作战，消除了长期困扰朝廷的边患，保障了稳定的后方。这些积极进取、各怀专长的有识之士在汉武帝提供的舞台上施展才华，构筑了武帝时期的济济人才盛世，使汉朝达到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鼎盛时期。 二、汉武帝推行的用人政策
人才是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对待人才的态度以及用人的政策也将大大影响人才才能的发挥。武帝一生对人才有着特殊的偏爱和执著的追求，面对当世众多才华优秀之士，汉武帝能够拓宽途径育才、不拘一格选才、恩威并用任才，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培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他卓越的用人政策是
能够出现人才盛世的制度保证。
11发展学校教育，拓宽途径育才
秦汉以前，人才的培养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家族和私人办学。官府办学始于西周，但初具规模的官学当属汉武帝时期的太学。武帝即位之初，感到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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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选士不育才的传统远远不能满足对人才的大量需求，董仲舒上书兴办太学:“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4]被武帝采纳，创立太学。
太学的主要职责是推行儒学，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为教授内容。《汉书・艺文志》载:“《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可见，在太学学习后不仅可以了解和掌握儒家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也可以开阔视野，学到丰富的治国安邦之智。这样，太学生的入仕为官应该完全符合统治者的要求。沐浴露和牙膏怎么做起泡胶
武帝创立的太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选拔官吏的重要对象。太学的建立，不仅为汉武帝时期培养了统治人才，也为后世储备了大量的治国人才。《后汉书》中范晔为之立传的人物中，很多都是在太学学毕归乡而后又通过各种途径入仕的太学生，如，程曾、范式、杨终、伏湛、张衡、郑玄、王充、崔马因、何 等。东汉时期这些人才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武帝设立太学培养人才政策的长期效应。
太学的教育，使汉代的人才和选士标准得到逐步规范，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太学的创立，标志着长期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由儒生而官僚的文官政治体系初步创建[5]，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汉武帝在这一点上具有开创之功。
21打破传统束缚，不拘一格选才
武帝深知人才的重要，即位之初即下求贤诏令，开始了他招揽人才的第一步。同时，武帝还把原来的察举制度固定化，规定郡国要常年向中央推荐人才，并针对消极敷衍者制定出“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6]的惩处办法，把察举贤人与官吏政绩挂钩进行考核，足见其求贤的决心之坚决。征辟制度、任子制度、郎官制度与上述的太学选才制度、察举制度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时期选拔人才的途径，而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是汉武帝用人的一大特。
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用人上不搞学派歧视，用人并不仅限于儒生。如酷吏张汤、赵
禹属法家；严安属阴阳家；汲黯、郑当时均以“好黄老言”[7]而著称；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8]。这样的用人，能使武帝随时听到各方面的声音，从而制定正确的治国之策。
汉武帝用人不受年龄的限制。武帝本身16岁登基的经历，使他对生机勃勃、勇于进取的年轻人才比较偏爱。桑弘羊13岁就为侍中；霍去病18岁为侍中，出击匈奴，大获全胜。终军18岁即为谒者给事中，主动请缨受命，在吕嘉叛乱中被杀，年仅20岁，被称为“终童”。武帝也给大器晚成者公平进仕的机会，公孙弘年近七旬被委以丞相之职，主父偃“晚而学《易》、
浙江旅游胜地《春秋》百家之言”[8]，终因有不凡才识受大用。可见，在武帝看来，人才的年龄大小不是进用的障碍。
武帝这位鉴往知来的君主，看到前代世袭制度的弊端，选拔人才时不问出身贵贱，不看家世，大胆起用。元封五年，汉武帝下求茂才异等诏:“故马或奔 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6]武帝认为出身卑微之人，为世俗所鄙之士中不乏有才之士，是可以被任为将相高官的，因而有一大批出身低贱的人得到重用。如“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马因出于降虏”[11]。还有樵夫出身的朱买臣因功拜为主爵都尉；家境贫寒的主父偃被拜为郎中并多次提拔；公孙弘由布衣寒儒官至丞相之职。
更值得一提的是武帝敢于向封建世俗观念挑战，在把商业视为四业中最低贱之业的汉代社会，能冲破
传统世俗观念的束缚，大胆起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侍中、大农丞，主持财政事务，成效显著。同时，武帝用人不受封建礼教的限制，真正做到唯才是举。景帝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这一举动是为人们所不齿的。但是汉武帝看重他的文学才华，召至长安，任之为郎。汉武帝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气概，使八方英才如众星捧月般齐聚武帝一朝，出现了历史上不多见的人才盛世，为其文治武功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1勇于求谏纳谏，恩威并施任才
对于英明圣达的帝王来说，广开门路育才，任人唯贤选才，也许不难，但真正做到勇于向下求谏并纳谏，并非易事。武帝第一道求贤令后，大批直言极谏之士如董仲舒等脱颖而出，纷纷献计献策。
