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丨植根传统思维，注重三因制宜，从三年抗疫看中医药战疫的传承与创新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文｜浙江中医药大学 郑洪最好的婴儿奶粉品牌
△《中国中医药报》2023年2月27日8版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经过3年多的努力，我国的抗疫斗争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中医药在抗疫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中医药战疫历程，既秉承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又见证着当下生动的实践创新。
三年抗疫，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重大积极的成果，中医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三年来，从无数中医药人全力奋战在抗疫一线，到沉淀出“三药三方”等优秀抗疫成果，中医药新冠病毒感染的确切疗效成为不争的事实，也让公众重新认识了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巨大价值。
植根传统思维应对新疫
为什么中医能新冠？事实上，这正是中医药传统思维的优势。中医传统思维是什么？简要言之为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是把认识对象作为系统，研究系统和要素（系统的构成部分、因素、单元）、要素和要素、系统和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考察认识对象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这是中医思维的重要特征。因为任何疫病都发生于人体与病邪这一个对立的系统中，无论是什么病原体，在与人体发生相互作用时，其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医将其总结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抓住了这种系统特征，中医药就能应对各种新疫旧疾。
2000多年前，张仲景为我们做了第一次应用系统思维的示范。东汉末年，疫情连年，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本人的家族也遭到疫情影响，死亡过半。关于这一次疫情的性质，历史学者有不同观点，有流行性感冒、流行性出血热等不同说法。然而张仲景依据系统思维，总结了疾病的“寒”性病机，写下《伤寒杂病论》。他又总结出“六经”理论，根据每一个阶段的变化及时调整用药，留下了113个经方。
千百年来，这些经方在各种疫病的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20年抗疫斗争中，我
国总结抗疫经验形成“三药三方”。“三方”中的清肺排毒汤是根据新冠肺炎的核心病机，结合《伤寒杂病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这四个经典方剂创新化裁而成；宣肺败毒方也参考了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化湿败毒方中也应用了麻杏石甘汤。
既然经方有优异效果，为什么会组成几张不同的处方呢？这同样是系统思维的体现。中医论治思维源于天人合一、阴阳气化等传统理论，其中博大深邃，蕴含无穷变化，但最终要以临床为源泉，落实于具体实践中。现存的《伤寒论》曾经散佚重辑，历代中医在临证中发觉其内容也有不全面的地方，特别是针对温病和湿证的方药较少。明清时期兴起的温病学说，就在这些方面进行补充，也为当代治疫所借鉴。例如“三方”中的化湿败毒方，在经方“麻杏石甘汤”之外，还结合了温病学中常用的藿香正气散、达原饮、宣白承气汤等名方。
赵开美本《仲景全书》。明朝万历年间，赵开美目睹疫疠盛行，医生沈南昉用《伤寒论》之法救人无数，为此重刻张仲景著作。
赵雅芝素颜照每一张名方都有其系统思维。达原饮是名医吴又可在明末大疫中总结出来的。明朝末年，长沙火车南站
从华北到江淮瘟疫盛行，历史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疫情严重到破坏了社会系统，加速了明王朝的败亡。对疫病性质则有鼠疫等说法。吴又可虽然敏锐地提出“戾气”病因说，但同样不具备现代的分析研究能力，不可能去研究是何种病菌。他同样是应用系统思维，通过反复观察来辨证论治。他认识到病情与张仲景时很不相同，特点是疫病之邪弥漫膜原，此时邪不在表，忌用发汗；热中有湿，不能单纯清热；湿中有热，又忌片面燥湿。因而他没有应用张仲景的方法，另外制定了“达原饮”这张化湿清热、透达膜原的名方。
中医的伤寒和温病，看似不同实则辨证统一，它们是认识外感疾病的不同系统，都具有可贵的历史战疫经验。以“三方”为代表的中医药抗击新冠思路，综合地传承了这些经验。如清肺排毒汤、宣肺败毒汤以张仲景经方为主，但也注意加上温病常用的藿香、苍术、青蒿等化湿药物；化湿败毒方既用经方又用温病方，但并不矛盾，黄璐琦院士团队认为新冠肺炎病机之一是湿邪弥漫三焦，因而组方按照三焦的不同部位，因势利导，祛除邪气，这体现了用温病“三焦辨证”系统思维统领全方的特点。“三方”在抗疫实践中都总结了有效的科学数据，优异的效果表明，传统思维是中医鲜活的灵魂。
六小龄童节目被毙三因制宜无惧病毒变异
三年来的新冠疫情，给人们最大的感受之一是病毒不断在变。从最初的原始株，到后来的阿尔法（Alpha）、德尔塔（Delta）、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株，疫情高峰一波波地出现。实际上，历史中也有这种疫情连绵的情况，而中医药系统思维的长处，则擅长于及时应变和不断总结。
