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学教案
第一讲  碑帖学概述
一,述碑
碑帖学是碑学与帖学的合称。碑学研究碑刻,帖学研究帖及刻帖。
碑的原义是没有文字的竖石,后经演变发展才成为刻有文字的今天意义上的碑。最早的碑出现在先秦时期,根据其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用于宫庙内拴牲口,或用于识日影、辨阴阳。其材料为石。二,用于丧葬下棺,而以木质为多见,其上有穿孔。石质的称为窆石。目前见到的最早的碑刻文字是石鼓文,称为“猎碣”。秦代秦始皇巡游,刻有多处文字,称为“秦刻石”。西汉有《孝禹碑》,初次具备了碑的形制,是碑的滥觞。
刘熙《释名》云:“碑者,被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见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最早的庙碑或墓碑都没有文字,至汉代才有刻字。但刻石文字则早于汉代。
碑有狭义之碑与广义之碑的区别,狭义的碑即上述两种,广义的碑则包括刻石、碑、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石阙、摩崖、题名、桥柱、井栏、食堂、界石、画像题字等除刻帖以外的所有刻石文字。刻石泛指刻于石上的文字,碑为竖石,碣为圆形的碑石,墓志为方形的葬于墓中的碑,塔铭为佛塔下所刻文字,刻经即石刻经文,造像为石刻佛像下面的说明文字,石阙为神庙、坟墓之前砌立的石雕上的刻石文字,摩崖是在山崖石壁上的刻石文字,题名为题记姓名的刻石,其他桥柱、井栏、食堂、界石、画像题字均为实用文字。
下面谈谈碑的一般常识。
1, 碑额。碑额即碑的上端,有圆形与圭形两种,许多碑额雕有螭龙虎鸟等雕刻。汉以后碑额多为盘龙。
2, 碑穿。碑上的穿孔,多位于上部,但并不固定位置。碑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用于拴牲口或下棺系绳的,下刻文字。另一种是仿古制,穿孔没有实际用途。汉以后碑则不再有穿。
3, 碑趺。俗称碑座,放置碑的石座。汉代碑趺为长方形,唐代则规定“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龟趺就是赑屃公务员考什么趺。骂人顺口溜赑屃传为龙之九子之一,即好鸣之蒲牢,好音之囚牛,好杀之睚眦,好险之嘲风,好坐之狻猊,好负重之霸下(八夏),好讼之狴犴,好文之赑屃,好吞之蚩吻。明清以后又有须弥座,从佛座演化而来。
  碑的一般常识
一, 碑额标题书体
碑额标题,始于东汉,一般采用篆书,称为“篆额”。如《华山庙碑》、《张迁碑》等。亦有隶书标题,如《衡方碑》等。南北朝时期,碑额书体开始采用正书,而篆隶也继续沿用。唐代碑额则篆隶楷诸体皆有,甚有使用飞白书者,如著名的《升仙太子碑》。唐代出现了行书碑刻,也出现了行书碑额,如张从申书《铜井镇福兴寺碑》。
二, 碑额标题的位置
汉碑额一般在穿孔之上,亦有偏左者。一般为两行,亦有单行者,少数有三行四行等。一般为竖刻,亦有横刻者。
汉魏以后无穿孔,碑额居上。北周有《强独乐为文王建佛像碑之碑》碑额十五行,五十六字,为古今碑额之最。偶有四面刻者,如《殷君夫人颜氏碑》。另,唐碑亦有无额者。
三, 建碑种类
一是追述前辈之功德碑。如《孔宙碑》、《孔彪碑》、《石门颂》等。
二是墓碑。如《袁安碑》、《衡方碑》、《唐公房碑》等。
三是庙碑。如《华山庙碑》、《孔子庙碑》等。
四是立于山上之碑,用于祭祀天地。如《祀三公山碑》。
四, 碑文内容
碑文内容多为颂扬人物。墓碑颂扬墓主,功德碑颂扬建立功德之人。
五, 碑刻的忌讳
碑的成熟在东汉中叶,无论形制还是内容都形成一定的模式。碑文提及人物多曰“君某讳”,
亦作“府君讳某字某”。生者尊敬亡者,故称讳不称名。《春秋》云:“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左传》云:“自殷以来,未有讳法,因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杂记》云:“尊而讳其名,讳,避也。生者不相避名,卒哭乃讳,实始于周。”据此可知,对亡者称讳自周朝始。
