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原文
想象一下十一月底的一个早晨。二十多年前冬天来临的一个早晨。设想边远小镇上一座四散延伸的老房子里的厨房。黑的大火炉是这个厨房的一大标志，但厨房里还有张大圆桌，壁炉前放着两把摇椅。今天壁炉发出季节到来的呼叫。
鹌鹑蛋罐头一个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妇人站在厨房的窗前。网球鞋，夏天穿的印花布裙外罩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她个头很小，精神饱满，像只矮脚母鸡；但由于小时候的一场病，她的肩膀有点佝偻，怪可怜的。她的脸很独特——和林肯的脸不无相像，一样因风吹日晒而略显粗糙，但很精致，骨肉停匀；眼睛像雪利酒一样的泽，怯生生的。“哦，老天，”她大声说，呵出来的气烟雾般弥漫在窗玻璃上，“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她对谁说话呢？我。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多了。我们是表亲，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住在一起。房子里住着别的人，就是一些亲戚。他们有权对我们发号施令，还常常把我们弄哭，但大体上我们俩不太在意他们。我们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死了，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呢。她现在也还是个孩子。
“我没起床就知道，”她从窗边转过来，眼中闪动着兴奋，意味深长。“教堂的铃声又冷冽又清楚。鸟儿也不唱了，它们都飞到暖和的地方去了。肯定是的。哎，巴迪，别吃饼干了，去推我们的小推车。帮我把帽子出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一直都是这样：十一月一个早晨到来，我的朋友仿佛代表官方，宣布这年圣诞季的到来。对节日的想象使她精神振奋，心中的火焰因为圣诞季来了而燃烧：“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去推我们的小推车。帮我把帽子出来。”
帽子到了，一顶宽边草帽，装饰着天鹅绒做的玫瑰，因为在户外带而褪了：它以前属于一个满时髦的亲戚。我们一起推那辆小推车，一辆破旧的婴儿车。我们把它推出花园，推进山核桃树丛。这推车是我的，就是说，我出生时人家买给我的。它由柳条编织成，不过柳条都松散了，推车的轮子摇摇晃晃像醉鬼的脚。但这辆推车可是个可靠的伙伴：春天，我们推它到树林里，装上花啊草啊羊齿植物，回来放进阳台上那些陶罐里；夏天，我们在推车里堆放野餐用具和甘蔗做的钓鱼竿，推到小溪边去；冬天它也能派上用场：从院子里装柴火拖到厨房；当奎尼的暖床：奎尼是我们养的橙白斑驳的小花猎犬。它得过犬热病，还被响尾蛇咬过两次，都挺过去活下来了。现在它就在推车旁边小跑着呢。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推回来堆满一车的风吹落的山核桃。捡这些山核桃可把我们累得腰酸背痛：在落满冰霜的草丛里，要出潜藏其中的它们很不容易（大多数果实都被果园主人摇下来卖掉了，我们可不是果园主人）。咔咔嚓嚓！核桃壳敲碎发出轻轻雷击般的响声，嘎吱嘎吱听起来很欢快。象牙光泽的山核桃肉散发出甜美的香气，油滋滋的，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座小山。奎尼求我们给它点尝尝，我的朋友就时不时偷偷给它一丁点，但我们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我们可不行，巴迪。我们要是一吃，就肯定停不了。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厨房渐渐暗了下来。夜把窗玻璃变成了一面镜子：我们在炉边火光中敲碎核桃壳时，窗玻璃上我们的影子和升起的月亮交织在一起。最后，明月高照，我们终于把最后一颗山核桃的壳丢进壁炉，都松了口气，看着它烧掉。推车空了，碗却满满的。
我们吃了晚饭（冷饼干，火腿，黑莓酱），讨论明天的事。明天，我最喜欢的事就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姜，香草，夏威夷的罐头凤梨，橘皮，葡萄干，栗子，还有威士忌，对了，还有大量的面粉和黄油，许多鸡蛋，香料和调味料：哇，我们得匹小马驹来把推车拉回家才行。
