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批评的政治学
编者按
本⽂通过梳理赵树理⼩说《“锻炼锻炼”》的批评史，向我们展现了三种不同的现实类型：客观性现实、概念式现实与浪漫化现实。⽂章具体分析了对此⼩说的各种批评，涉及到⽂艺作品如何反映⼈民内部⽭盾、如何反映现实以及应当反映怎样的现实等问题，进⽽指出，从1959年到1961年，赵树理的“事实”进⼀步被事实化，或者说，他的“现实”进⼀步被客观化。正是在这⾥，在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命现实主义与⾰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于“修正主义”的两次批判之后，赵树理倒是与“修正主义者”意外地同时也必然地重逢了：“反映客观现实”。
原⽂发表于《现代中⽂学刊》2018年6期，并⼊围“第⼋届（2018年）唐弢青年⽂学研究奖”。感谢朱康⽼师授权保马推送此⽂！
“反映现实”与“反映⼈民内部⽭盾”
《“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批评的政治学
⽂ | 朱康
01
《“锻炼锻炼”》、“反映客观现实”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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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民⽂学》杂志社改组，由张天翼任主编（1957年12⽉-1966年5⽉）的编辑委员会替代了原本由严⽂井挂名任主编（1955年12⽉-1957年11⽉）、秦兆阳任副主编但实际负责（1955年12⽉-1957年4⽉）的编辑委员会，赵树理第⼆次成为编辑委员会委员（1957年12⽉-1966年5⽉，第⼀次在1953年1⽉⾄8⽉间）。这次改组不仅是⼀次⼈事的变动，还是⼀次思想的批判，它体现了对秦兆阳办刊⽅针的全⾯清算。到了1958年9⽉，《⼈民⽂学》在头条位置重点推出了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刘⽩⽻（正是他在1955年12⽉动员秦兆阳担任《⼈民⽂学》副主编）在7⽉举⾏的中国作协党组扩⼤会议上的发⾔《秦兆阳的破产》，并在紧随其后的版⾯上，转载了原刊登在《⽕花》1958年8⽉号的⼩说《“锻炼锻炼”》。这两篇原本来⾃不同语境、不同⽂类的⽂字，因此构成了⼀种连续性的上下⽂，⽽在该期《编者的话》中，《⼈民⽂学》⼜在它们之间建⽴了⼀种互⽂性的关系。《⼈民⽂学》的编者沿着刘⽩⽻的“概括性的、透彻的剖析”，判定秦兆阳是“反社会主义‘英雄’”，他任副主编时把《⼈民⽂学》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在上⾯“插上修正主义的⽩旗”，并种下了《改选》（李国⽂）、《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等“⼏株毒⽓特盛的毒草”，⽽与之对照，《“锻炼锻炼”》则是“深⼊⽣活的作家”所“努⼒创作”的“⽆愧于我们时代的伟⼤作品”，是“近年来⼩说创作⽅⾯可喜的收获”，代表着“⽩旗”拔除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之下培植出的“社会主义⽂艺花朵”。[1]
火影忍者小樱禁图h⼈民⽂学（1958年第9期）书影责任⼈/主编: 张天翼
“（插）红旗”与“（拔）⽩旗”是⽑泽东在1958年5⽉5-23⽇举⾏的⼋⼤⼆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多次使⽤的隐喻，在那⾥，在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与修正主义者“从资产阶级⽼师那⾥搬点东西”之后，⽑泽东紧接着就号召“要敢于插红旗”，因为“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帜，我们要拔掉它”。“修正主义的⽩旗”，就是在这样的语境⾥所形成的表达，⽽在上述《⼈民⽂学》的《编者的话》的话⾥，它主要指的是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在《现实主义——⼴阔的道路》（《⼈民⽂学》1956年9⽉号）中所提出的“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在那⾥，秦兆阳“想以⽂学的现实主义为中⼼，来谈⼀谈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为此，他为⼀切⽂学的现实主义设定了⼀个基本的⼤前提：