除亡者外,亦有对生者称讳的。如《潘乾校官碑》、《曹全碑》、《三公山碑》等。《三公山碑》云“举将南阳将军,君姓冯讳巡字季祖”;《史晨飨孔庙碑》云:“相河南史君讳晨字伯时”;《华山庙碑》云:“袁府君讳字周阳,孙府君讳字山陵”等等,皆为生者称讳而不称名。
大概亡哭称讳,始于周;生死皆称讳在西汉;近世则生曰名,死曰讳。
汉代碑文的格式,一般是前为“序”,序后为“辞曰”或“铭曰”、“颂曰”、“文曰”,少数有“诔曰”。如《景君碑》,前有“诔曰”,后有“乱曰”。诔,累也,累列其事也;亦释垒也,垒述前人之功德也。
六, 碑文的撰写与书写
西汉之前的碑刻、刻石均无撰书者姓名。秦刻石小篆,传为李斯书,而诸碑无书
者姓名。东汉熹平石经,传为蔡邕书,而《礼记》、《公羊》刻经之后记载书者为堂溪典、马日磾等十余人。从出土残经看为七人书,蔡邕当为刻经管理者,是否书写不能定论。
《夏承碑》后有“建宁三年蔡伯喈书”,为后人妄添,不足为信。另外,《华山庙碑》唐代徐浩《古迹记》亦称为蔡邕书,欧阳修《集古录》谓“郭香察书”,众说不一,亦无定论。还有郭香察莅他人之书一说。《西狭颂》为仇靖字汉德书文;《阁颂》为仇绋字子长书。《天发神谶碑》有谓华覈(核)书者,有谓皇象书者,有谓苏建书者,碑后东观令三字以下剥蚀,故上述人物皆为猜测。《瘗鹤铭》有“华阳真逸”四字,有谓王羲之书者,有谓颜真卿书者,有谓陶弘景书者,皆无稽之谈。隋代《启法寺碑》为周彪撰,丁道护书。《龙藏寺碑》张公礼撰,下泐,然有谓张并书者。
综言之,东汉以前不署书者姓名,东汉以后始出现撰书者名姓,而隋以前皆为下级官吏所为。
唐代以后,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如《温泉铭》、《晋祠铭》。并敕令大臣书写碑文。唐玄宗也善隶书,书有《泰山铭摩崖》、《裴光庭碑》等。其他如颜柳欧褚诸家及李北海、史维则、徐浩、韩择木等书碑,更是大家耳熟能详者,在碑中都清楚的标明书写者的姓名,成为一种模式。此后宋元明清至于民国,这种格式一直延续不断。
七,镌刻与摹勒
    碑文书写固然重要,而镌刻亦不可小觑。镌字者留名始于汉代,如《华山庙碑》,刻者为“颖川邯郸公修”唐宋沿其风习,称镌者某某、或刊者某某、或镌人某某、或某某镌文、或刊石人某某、刻石人某某等,亦有称凿字、刻丹、雕字者,如《石门铭》称“武某仁凿字”。
    亦有称“某某梓”者,不当。梓为在枣梨木上刻字。
    镌刻为凿子凿刻,双向凿刻,类似于篆刻刀法。
    古人刻碑须书丹于石,后改为双钩上石,先将墨迹双钩,复在双钩字迹背面以朱砂双钩,拓印上石。一碑之成,先摹勒,后镌刻。如《集王圣教序》为“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
朱静藏镌字”。另外,也有摹勒镌刻为一人者。还有书写、摹勒、镌刻均出一手者。
八, 镌刻成员――僧道与官吏
刻碑者除专业工匠外,尚有僧人道士刻碑,官方立碑,又有官吏刻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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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石师与石匠
专业刻石者,称“石匠”、“石师”、“工人”、“巧工”、“都料”、“作头”。如《封龙山碑》称“石师某某选”;《石门铭》称“石师武阿仁”等。佛门刻石者有称“造塔博士”者,如少林寺《同光禅师塔铭》称“造塔博士宋玉”等。还有称砖匠,仅见于陕西韩城芝川镇。好听的男名
一十, 选石
汉代时,设有专门管理选石的机构。如《华山庙碑》为杜迁市石,与书者郭香察并列。《隶释》载;“孝子仲辛、季辛、季立,孝孙子侨、竭家,所有选择名山之阳,擢取妙好,无斑黄,饬工庀材”(汉武梁祠堂碑)。如曹全碑、张迁碑、颜家庙等碑,乌黑漆亮,坚硬如铁,至今完好。而劣质砂石等寿不过百年,至于一字无存者甚多。