前景最好的十大专业19世纪末，中国华南等地连年暴发鼠疫大流行。在1894年的香港鼠疫流行中，法国科学家和日本科学家几乎同时发现了鼠疫杆菌，但还没有药物。当时中医并不具备病菌知识，但却探索出了有效的方药，并在连续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改进方案，使之完善。
1891年，广东高州一带不断发生鼠疫流行，早期当地医家方药效果不理想，其中一位医家罗芝园不断寻求有效方药，尝试应用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的解毒活血汤，初见成效，经过改良后，形成固定方，推广。他认为：“无问男妇，无问老幼，无问强弱，皆同一症，则其不能不同一药。”但用专方并不是不辨证，而是通过用法的不同来变通。他创新了日夜连追、即时连追、单剂连追、双剂连追法等用法，也就是一天内要连续、加倍地服药，来应对不同病情，绝非只开一剂。这些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94年鼠疫开始大流行，罗芝园在家乡陀村数百个族人，全部取得了效果。
到了第二年，鼠疫再度暴发。这时罗芝园应用原方却发现效果不佳。他深入观察后发现，病虽未变，但毒性变重了，立即加大药物用量，重用石膏、藏红花等药物，终于取得了稳定疗效，“上年鼠死少，毒轻，少服药亦收全效；本年鼠死多，毒重，倍服药止救九成”（《鼠疫汇编》）。其成功经验后来在广东、福建等鼠疫流行区域流传应用甚广，并且有具体的统计。如1901年广东高要黎佩兰依法救治当地鼠疫患者，连续三年统计不同类型患者的结果；福建的郑奋扬报告亲自近千人，80%左右的患者取得效果。
细菌和病毒都会发生变异，从以上事例可见，中医药主要根据在临床表现的不同来应变，具有即时高效的特点。其实即使病原体未变，中医也认为其表现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因而需要“同病异治”。所以除了“三方”，我们还看到全国各省市总结推荐的新冠方药并不完全一样。而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中，中医对疫病的“同病异治”曾给人留以深刻印象。
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流行，中医郭可明了包括轻型、重型和极重型的34个病例，效果显著，患者多数服药后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卫生部对此非常重视，在1955年两次派调查组实地考察中医“乙脑”的情况，确认了中医成效，并在全国进行推广石家庄经验。1956年7月至8月初，北京市
发现“乙脑”患者，一些单位照搬石家庄的经验，以清热、解毒、养阴为主的方法，但效果不理想，于是出现“石家庄经验不灵了”的说法。卫生部抽调蒲辅周等著名中医专家支援北京市的工作。专家组在调查一些医院的应用情况后，提出不能盲目套用经验。蒲辅周认为，北京当年的“乙脑”患者有“偏湿”现象，经改用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后，病情则很快好转。1959年，广州又发生“乙脑”流行，主持的邓铁涛等中医应用方药又不同于北京，加用冬瓜皮、扁豆花等南方祛湿药物，取得显著成效。同为“乙脑”，各地却有不同，这与地域、气候等因素带来证型不同有关。这一现象在当时的医学界掀起了热烈讨论，使人们对中医的科学性和灵活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在新冠肺炎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诊疗方案中也指出，各地可根据病情、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进行辨证论治。因此，许多地区的方案中都注意结合本省地域气候特点，如吉林、辽宁方案提到“寒”的特点，广东方案提到“潮湿”的特点，云南方案提到地处高原与春燥气候特点等，说明不同的地区其体质、证候、用药存在差异。同时，方案在修订时，中医诊治方案也相应改进。如2020年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至第八版，中医方案逐步定型，而到2022年的第九版又新增“疫毒夹燥证”。因为在临床救治实践中发现，青海、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的患者咽干、干咳、少津液的症状
比较突出，这是兼夹燥邪证候的表现，因此增加了这一兼夹证型。这是因地制宜思路的体现。
对于变异株带来的影响，中医论治则有变有不变。2021年5月广州暴发德尔塔变异株引起的新冠肺炎，疫情呈现老年病人多、潜伏期短、病毒载量大、重症率高、核酸转阴时间长，发热患者多达80%以上，其中高热（体温>39℃）患者达30%以上的特点，广州中医从暑湿论治，在“三方”基础上注重清暑热和解表祛湿。在广州的166例感染者中，采用纯中医118例，占比达71%。2021年底天津暴发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感染，天津发布针对性的中医药防治方案，张伯礼院士在总结经验时指出，从中医角度看，核心病机没有发生变化，中医的方案仍然有良好疗效。2022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中医药防治专家共识》发布，根据奥密克戎感染的特点，更加注重对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的预防和辨证。2023年初，针对疫情的新特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简称“第十版”），突出和优化了中医的内容和措施。“第十版”推荐以清肺排毒汤为主方，再按临床分型以寒湿疫、温热疫辨证，分轻、中、重型及危重型推荐处方和中成药，配合相应的针灸穴位（特别在重症中推荐大椎、肺俞、脾俞、太溪等穴位）。“第十版”方案中的
三国演义主要内容中医药方案更具针对性。大纲大法辨证不变，灵机活法以应万变。中医治疫体现出深刻的哲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