⽂学的现实主义……是指⼈们在⽂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现实和对于艺术本⾝的根本的态度和⽅法。这所谓根本的态度和⽅法，不是指⼈们的世界观……⽽是指……以⽆限⼴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追求⽣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3]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秦兆阳看到，起始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定义中包含着“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要求，但由于“社会主义精神”属于“⼈们的世界观”，是抽象的观念，这⼀要求会导致“让⾎⾁⽣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从⽽脱离客观现实⽽塑造出⼀种概念式的现实。因此秦兆阳提出⽤“社会
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要求作家⾃觉到客观现实、忠实于客观真实并充分地表现客观真实，不是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外部与艺术描写教条地结合，⽽是让它在艺术思维⾥发挥⾎⾁⽣动的作⽤，从⽽探索出⼀条充分发挥创造性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是让它在艺术思维⾥发挥⾎⾁⽣动的作⽤，从⽽探索出⼀条充分发挥创造性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正是秦兆阳以“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为⽬标的批判，使刘⽩⽻能够在1958年7⽉上溯到发表于《⼈民⽇报》1957年6⽉19⽇的⽑泽东在1957年2⽉27⽇最⾼国务会议第⼗⼀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民内部⽭盾的问题》，从那⾥寻批判秦兆阳的“⽂学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基础与理论基础。根据⽑泽东在这⼀讲话中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盾”的区分，刘⽩⽻将秦兆阳与“我们”之间的分歧确认为“敌我⽭盾”；根据⽑泽东在这⼀讲话中对“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描述，刘⽩⽻将秦兆阳指证明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刘⽩⽻引⽤了⽑泽东这⼀判断：“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教条主义有更⼤的危险性。”他没有引⽤但却以之为⾃⼰批判思路的是其后的两句：
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攻击‘教条主义’。但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4]
由此，秦兆阳基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就成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在两种现实——客观性现实与概念式现实之间所作的区分，就成为现代修正者“
施展诡辩术割裂马列主义词句”的例证。在刘⽩⽻看来，苏联⽂学家⾼尔基早就区分过两种现实，⽽秦兆阳站在与⾼尔基完全对⽴的⽴场，完全颠倒了⾼尔基的“词句”之所指。⾼尔基说他看见了“两个真实”：
其中⼀个真实——是你们的、陈旧的、衰⽼的、瞎了左眼的——没有⽛齿，吃着它⾃⼰制造出来的腐烂东西。另⼀个——是年青的，⾎⽓旺盛的，充满着⽆尽多的精⼒的，它热望向着⾃⼰的崇⾼⽬标前进，毫不回顾。[5]