本兮男朋友
但采购前，有个钱的问题。我们俩都没钱。除了家里人偶尔给点零花钱（给我们一角钱镍币他们就认为是给了笔大钱），或者我们自己干各种活儿赚钱：卖捐赠品，卖成桶采来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桃酺，采摘花束供人家葬礼或婚礼。有一次，我们中了五块钱，是全国橄榄球比赛的第七十五奖。我们俩对橄榄球可一无所知。只不过我们听说什么比赛就参加：现在，我们寄希望于给新上市咖啡取名的大赛，要是中了有五千块奖金呢（我们建议取名为“A.M”（万福玛丽亚）；但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的朋友觉得有点亵渎神，所以改为“A.M！阿门！”）。老实说，我们唯一真正赚过钱的事业是奇趣展览，两年前在后院树荫下办的。所谓奇趣幻灯，放华盛顿和纽约城市风光的幻灯片，那是一个去过这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她发现我们借来的用处后大发雷霆）；所谓趣是一只长了三只脚的鸡，我们养的一只母鸡孵出来的怪物。这附近人人都来看，我们收参观费，大人一角钱，小孩两分钱。等那富有感召力的展览物死去我们的奇趣展览馆被迫关门时，我们已经整整赚了二十块大洋。
每年我们总能用尽各种方法，筹到这么一笔圣诞存款，作为水果蛋糕基金。我们把这些钱放进一只古旧的珠子钱包，藏在我的朋友床底那只夜壶盖住的地板中一块松动的木板下。这只钱包绝少从安全藏身处取出，除非要把钱存放进去，或者每周六取出一点来；因为每
周六，我获准拿出一角钱去看电影。我的朋友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也没打算去：“我情愿听你讲故事情节，巴迪。那样我会想象得更多。还有，我这把年纪的人可不能太挥霍我的视力。蒙主圣恩时，我才能把他看得更清楚。”除了没看过电影，她没做过的事情还有：下馆子，到离家五里地外的地方玩，收发电报，读小报和圣经以外的文字，化妆，赌咒骂人，有意撒谎，对挨饿的小狗袖手旁观。但这些事情她倒真的都做过：用锄头打死全乡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大的响尾蛇（尾巴上有十六个环呢），吸鼻烟（偷偷地），教蜂鸟在她指头上站好（只是试试），讲鬼故事（我们俩都相信世上有鬼），讲的你在七月里身上也会冒冷汗，自言自语，雨中散步，种镇上最美的日本山茶花，知晓每一种古老的印第安偏方，包括除疣子的那种。
现在，吃完了晚饭，我们回到房子很远那头的房间，我的朋友睡在里面一张放着皱巴巴的被子，漆成粉红的铁床上，那是她最喜欢的颜。我们沉浸在秘密策划的喜悦中，悄无声息自秘藏处拿出珠子钱包，将它里面的钱一股脑儿倒在被子上。有紧紧卷起来的纸币，像五月的花蕾一样鲜绿；灰暗的五角钱，沉甸甸的像死人的眼珠。可爱的一角钱镍币，最有活力，晃起来叮当作响。五分钱和两分半的硬币，磨得很旧，滑溜溜的像河底的石子。但最多的还是一堆讨厌难闻的一分钱。去年夏天，家里其他人和我们定下合同，讲好我们
每打死二十五只苍蝇就给我们一分钱。啊，去年八月那场大屠杀：多少只苍蝇归天了！但干这个活儿我们一点都不得意。现在我们坐着数一分钱硬币，倒像是在数那些死苍蝇。我们俩都没有数字头脑，慢慢数，数一阵子忘了，再重来。按照她的结果，我们有12块7角3分；按我的则正好13块。“我真的情愿你数错，巴迪。我们可不能和13扯上关系。蛋糕会发不起来。要么人吃了会死。天，我从来没有想过十三号那天起床。”没错，她每个月十三号那天总是赖在床上。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拿出一分钱，把它丢到窗外。
做水果蛋糕的所有配料中，威士忌是最贵的，也是最难搞到的。州法律禁止售酒。但人人都知道可以从哈哈先生那里买到。第二天，买好一般的配料后，我们去哈哈先生做生意的地方，“罪孽深重”的地方（大伙儿这么说）：河边一家卖炸鱼薯条还可以在那里跳舞的咖啡馆。我们为同样的目的来过几次；但前几年卖酒给我们的是哈哈太太，一个肤碘暗的印第安妇女，头发铜棕，死气沉沉的。其实，我们从没见过哈哈先生，但我们听说他也是个印第安人，他身材高大，脸上有道刀疤。他们叫他哈哈是因为他阴沉沉的，从来不笑。快要走到他的咖啡馆时（一座很大的木屋，光秃秃的灯泡连成链缠绕其上，立在河边泥泞的树荫里，灰蒙蒙雾一般的树枝下爬满苔藓），我们放慢了脚步。连奎尼都不再小跑，粘在我们身边了。有人在哈哈的咖啡馆里被谋杀碎尸了。他是被敲中头部死的。下个月要上