一十一, 碑刻文字之演变
现在所见最早者当是石鼓文。约在秦统一前三百年刻成。其次为秦代刻石,即小篆文字,《史记》载为七块刻石,即泰山、峄山、之罘、琅琊、东观、碣石、会稽。而当时通行的书体则并非整齐划一的小篆,而是隶书,就是秦隶。西汉碑刻,书体介于篆隶之间,如赵廿二年《臣上寿》、《鲁北陛刻石》、《祝其卿坟坛》、《霍去病墓刻石》、《五凤二年刻石》等。东汉碑刻,种类繁多,有摩崖、碑碣、表、颂、画像题榜、石阙、买山地记、石经、墓志、题字、题名、墓砖、墓石等,种类即多,书体亦众,而以隶书为主,篆书多出现于碑额,亦有少数篆书碑刻。而隶书刻石风格极多,礼器碑结字宽博、笔画瘦劲;史晨、曹全从容秀雅,规整高古;华山、乙瑛华丽秀媚;衡方、张迁方劲朴拙、厚重古朴;石门、杨淮表挺劲飞动、奇古恣肆;熹平石经规矩方正、乏自然之趣。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隶书趋向平板,又出现了介于正书与隶书之间的字体,前者如《上尊号劝进碑》、《受禅表碑》等;后者如《谷朗碑》、《爨宝子碑》等。晋代隶书甚有变为长方体者,如《郛休碑》、《辟雍碑》,东晋时逐渐过度为正书,如《王兴之墓志》。魏晋禁碑,故刻石数目极少。南北朝时期,刻石文字已极少有隶书,而以楷书为主了。南朝如《爨龙颜》、《刘怀民墓志》、《瘗鹤铭》、《天监井栏题字》等;北朝则稍迟一些,如
《嵩高灵庙碑》、龙门二十品、后期大量的北朝墓志(邙山墓志)等。隋北亦为楷书,书体瘦劲清雄,如《龙藏寺》、《孟显达》、《董美人墓志》、《元公姬氏夫妇墓志》等。唐代碑刻以楷书为主,初期仿隋,后演化为典型的唐楷。从太宗起,行书入碑,成为风气。唐以后延续唐代风格,字体没有大的变化。碑刻风尚与书家风格基本一致。
一十二, 古碑石之重刻
古刻石重刻有当时重刻与后世翻刻两种情况。如《峄山刻石》,原石为北魏太武帝推倒,后遭焚烧,杜甫云:“峄山之碑野火焚”。现存为宋淳化四年郑文宝依徐铉临摹本翻刻,今在西安碑林。此刻石刻本甚多,计有长安本、绍兴本、浦江郑氏本、应天府学本、青社本、蜀中本、邹县本等七种。
    《孔子庙堂碑》,武德年刻,贞观中毁于火,武后重刻,王旦书额;宋末又毁,宋王彦超重刻,立西安碑林,称西庙堂碑;元至元年间,山东城武又刻一石,称东庙堂碑。传宋饶州锦江书院复刻一石,未见拓本。
《圣教序》,1、永徽四年,褚遂良书,在西安雁塔塔门两侧,称《雁塔圣教序碑》。2、
显庆二年,王行满书,称《王行满圣教序碑》。3、龙朔三年,刻于同州厅,称《同州圣教序》,无书者姓名,风格类褚遂良,后人遂加刻褚遂良书。4、怀仁集王圣教序,咸亨三年刻。又传有褚遂良行书圣教序,未见。
冯小刚赞吴亦凡颜真卿《中兴颂》,原在湖南祁阳,蜀中资州东北二岩各刻一石;鹤鸣山、铜梁江亦有刻石。
颜真卿《干禄字书》,初刻于湖州厅堂东壁,代宗大历九年。开成年间,字模糊,杨汉公复刻一石。宋绍兴间,勾咏在蜀中复刻一石。今传者为勾氏刻本。
宋《元党籍碑》,原为宋徽宗赵佶书,后蔡京亦书,二碑皆毁。后有广西刻本,饶祖尧跋者在桂林,二刻沈炜在融县。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什么意思宋徽宗《大观圣作之碑》,蔡京书额,西安碑林为乾县刻者,1963年迁。余则全国各地皆有,陕西有临潼、高陵、淳化、兴平、乾县诸刻。
苏轼《表忠观碑》,共四石,两面刻字。元祐间,蔡京毁在世苏碑,。明代嘉靖间,知府陈柯重刻。乾隆年间出土原石,仅存上半截,与重刻立于此观左右。又有不知名者刻,字
瘦小,“蜀”刻作“西蜀”。
苏轼书《司马光神道碑》,祐二年刻,后被仆倒。金皇统间,原刻断碑出土于杏树下,邑令王庭直重刻,称“杏花碑”,王刻后亦毁。今夏县所藏为元代至正年间翻刻。
苏轼书《醉翁亭记》,原石早佚,后刻者一为正书,仿苏体;一为草书,为伪造。
唐《摄山棲霞寺碑》,陈江总撰,车霈书。唐会昌间毁,宋代沙门怀则重刻,行书,在康定元年。重书完整本为陆和九、吴荩臣相继收藏,现在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