对刘⽩⽻来说，这前⼀个“真实”是秦兆阳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之名念兹在兹的“客观现实”，⼀种由“盲⽬⾃发论”所主导的现实；这后⼀个“真实”是秦兆阳所批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种在“社会主义精神”之下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现实。刘⽩⽻要从秦兆阳的批判中恢复与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在秦兆阳那⾥作为“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来理解与批判的“社会主义精神”，在刘⽩⽻这⾥是⼀种能够“教育⼈”进⽽通过⼈民来体现创造性与未来指向的⼒量，在这⼀⼒量之下，现实也就不再是客观的对象，⽽是“精神”、“概念”之于“客观”的否定与综合的进程，是被“精神”、“概念”介⼊了的现实，或者说是这⼀意义上的概念式的现实。在刘⽩⽻看来，“不⽤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就⽤资本主义精神教育⼈，⼆者必居其⼀”，因此，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表达的其实是⼀套“从精神上⽡解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6]在这⾥，如果仅以“现实”的概念为焦点，刘⽩⽻显然将秦兆阳的两个“现实”做了⼀个颠倒：概念式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客观性的现实不过是对现实的歪
曲。正是沿着这同样⼀个思路，严⽂井在同期杂志上批判经秦兆阳之⼿发表并受到秦兆阳肯定的《本报内部消息》时，称之为“⽤歪曲现实⽣活的⼿法”写出的宣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的反动作品”。[7]
赵树理从未在其⽂中谈论过秦兆阳，不过，当《“锻炼锻炼”》在这样⼀种上下⽂⾥被转载，他也就被放在了秦兆阳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对⽴⾯，放在了以概念式现实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边。所以在《⼈民⽂学》1958年12⽉号上，龙国炳从“《⼈民⽂学》今年刊载的⼏⼗篇短篇⼩说”中选择了《“锻炼锻炼”》、《典型报告》（李德复）等16篇作品作为“短篇⼩说的收获”，认为它们“不但及时反映了现实⽣活，⽽且⾛在现实的前⾯”；[8]在这16篇作品中，《“锻炼锻炼”》、《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等6篇被选⼊了⼈民⽂学出版社的“⽂学⼩丛书”，对此，在《⽂艺
报》1959年第1期（1⽉11⽇出版）上，巴⼈接续龙国炳的“收获”说⽽“略谈短篇⼩说六篇”，宣称它们“不仅是现实⽣活的反映，⽽且是先⾏于现实⽣活的”，写出了“⼈民‘所愿望的’和现实发展中‘所可能的’”。[9]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他当时的⾝份之⼀是《⽂艺报》的编委，⼀个⽉之后，他在《⽂学评论》1959年第1期（2⽉25⽇出版）上发表了他原本应《⽂艺报》约稿在1958年1⽉间写成的《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对冯雪峰“现实主义”理论的初步批判》，在该⽂中，他将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定性为“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为此，他的批判从冯雪峰的“现实主义‘反映论’”开始：
第⼀，为了反对“公式、主观主义”或“教条主义”，他强调“感情⽣活”决定⼀切。第⼆，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他强调“⼈的思想只要反映客观现实，就是真理”。第三，……作家必须以内⼼⼒或理想⼒⾁搏现实，这样才能产⽣艺术⼒，⽽有艺术作品。[10]
在秦兆阳之前，冯雪峰先已成为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他同样表达了反对“教条主义”与强调“客观真实”的倾向与态度，并且，他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拟设了替代性⽤词：在1952年他提出了“⽆产阶级现实主义”。[11]从这样的“反映论”向前推进，巴⼈为冯雪峰的“现实主义”归纳了四点中⼼内容：以创作实践代替⽣活与⾰命实践，使艺术代替政治，通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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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写政策”来反对党对⽂艺运动的领导，⽤对现实的“客观反映”来代替社会主义艺术的党性。⽽在冯雪峰“反对‘写政策’”的地⽅，巴⼈举了赵树理⼩说来作为反对这⼀“反对”的例证：
