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王育所撰《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一书属于传世稀见文献珍品，曾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重要文献所著录，展现出了明代学者诠释许氏《说文解字》的治学风格。作者从继承与发展角度来对文字学史进行论述，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阐释经典，进而揭示出了时代治学特的研究方法，尤其对于指导今日研究者从事文字学史探讨、探索经学发展历程和中国教育思想等给予了重要启示，可以说它是一部颇具鲜明时代烙印之珍贵原始文献。
关键词：王育 论正 六书 稿本 文献价值
稿本《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二十四卷首一卷，署名：（太仓）王育著。书写形式为：十四行二十字，白口，无栏线，每册下注有页码，金镶玉装，共二十四册。钤有“济美曾观”、“蔚如”二印。现藏于西南大学图书馆。涉及的内容分别为：陆世仪题“王石隐先生六书论证题辞”、陈瑚撰《说文论正序》、王育撰《六书论正自叙》、“凡例十四则”、“字学源流说”、“总论”[“六书次第说”、“六书分数说”、“指事说”、“象形说”、“形声说”、“转注说”、“假借说”、“加体书说”、“省体书说”、“重文说”、“书义说”、“书名说”、“便书说”、“声教说”、“反切说
”、“二十八宿说”（附论：五星聚奎之误、右为命门之误）、“由字说”、“黄帝万岁说”和“学字说”]、陈逊撰《西隐说字略》和依照四声排序的“正文”。该文献曾经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目录》所著录，均论定为清代稿本。
本书作者在遵循“六书”体例之同时，更着重展现了他在继承中所实施的学术创新，同时也让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他所“论正”的“六书”并非是目的，其深刻涵义在于借此方法来帮助人们正确阅读经典和理解经书。
一、王育其人及成书时间考
（太仓）王育，正史无记载。据朱士嘉言太仓镌州志始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1]从弘治至崇祯间，曾三修《太仓州志》，亦未见有记载。进入清嘉庆之后，清儒两度纂修《太仓州志》：一是清嘉庆七年王昶等纂《太仓州志》，另一为嘉庆八年王祖畬等纂《直隶太仓州志》，时至此时才有了对他的记录。因两者所述内容基本相同，兹选取王昶之言附于下：
王育字子春，家贫好学，于书靡所不览。尝元旦筮易，得复之初九。次年元旦，复筮得之。
育曰：“天教我学颜氏之学也。”遂与陆世仪、陈瑚、盛敬诸人讲学，积力深思，几进于道。性强毅，人敬爱之。居家摈绝异端，丧葬悉从古礼。鼎革后，角巾方袍，与世泊如。国朝康熙间，州举乡饮宾，又诏举山林隐逸，皆辞不应。卒，时年八十有八。易箦前一日，犹与友人讲易，如平时，于五经皆有著述。又尝以“六书”之学失其传，乃推古圣贤造字之本，根于六义，证以“五经”，积五年，成三十万余言。旁通岐黄之术，其剖析多奇秘云。[2]
按上论之，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国朝康熙间，州举乡饮宾，又诏举山林隐逸，皆辞不应。卒时年八十有八。”说明王育最后生活时间应定位在康熙。另据太仓图书馆撰《太仓历史人物名录》上记载：“王育（1593－1680）字子春，一字石隐，号庄溪。清太仓人。与陆世仪、陈瑚诸人为友，结莲社。通五经六书，又通医术。著作《王石隐先生集》，《斯友堂日记》。”[3]1593年（癸巳）即为万历二十一年，1680年是康熙十九年，说明其存世为八十九年，看来这与《太仓州志》记录大致吻合。又以“成三十万余言”来看，也就是指笔者要论述到的稿本二十四卷《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以王育目前仍存世的著作来看，除本文之外，南开大学图书
馆收藏有传抄本《说文引诗辨证》一卷《石经考》一卷《绛帖考》一卷，相牛相崔之堂抄，共一册。刊出的文献有《说文引诗辨证》一卷，清道光十三年（1833）太仓东陵氏刻、《易说》一卷，清道光十三年（1833）太仓东陵氏刻、《斯友堂日记》一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竹西锄蓿馆刻。另还据邵忠、李瑾编著《吴中名贤传赞》记载，他还撰有《斯友堂诗文钞》、《王石隐先生诗》，以及与中医相关的《阴符经解》、《本草名义疏证》和《脈法微旨》，其文献形态与收藏信息，[4]至今未见有记载。