法庭审问。当然这些都是晚上发生的，那些彩灯泡照射出奇怪的影子，留声机呜咽悲诉。白天，哈哈咖啡馆看起来破败荒凉。我敲了敲门，奎尼叫唤着，我的朋友问：“哈哈太太？有谁在家吗？”
脚步声。门开了。我们的心一惊。是哈哈先生！哈哈琼斯本人！他身材高大，但没有刀疤；不笑。不，他闪着撒旦似的眼神看着我们，问：“你们哈哈干吗
好一会儿，我们都呆掉了，说不出话。这会儿我的朋友总算发出点声音，顶多像耳语：“可以的话，哈哈先生，我们想买一夸脱您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又闪了闪。你相信吗？哈哈笑了！还笑出声来。“你们俩谁是喝酒的大男人？”
“是用来做水果蛋糕的，哈哈先生。烹调用。”
孔雀蓝配什么颜
小别离演员表这话听得他收住了笑，他皱起眉。“可不能这么浪费我的好威士忌啊。”不过，他走回阴暗的咖啡馆，几秒钟后，手上拿了瓶雏菊黄的没有标签的酒出来了。他对着阳光让我们看它的成，说：“两块钱。”
我们付给他的尽是些一毛钱五分钱一分钱的硬币。突然，像玩子一样，他摇着手中叮当响的硬币，和颜悦地建议：“这么跟你们说吧，”一边把那些硬币倒回我们的珠子钱包里，“只要做好蛋糕给我一只就行了。”
“真的，”我的朋友在回家路上感慨，“好人还是有的。我们要在给他的那只蛋糕里额外多放一杯葡萄干。”
黑炉子装进煤和柴火后象只点着蜡烛的万圣节南瓜一样发光。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碗里把黄油和白糖拌匀，香草使空气变得甜甜的，姜使空气有点辛辣；能融化一切的诱人香味充满厨房，弥漫了房子，随着烟囱和烟一同飘向世界。四天后，我们大功告成。三十一个蛋糕，因为加了威士忌而湿润，晾在窗台上，架子上。
蛋糕给谁呢？
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
朋友呗。倒不必是比邻而居的朋友。其实，大部分是给我们仅有一面之缘的人，甚至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朋友。我们喜欢的朋友。像罗斯福总统。像瑞夫兰一家和鲁西夫人，去年冬天要去波尼欧路过我们这里，在此布道的浸礼会牧师。或者是每两年来到我们镇上的磨刀
向海岚
人。或者是阿波拿派克，从美孚开六点钟的公交车过来的司机，他经过时会在尘土飞扬中和我们相互挥手。或者是年轻的韦斯顿夫妇，他们是加州人，一天下午他们的车在我们门口抛锚了，我们和他们在阳台上聊天，那一个小时的聊天很愉快（韦斯顿先生还帮我们拍了张照片，我们俩唯一拍的照片）。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只和陌生人，这些仅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成为真正的朋友呢？我想是的。还有，我们保留的白宫信笺写的感谢便条，时不时和加州和波尼欧的联络，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的贺卡，这些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生活不仅仅是厨房和从厨房窗户看到的那一片天空。
现在十二月光秃秃的枣树枝摩擦着窗玻璃，发出吱吱声。厨房空了，蛋糕不见了；昨天我们把最后一个蛋糕送到邮局，邮费掏空了我们的钱包。这让我有点沮丧，但我的朋友坚持要庆祝一下——用哈哈先生酒瓶里的最后两寸高的酒。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它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口味的浓咖啡）。我们俩分剩下的，倒进装果子冻的玻璃杯。我们都对不加任何东西的威士忌感到紧张；尝了以后觉得表情乖张，肩膀酸痛。但渐渐我们唱起歌来，两人同时唱各自的歌。我不知道唱什么歌词，只是“来吧，来吧，到黑暗小镇的舞会来。”但我跳舞：我就是想跳舞，当个电影里的踢踏舞演员。跳舞的影子在墙上摇晃，我们的歌声震得瓷器颤抖，我们咯咯笑，仿佛有人跟我们挠痒痒似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
子在空气中乱抓，黑的嘴巴好像笑得拉长变宽了。我觉得身体里很暖，和劈开的原木一样崩出火星，像烟囱里的风一样自由。我的朋友围着锅炉跳华尔兹，手指头轻轻拈起印花布裙的两端，当它是舞会穿的裙子似的：指给我回家的路，她这么唱，她的网球鞋在地上发出嘎吱声。指给我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