不论是《李有才板话》和《三⾥湾》，……都没有不贯彻党的政策精神的。在党的⽂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号召下⽽产⽣的成功的作品，就证明了冯雪峰理论的反党性质。[12]
这是全⽂中唯⼀⼀处涉及赵树理的地⽅——但也只写到他的⼩说⽽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却包含着巴⼈对赵树理的全部
这是全⽂中唯⼀⼀处涉及赵树理的地⽅——但也只写到他的⼩说⽽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却包含着巴
⼈对赵树理的全部肯定的态度，他由此要肯定的是，在冯雪峰“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地⽅，赵树理的⼩说所体现的是对这⼀“否定”之否定。于是5个⽉之后，他写作了《略论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发表在《⽂艺报》1958年第11期（6⽉11⽇出版）上由《⽂艺报》副主编陈笑⾬组稿的“⼭西⽂艺特辑”。在该⽂中，巴⼈选择《⼩⼆⿊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与《三⾥湾》作为代表作来考察它们所反映的⽣活⾯貌和所表现的主题思想的发展，尤其是重点讨论了《三⾥湾》（1955），从中他看到：
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新的萌芽，新的⼒量，这就是作者已经⽤社会主义的精神⾯貌来丰富他所创造的新的⼀代⼈物了。⽽这，我以为正是作者今后所要努⼒的⽅向。[13]
“社会主义的精神”，这是秦兆阳已经批评过的概念，但对巴⼈来说，这却是⼀个还不够的概念，它将会也必须发展到“共产主义理想”，于是赵树理的“这个⽅向”——
也就是在我国⼤跃进中业已涌现的和在将要到来的技术⾰命⾼潮中，会⼤量涌现的征服世界、征服⾃然，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英雄⼈物的创造。那时候，我们作家的现实主义的笔调，怕也将加添了⽣⽓横溢的⾰命浪漫主义的⾊彩了吧。[14]
《三⾥湾》赵树理著⼈民⽂学出版社出版 1955年
具有“⾰命浪漫主义的⾊彩”的“现实主义”，——巴⼈对赵树理的这⼀期待显然征⽤了⼀个诗歌的概念：⽑泽东在1958年3⽉为“中国诗的出路”所提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的统⼀”，[15]《⽂艺报》在1958年第9期（5⽉11⽇出版）根据⽑泽东的说法组织诗⼈所笔谈的“⾰命的现实主义和⾰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从这样⼀种期待出发，当赵树理两个⽉之后在《⽕花》发表《“锻炼锻炼”》，巴⼈的感受或许⾮常的复杂，因为那⾥没有“⼤跃进”，当然也没有“⼤跃进业已涌现的”“技术⾰命⾼潮”，更没有“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英雄⼈物的创造”，但它⼜的确是《三⾥湾》的延续，因此，他在《略谈短篇⼩说六篇》中写道：
这作品对我们建设农村社会主义⽣活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作者所塑造的先进⼈物杨⼩四和⾼秀兰，还只停留于[《三⾥湾》的]“王满喜”和“范灵芝”⼀类⼈物同样的精神状态⾥，没有给以应有的提⾼，提⾼到有更远⼤的理想境界，这是⼀个缺憾；但这也许由于作者所构造的情节太过戏剧性了，因⽽主题思想的发挥受到情节的限制——情节也可以转过来局限主题思想的发挥的。[16]
在这⾥，《“锻炼锻炼”》有《三⾥湾》中某些“先进⼈物”的——亦即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但没有“更远⼤的”——亦即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这意味着，它有“现实主义的笔调”，但没有“⾰命浪漫主义的⾊彩”，或者说，它只停留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提⾼到⾰命现实主义和⾰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也正是龙国炳所说的：“如何在⼩说创作中，更好地运⽤⾰命浪漫主义和⾰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法，还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刻探讨的⼀个问题。”不过，巴⼈虽然将此看作赵树理写作的“⼀个缺