第二，“于书靡所不览。尝元旦筮易，得复之初九。次年元旦，复筮得之。育曰：'天教我学颜氏之学也。’”说明王育一身不仅饱览诗书，在研究方面，尤通易学，显然所撰《易说》一书，是属于他的代表作，其门人邵廷烈在编纂《棣香斋丛书》（婁东杂著）时，便将此文献辑录到其中。从学术渊源上看，他更善长“颜氏之学”，该学问也就是指儒者后来所言的“公羊学”。
教师见习期工作总结>袁立婚房疑曝光第三，“于五经皆有著述，又尝以'六书’之学失其传，乃推古圣贤造字之本，根于'六义’，证以'五经’，积五年成三十万余言。”此论恰好能在所撰科幻电影推荐《六书论正自叙》中到了对应处，云：
育虽愚劣，以此一事未明，为宇宙最大之阙，兴发愤覃思，夜以继日，推古圣贤造字之本指，根于六艺证以五经，梦寐之间鬼神如或诏之，遂一旦豁然，会其领要，著为《论正》三十余万言，以成一家之书。上以明先圣之指，，则以俟后之君下以解书之惑，岂仅仅昔人所谓小学云乎哉！至于知我罪我子。[5]
实际上，王氏在撰此书时，已具备了太史公一样的气魄，汇通神灵，重在阐释先圣要旨，最终撰成了一家之书。比较起来，前者是从史之角度来叙述史事，最终撰成了一家之言的不朽大著。王氏治学，重点放在用“六书”方法来诠释五经上，也撰成了“三十余万言”的专著。其实“六书”在汉代，已属于儒者治道中的必修文献之一，汉儒郑玄曾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6]即使历经鼎革，终究未废，从而显示出了中国礼制理论长盛不衰的深厚文化内涵。至于说《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的成书时间，这于《自序》中未见有叙述。然而在该文献中，附有（蔚村）陈瑚撰《王石隐先生六书论正题辞》，[7]观察其文所述，也仍未指出成书时间。在正文前，还附上了弟子陈逊撰于“壬辰”的《西隐说字略》一文，按此推考，这里所言“壬辰”，应该是指清顺治九年（1652）。另外，又结合避讳进行考察，均不避玄字。这样看来，该文献应该完成在清顺治间。由于后来被人秘藏，故此导致自清嘉庆以来，诸多
学者不知文献全名，仅云“三十万言”，或者称“《六书论》二十四卷”了。[8]
二、变形记变成一只蚂蚁“六书”理论之形成及其传承
在先秦典籍中已出现有说解文字的记载，诸如《左传》、《韩非子》等文献，就已谈到了此问题，但此时并未形成文字理论体系——“六书”。其实“六书”之概念，最初见于《周礼》，它是包含于“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中的一项内容，春秋贵族教育已将其纳入到了必修课程中，然而这与汉儒所言“六书”，仍不是一回事。关于“六书”之命名，最初见于刘歆《七略》。率先从文字角度来叙述“六书”的，则有三家：即班固、郑众和许慎。班固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9]郑众云：“六书：象形，会意, 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世界上最矮的人[10]许慎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1]三家所述，即使有所出入，然而追溯
学术渊源，实难与刘歆学术分离开来。以向歆父子来看，曾奉诏校书，并深通小学。班固论述“六书”思想，是被记录在《汉书艺文志》之中的，而分类精髓，仍是将刘歆《七略》理论的再次提升；郑众为郑兴之子，也仍是受业于刘歆；作为许慎，曾学于贾逵。逵父徽，亦属于刘歆门人。由此说明三家学术传承，完全是属于同源。如果按照学术差异性来进行分析，就有两点颇值得说明：其一是对“六书”称名有所不同，其二是排列顺序并非一样。显然证明即使有着严格师承关系，但是各自对于学术的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诸如许慎在谈到文字起源时，就这样论述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12]校尉羽书飞瀚海实际证明，文字产生之初，并无成法可借鉴，唯有可凭据的，仅能依照自然现象来加以归纳和总结，故此才有了庖牺氏“始作八卦”、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以及黄帝史官苍颉“初造书契”之言。说明文字学理论之产生，确实是经历了漫长渐进过程。进而紧密结合本文所论来进行探讨，看来王育早期的学《易》，显然是对他后来的从事文字理论研究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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