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系统
新时代的围城
个月前，人物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我们认识到外卖骑手这个当代生活必不可少的职业背后的辛酸。在平台系统的算法下，外卖骑手为了节省时间出现超速、逆行、闯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见怪不怪，骑手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平台为了有更快的速度，只能优化算法降低配送时长，通过规则去让骑手不断加快自己的脚步，而这正
是骑手被困在系统里的 根本原因。骑手挣脱不出系统，而那个点外卖的你最终成为困在系统里的最后一环。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
月入过万、车祸不断——原本想在互联网风口上感受起飞的快感，却没想到自己走进了外卖系统的围城里面。看似自由、灵活的职业，却因系统的送餐时间规则、每日接单量以及投诉量，压得外卖骑手喘不过气来。
灵活性、弹性、包容性和零散性等特点使得外卖骑手职业呈现多元化、灵活性的就业特征和就业结构。据调查，外卖骑手就业形态多样，主要可以分为外包、众包、自营三种模式。外包指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的全职劳动者，众包指通过平台抢单、自主进行零散送单的兼职外卖员，自营指餐厅自主雇佣送餐的全职或兼职外卖员。
工作时间自由的职业特点最吸引外卖骑手，可
在生活压力下，有几个人能以体验生活的心态去做外卖骑手呢？抢不到单的众包、自营丢掉了自由，实际上，外包模式始终是外卖骑手主流生存模式，可无论是哪种模式，一旦进入系统的围城，就只能在系统指定的规则下寻求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而在系统的围城里面，时间与金钱成为一切规则的核心，外卖骑手则需要在规则之下不断改变自己以获得更多的成长空间和收益。然而，在时间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外卖骑手渐渐成为高危职业。
渐成高危行业的外面骑手
有这样一组数据，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到了38分钟。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
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与此相对应的是，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越来越多，外卖骑手成了高危职业。
“外卖平台越来越短的配送时间”和“外卖骑手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显然是有关联的，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用时越短，就跑单越多；准时率越高、满意率越高，就级别越高、收入越高。系统“计算”出的配送路线和配送时间是冰冷的，不包含现实的温度，每一个骑手都要在安全和收入之间做出权衡。
深圳交警部门表示，仅今年8月，深圳全市就查处快递、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1.2万宗，占非机动车违法案例总数的10%以上。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医护人员说，8月的每周都会遇到与骑手相关的单子。平台压缩时间的主要依据是建立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基础上的算法系统。
与算法系统相配合的还有一整套严格的考核机制：一方面，外卖平台以“按单计价”激励外卖骑手尽可能多接单送单；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准时率、差评率、配送原因取消单量等考核严格约束骑手。准时中影协回应百花奖
率的降低，意味着外卖骑手在平台的算法中失去了“接单优势”，也会在内部排名中降低名次，无缘各类奖励。很多外卖骑手不惜以身犯险，屡次触犯交规，并不只是为了多拉活多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超时惩罚。
这种“算法加考核”的机制，令从业者心理压力倍增。外卖行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逐底竞争”，即不断试探送达时间的底线指标。把所有的竞争参数穷尽了后，压力就被推到骑手那里，导致骑手处于极限和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引来一片骂声的平台举措
“我给他多5分钟，他不会用来开慢点走慢点，遵守一下交通规则。只会用来再多接一单。治标不治本。”——面对社会质疑，饿了么称将尽快推出新功能——“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按钮，供消费者选择。美团则称将改进调度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
然而，这个看似“人性化”的改进却引来众多消费者吐槽，人们认为这是平台将道德压力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用道德消费者的同时，平台却不愿意从根本上改进自己的算法规则，而只要平台用时间和金钱骑手，即使消费者这边做出让步，骑手恐怕也是用多出来的时间接单而非“骑慢点”。
在大众眼里，外卖骑手之所以“与死神赛跑、用生命抢单”的根本原因在于算法，在算法模式不改变的
情况下，用户愿意多等待5分钟、10分钟甚至15分钟，和骑手是否愿意遵守交通规则、降低送货时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平台一边极限给一线服务者施压，一边给消费者卖承诺。当商家的承诺无法实现时就处罚一线服务者，甚至让一线服务者消费者卖惨、卖苦，让消费者撤销投诉，把平台制造出来的矛盾推给一线工作人员和消费者，这样的商业逻辑反倒让越来越多人将关注焦点放在外卖平台算法霸权上。
藏在系统里的算法霸权
“我也很想遵守交通规则，但有时候时间不允许，我满足了客户的需要就无法满足交警的要求。”——外卖骑手内心的纠结源于算法对奖惩规则的运用，在最近美团技术团队更新的一篇文章，提到美团配送核心的算法逻辑。A/BTest所追求的最大化结果面前，本质上就是消灭业务灰度的