憾”，但他把原因归在“情节的限制”，由此就削减甚或免除了赵树理的思想或观念的责任。这是⼀种辩护性的甚⾄是保护性的批评，可以认为，这是巴⼈在其可能的范围内以最低程度的否定来换取并维持对《“锻炼锻炼”》的最⼤程度的肯定。
02
《“锻炼锻炼”》、“⾰命现实主义与⾰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与“反映⼈民内部⽭盾”
⼡⼩
就在龙国炳发表《短篇⼩说的收获》的次⽉，巴⼈发表《略谈短篇⼩说六篇》的前⼣，时任⽂化部长、作协主席的茅盾写作了《短篇⼩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个问题》（以下简称“短篇⼩说的丰收”），随后发表在《⼈民⽂学》1959年的第2期。正如“丰收”不仅是“收获”，还是丰盈的“收获”，茅盾同龙国炳⼀样讨论“过去⼀年来的短篇⼩说”，只是其依托的媒介为1958年的全国范围的刊物⽽不⽌于1958年的《⼈民⽂学》。茅盾为⾃⾝的讨论设置了五个分标题，其中，第⼀、⼆个分标题旨在描述性地呈现“丰收”：“⼀鸣惊⼈的⼩⼩说”、“丰富多彩的劳动⼈民英雄形象”；第三⾄五个分标题则重在理论性地分析“问题”：“关于反映⼈民内部⽭盾”、“关于⾰命的现实主义和⾰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提⾼⼯作中的两个问题”。龙国炳与巴⼈评述的作品有⼀部分就被茅盾系属在这⾥的第⼆⾄四个分标题，例如，《普通劳动者》（王愿坚）、《新结识的伙伴》（王汶⽯）涉及“丰富多彩的劳动⼈民
英雄形象”，《⼩技术员战胜神仙⼿》（范乃仲）关乎“反映⼈民内部⽭盾”，《⼀个温暖的雪夜》（刘⽩⽻）则属于“⾰命的现实主义和⾰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龙国炳与巴⼈的评述中完全不见“反映⼈民内部⽭盾”这⼀术语，⽽茅盾的讨论中完全不见《“锻炼锻炼”》这⼀作品，但龙国炳与巴⼈却⼜是在这⼀作品的周围保持着通向这⼀术语的可能。龙国炳说⾃⼰在阅读中——
看见了⼈民内部先进和落后、保守和反保守之间的思想⽃争（“锻炼锻炼”、“⼩技术员战胜神仙⼿”）。就是在整风、⼤辩
看见了⼈民内部先进和落后、保守和反保守之间的思想⽃争（“锻炼锻炼”、“⼩技术员战胜神仙⼿”）。就是在整风、⼤辩论胜利的基础上，⼈民众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17]
巴⼈进⼀步引申：
《锻炼锻炼》的作者……让以杨⼩四和⾼秀兰为代表的先进⼒量暂时当了权，同那以“⼩腿疼”与“吃不饱”为代表的落后⼒量，展开了⼀场戏剧性的⽃争……[他]是为我国农村⽣活中两条道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争这个巨⼤的主题思想所推动的。[18]
命运神界 梦境链接⽽茅盾断⾔：
过去⼀年内反映⼈民内部⽭盾的短篇⼩说⼤抵属于上述两类：进步与落后、保守的⽭盾，社会主义思
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盾。[19]
龙国炳与巴⼈从《“锻炼锻炼”》中所离析出的两种“⽃争”，正是茅盾在“⼈民内部⽭盾”这⼀总名之下所区分出的两类“⽭盾”，⽽龙国炳为“先进和落后”的“⽃争”所举出的两个代表性作品——《“锻炼锻炼”》和《⼩技术员⼤胜神仙⼿》，只有后者被茅盾选作了“关于反映⼈民内部⽭盾”的例证。在龙国炳与巴⼈的表述中，《“锻炼锻炼”》其实就是⼀部“反映⼈民内部⽭盾的短篇⼩说”，它只是在“⾰命的现实主义与⾰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法上包含着“缺憾”，但茅盾⽤其沉默暗⽰，《“锻炼锻炼”》不仅未能实现“⾰命的现实主义与⾰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且还在“反映⼈民内部⽭盾”的⽅向上存在着问题。
《“锻炼锻炼”》赵树理著 1958