武帝有时虽独断专行，但很多时候能够虚心纳谏，武帝曾鼓励“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9]。当时就涌现出敢于犯龙颜而直谏的大臣，以“好直谏”、“犯主之颜”[7]闻名的大臣汲黯，当着文武重臣谴责武帝:“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唐虞之治乎?”虽然当时“上怒，变而罢朝”。但冷静之后发出了“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7]的感慨，称之为“社稷之臣”并给予重用。武帝能容人之量由此可见，这是众多才学之士甘愿在其朝中称臣的原因所在。
武帝广招贤才，对纳入其统治集团的官员恩威并施，有超凡的驾驭之术。他赏罚分明，用高官厚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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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侯爵、不惜重金奖赏的形式施恩于有功之臣，对能力欠佳、做事不力的官员施威，或降职、或罢免，重则处死。武帝以政绩和功业高下决定官吏的去留和赏罚，令人信服。卫青、霍去病等年轻被任用，均因战功显赫，一生升迁多次；主父偃多次被擢升，甚至一年之内被提拔四次；公孙弘、田千秋均由小官受任，后来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职。在以激励政策奖励功臣的同时，武帝对有过错者或不称职者给予相应的惩罚。将军荀彘击朝鲜时，同楼船将军杨仆争功,“虽克朝鲜，终坐弃市”[10]。甚至还有因政绩平平而被罢免的高官，如丞相石庆[11]。
武帝用人之道有许多突破前人之法，可取之处甚多。但他毕竟摆脱不了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其用人过程中也显示出了专断和残暴的一面。他执政的54年中，仅丞相一职被诛杀或威逼自杀的就达七人之多(其中窦婴为免职后获罪见杀)。但总体评价汉武帝的用人政策，这些迫害人才的情况毕竟不占主流。
三、汉武帝时期人才盛世出现的原因
汉武帝时期，各类人才竞相献力，呈现出人才济济的盛世局面，是历史的必然。这既是时代的需要所致，同时更与汉武帝本身的品质和人才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汉武帝即位时，虽然经过文景盛世，但仍受两大问题困扰，一是匈奴边乱；二是皇权有时受到大臣或外戚的制约，中央集权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这就要求武帝必须改变保守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代之以开拓进取的“有为”的治国之策。政策的改变需要大量人才，而原有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远远不能满足武帝建功立业的要求。因此，武帝一方面建立太学培养所需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选拔人才，挖掘现有人才的潜能，为我所用。
人才盛世的出现离不开武帝卓越的用人理念。“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6]武帝重视人才，与他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帝以景帝第九子的身份竟能登上皇帝宝座，他从其中的争斗与手段中领略到了人的重要。即位初期在与朝廷老臣以及保守势力间的两个回合的较量中告负，使他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自身皇权的亟待加强和缺少股肱之臣辅助的无助,
集权与组建自己的统治集团的要求更为迫切，从他后来的求贤若渴、大量选拔人才的举动中可见武帝吸取了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教训，终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形成一个驾驭自如的统治集团。
分析武帝时期人才盛世出现，还不能忽略武帝本身的性格特性。武帝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君主,“
夙兴以求，夜寐以思”的事情就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6]。这应该是武帝制定每一项治国之策时最根本的出发点。西汉以汉武帝为励精图治的典范，形成了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统治集团。武帝恢复汉业之政治理想的实现必然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作为统治者的武帝积极为人才提供广阔的历史舞台。宏大的理想抱负使汉武帝具有非凡的魄力和审时度势、驾驭人才的能力，他不遗余力地进行人才改革，不受祖宗之法的制约，抛开世俗的偏见，任人唯贤，缔造了蔚为壮观的人才盛世。
汉武帝时期达到了西汉的鼎盛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人才盛世为武帝的丰功伟绩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西汉的人才盛世，至今仍为世人称道，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尤其在竞争激烈的今天，人才是竞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如何造就一个蓬勃的人才盛世将是我们永远探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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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若琪男友[10]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班固.汉书・石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乔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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