或许，可能，在茅盾看来，《“锻炼锻炼”》在1958年本就具有另类的性质。1958年8⽉，当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在《⽕花》杂志登载之际，茅盾在《处⼥地》⽉刊发表了他6⽉10⽇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的发⾔《关于⾰命浪漫主义》，正在要求作家“⾰命浪漫主义地反映这个⾰命浪漫主义时代”，要求作家“以⾰命浪漫主义精神来反映我们这时代的天天出现到处出现的奇迹——社会主义⼤跃进时代的⽣活⾯貌以及创造这些⼤跃进奇迹的⼈物的精神⾯貌”。“社会主义⼤跃进时代”就是“这个⾰命浪漫主义时代”，因为——如他在《短篇⼩说的丰收》中所说——“我们的现实⽣活充满了⾰命浪漫主义”，“我们社会现实的本质是⾰命浪漫主义和⾰命现实主义的结合体”。[20]之所以⽂学必须运⽤“两结合”的⽅
法，是因为现实已经具有“两结合”的本质。在这⾥，随着⼤跃进时代的到来，“现实”的概念发⽣了转变，它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概念式现实，转变成了“两结合”所对应的浪漫化现实。不过，现实本⾝的浪漫主义属性并不会使得对它的现实主义反映⾃动获得浪漫主义特质，茅盾看到，在1958年——
我们有这样的作品：轰轰烈烈，但是空空洞洞。
我们也有这样的作品：分析细致，但是缺乏振奋昂扬的⽓势。
……在前⼀例中，作者有⾰命浪漫主义但缺乏⾰命现实主义，在后⼀例中，则正相反。[21]忠的拼音
正如“我们这时代天天出现到处出现的奇迹”是⼈们在⽣产中“创造”的结果，在⽂学中唯有通过“结合”才能实现“结合”，唯有在⽂学中实现了“两结合”才能去反映现实的“两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命⾰命现实主义的⾰命浪漫主义与缺乏⾰命浪漫主义的⾰命现实主义并不是对等存在的关系，“⾰命浪漫主义时代”这⼀说法表明了⾰命浪漫主义的优势地位，因此，在这个时代，习得⾰命浪漫主义是容易的，困难的倒是⾰命现实主义。在1959年2⽉18⽇中国作协召开的⽂学创作⼯作座谈会上，茅盾作《创作问题漫谈》的发⾔，接续《短篇⼩说的丰收》⽽继续分析1958年的作品，他指出：
⾰命浪漫主义精神固然很充分，⾰命现实主义，也就是对现实的科学分析，还嫌不⾜，……就⼤部分作品⽽⾔，总还觉得⽋缺细致的科学分析。[22]
⽽就是在这⾥，“两结合”问题与“反映⼈民内部⽭盾”问题可以变成⼀个问题，因为“反映⼈民内部⽭盾”可以是“⾰命现实主义”的⼀部分：
对现实科学的分析不够，表现在哪些⽅⾯呢？我个⼈觉得，从作品反映⼈民内部⽭盾的不够深⼊可以看出来。反映⼈民内部⽭盾的作品本来不多，⽽内容深刻的尤其少， (23)
对现实的科学分析表现在对⼈民内部⽭盾的深⼊反映，因⽽⾰命现实主义与⾰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成了“反映⼈民内部⽭盾”与⾰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民内部⽭盾有⼀种⾰命浪漫主义的反映⽅式。从《关于⾰命浪漫主义》到《创作问题漫谈》，虽然茅盾从来没有提及赵树理的名字，但他的论述却潜在地构成了对《“锻炼锻炼”》的批评，特别
《创作问题漫谈》，虽然茅盾从来没有提及赵树理的名字，但他的论述却潜在地构成了对《“锻炼锻炼”》的批评，特别是当他说“反映⼈民内部⽭盾的作品本来不多，内容深刻的尤其少”的时候，这否定了龙国炳与巴⼈对《“锻炼锻炼”》的思想内容的肯定，由此⽆异于确认：《“锻炼锻炼”》执⾏的是⼀种缺乏⾰命浪漫主义的⾰命现实主义，⼀种⽋缺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命现实主义，⼀种反映⼈民内部⽭盾不够深⼊的⾰命现实主义。
茅盾的《创作问题漫谈》发表在《⽂艺报》1959年第5期（3⽉11⽇），⼀个⽉之后，⼀个以“⽂艺作品如何反映⼈民内部⽭盾”为题的“读者讨论会”专栏出现在《⽂艺报》1959年第7期（4⽉11⽇），该专
栏的《编者按》指出：战斗机教程
赵树理同志的短篇⼩说《锻炼锻炼》在去年8⽉号的《⽕花》发表后，去年9⽉号的《⼈民⽂学》曾予以转载。这篇⼩说在读者中激起了很不相同的反应：有些热烈地欢迎这部短篇⼩说，认为⼩说真实地反映了1957年整风运动中农村⽣活的⼀个⽚段……有些读者却认为这篇⼩说歪曲了现实⽣活。我们认为对这篇⼩说的估价和分析，涉及到⽂艺作品如何反映⼈民内部⽭盾、如何描写⽣活中的落后现象、如何运⽤讽刺等问题。这些是⽬前⽂艺创作中、⽂艺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企图通过《锻炼锻炼》以及其他类似作品的讨论，对这⼀问题作进⼀步的探讨。[24]
⼀篇1958年8⽉发表的关于“1957年整风运动”的⼩说，由于读者对它的反应分裂为“真实地反映”与“歪曲了现实⽣活”这两个评价的⽅向，所以从1959年4⽉开始，被纳⼊⼀个关于“反映⼈民内部⽭盾”的持续的讨论。在这⾥，⽆论是时间，还是主题，《⽂艺报》的《编者按》都呈现出某种断裂和迂回，它沿⽤了茅盾在“现实”与“⼈民内部⽭盾”之间所设置的内在关联，但不同的是，它既没有像《短篇⼩说的收获》那样把“两结合”与“反映⼈民内部⽭盾”并列为两个同等的主题，也没有像《创作问题漫谈》那样将“反映⼈民⽭盾”看作是“对现实科学的分析”的佐证，相反，它把对“现实⽣活”的“真实”或“歪曲”的“反映”，回收到了“反映⼈民内部⽭盾”的问题之中。事实上，这份《编者按》对读者的两种“反应”的描述，就是对该期“⽂艺如何反映⼈民内部⽭盾”专栏内三篇⽂章内容的概括：张庆和《读⼩说〈锻炼锻炼〉》与姜星耀《喜读〈锻炼锻炼〉》持“真实地反映”的观点，武养的《⼀篇歪曲现实的⼩说》题⽬
就是它⾃⾝⽴场的表达。这三篇⽂章没有任何⼀处谈及“⼈民内部⽭盾”这⼀话题，甚⾄没有任何⼀处出现“⽭盾”这⼀词语。尤其是武养的⽂章，在三者之中它最具论⽂的规模与⽓质，⽽它唯⼀关⼼的是《“锻炼锻炼”》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关⼼的是《“锻炼锻炼”》在现实主义理论光谱中的位置。事实上，它标题中的“歪曲现实”⼀词就是前引严⽂井批判《本报内部消息》的⽤语，⽽只需沿着严⽂井的批判路径再向前推进⼀步，就可以将《“锻炼锻炼”》判定为宣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的作品”，就像后来王西彦所说的那样，“按照武养同志的逻辑和情绪看来，赵树理同志这次是给了读者⼀株毒草”。
武养的⽂章引起⾼度的关注与巨⼤的争议，以致《⽂艺报》在1959年第9期上第⼆次以专栏形式讨论“⽂艺如何反映⼈民内部⽭盾”时，所组织的8篇⽂章有5篇都是对于武养的反批评。因⽽是否“歪曲现实”仍是该期专栏讨论的第⼀主题，⽽直接提及“⼈民内部⽭盾”⼀词的只有3篇，直接讨论“反映⼈民内部⽭盾”的只有汪道伦《歪曲了现实吗》⼀篇：
作品能否反映社会的真实⾸先取决于作家对现实⽣活的认识能⼒和写作态度。⼈民内部⽭盾是错综复杂的。作家要正确的反映这个⽭盾，必须⾸先认识这个⽭盾，否则就不能写出⽭盾发展的真实性，也即我们社会发展的真实性。[25]
在这⾥，“（反映）⼈民内部⽭盾”被汪道伦放在了“（反映）社会的真实”与“（写出）社会发展的真实
性”之间，它仍只是⼀个从属于“反映现实”主题的次⽣主题。事实上，直到《⽂艺报》1959年第10期，它的专栏讨论才完全回到了它的专栏主题，该期专栏的唯⼀⼀篇⽂章——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民内部⽭盾》也可以算是该专栏三期讨论的结论。王西彦紧扣“如何反映”这⼀核⼼字眼，⼀⽅⾯在⼀般意义上阐明“怎样反映⼈民内部⽭盾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所采取的⽴场”；另⼀⽅⾯则以《“锻炼锻炼”》为范例，不仅从写作⽴场上⾼度肯定了赵树理“把⽣活⾥⾯的消极现象，确定写成消极现象，⽽且是前进中的新社会⾥⾯的消极现象”，由此肯定赵树理刻画了农村中的落后分⼦及他们的组织根源，展现了“两条路线的⽭盾⽃争——整风和采⽤⿎励资本主义思想的‘⽼经验’的⽭盾⽃争”，⽽且从写作技术上详细展⽰了《“锻炼锻炼”》如何是“⼀篇很好地反映了农村⼈民内部⽭盾的作品”：
就《锻炼锻炼》所反映的⼈民内部⽭盾⽽论，赵树理同志对⽣活的熟悉和理解，是远较我们深刻的，......他在这篇作品⾥，⼀点也不利⽤叫喊和说教，却运⽤他那⼀贯的朴素的⽩描⼿法，通过⽣活形象的描绘和情节的巧妙安排，揭露出农村前进的⽣活中所产⽣的⽭盾 (26)
正是从这样⼀种对《“锻炼锻炼”》的认识出发，王西彦将武养的批评看作⼀种“轻率⽽粗暴”的“戴帽⼦，挥棍⼦”的⾏为。他要求通过对具体作品展开讨论，弄清楚⽂学上的重要问题，为此他把⾃⼰对武养的反批评提升到战⽃的⾼度：
现在，《⽂艺报》编辑部以《锻炼锻炼》作实例，发起关于⽂艺作品怎样反映⼈民内部⽭盾的讨论；我愿意参加讨论，先来充当⼀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27]
武养通过将《“锻炼锻炼”》看作“歪曲现实的⼩说”，把赵树理置⼊⼀个“敌我⽭盾”的结构；王西彦则通过确认《“锻炼锻炼”》是“⼀篇很好地反映了⼈民内部⽭盾的作品”，把赵树理唤回到“⼈民内部”。⽽将武养的评论与刘⽩⽻对秦兆阳的批判、巴⼈对冯雪峰的批判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某种具有悖论意味的理论场景：对⽂学的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根本上是⼀个政治问题，⽽对“反映⼈民内部⽭盾”这⼀包含着政治概念的命题的讨论，倒⾸先是⼀个⽂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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