过程。而算法统治的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灰度？是
否需要留给快递员更多冗余，实际上也是赋予算法
价值观的过程。
据了解，骑手的收入主要取决于接单量、准时
率、差评率和投诉率四个方面，其中，准时率是主要
的衡量指标。因为第三个指标差评率和第四个指标
投诉率，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往往是第二个指标准时
率。如果超时，系统会自动扣提成，接单量再大也是
徒劳。据了解，某外卖平台，机器对人的评价与奖惩，
就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据:“准时率低于 98% 一单
扣一毛钱，低于 97% 一单扣两毛钱。”不管是外卖背
后的流水线作业，还是依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系统
算法，其实都是利用了资本与技术的垄断性优势，帮
助平台方建立了信息数据优势，进而体现出了议价优夏天诺一
势。从理论上来说，算法模型可以更加公平，因为机
器不会撒谎，每个人都适用同等规则，没有偏袒。但
是，事实恰恰相反，这些算法隐晦不明，编写者把商
业利润、偏见误解都编入了软件。美国学者凯西·奥
尼尔给这些有害数学模型取了一个名字：“数学杀
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简称
WMD）。WMD的三大特征是：不透明、规模化、毁灭
性。利用人工智能算法优化，不断合理优化配送路
径，提升效率，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外卖平台，都是
有利的事情，尤其是疫情的大背景下，更是凸显了这双11 快递
种利好。从理论上来说，对于外卖骑手小哥们而言，节
省了不必要的路程，缩短了时间，也是提高的收入。但
背后的代价，有多少人关注，多少人愿意再深层次地
思考一下呢？骑手的恶劣生存环境，被机器算法固定
下来了倒逼与时间死神赛跑不短压缩配送时间……
本身可优化的算法
当舆论压力太大时，外卖平台给用户一个“自愿
等待”的选项，企图通过消费者自省来转移矛盾，可这
样的改变恰恰证明了平台系统算法是可以改变和优
化的事实。
用算法支配骑手的送餐行为，很可能构成部分
平台滥用数据优势。随着骑手们的工作时间完全被
系统支配，当算法发现还可以压缩时间，那么骑手们
的“交易剩余”便会再次被削减，从而造成了骑手面
临更多风险的状况。
外卖平台企业应改进算法，优化骑手送单路
径。同时，外卖平台应该在技术层面上将商家出单时
间和真正送单时间区分开来，合理制定送单效率评
价标准。为解决外卖平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困，可
以在外卖配送时间算法中引入对参数和模型“不确
定性”的考量，设计出更合理且更具稳健性的配送时
间。在算法中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人性化水平的具体
策略，构建人性化的管理模式，都是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的最佳实践。企业最忌单纯在系统算法驱动下进
行绩效管理，将员工当成机器。因为机器虽然会完成
工作，但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员工才更能竭尽全力帮
助企业获得成功。
科技公司以及组织不应该将“带有明显歧视性
质的算法”，在不经测试之下应用到现实情景中，算
法需要确立一些“基本准则”，比如“机器人永不能伤
害人类”，“外卖平台的效益不能建立在牺牲骑手和
用户权益基础上”。算法，或许正在成为我们社会规
则的一部分，没有良好逻辑，只会让每一个人都困在其中。
用法治为外卖员解困
“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无论是严格的时间限制，严厉的惩罚措施，还是残酷的淘汰制度等，外卖平台的这些系统设置，无非为了追求更高效率、更好服务。但如果无视员工的权益和风险，盲目追求效率，甚至以“系统”为名逼得一些外卖骑手为了一单挣几块钱去搏命，那么再好的技术和模式，都可以贴上“不好”的标签。
我国正在加速迈进数字经济时代，目前已形成了庞大的从业体。多想想办法，加快劳动保护政策完善、 加强互联网平台经济劳动用工监管，已经十分必要。 毕竟，“疲于奔命”的辛酸并不在我们发展的“目标册”中，只有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和进步， 实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技术是中立的，但算法不是。算法固然有商业保密的要求，但还是要有相应的法规和机制确保能够在公众质疑时，开展审查和监管，通过算法透明化和可追溯化，来减少风险和伤害。
在困在系统中的外卖骑手这个案例中，就需要一个机构来要求美团、饿了么等公司解释算法、开展算法审计、推进算法问责；约束他们将更好的道德模型嵌入到算法代码中去，创造符合我们核心价值观的大数据模型。这些要求可以是在重视道德上的基础上牺牲部分商业利润；在重视公平的基础上牺牲少许效率。同时，通过发布标准、进行宣传，让民众了解科技产品的优势和危险。困死在系统中的快递员，将唤醒和迫使政府、社会、民众正面问题，寻求改变，
去监管和驯服“数学杀伤性武器”，为数字时代注入李将军列传翻译
公平和问责。
困住骑手的是系统也是生活
算法是人造物，算法背后同样是人与人的关
系。与其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不如说困在权益洼
地里。外卖骑手换个职业不就可以逃离算法的“压
迫”，从而走出围城了吗？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宁愿做外卖骑手也不愿去工厂。
收益和未来的可能性恐怕是主要原因，据网络
数据统计国内外卖骑手的从业人员达到了400万左
右，月收入绝大部分在4000-8000元之间，约有10%
的骑手收入超过8000元一月，月收入超过一万的也
很多，有＂外卖单王＂骑手月收入达到了3万。现在一
般在工厂打工，普工的待遇在4000-6000元一个月，
这个工资条件大概是每天加班约2-4小时，不仅升迁
无望，更面临中年被裁的风险。
在外卖围城里，虽有可能面对算法的“霸凌”，
面对没有社保的风险，可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以及
拼命努力就能换来的收入，已经足以让人趋之若鹜。
同时，作为互联网风口上的行业，当年“快递小哥”的
职业晋升道路也有机会在外卖骑手身上重复，有多
少数年来在办公室虚度光阴的白领，眼睁睁看着昔
日给自己送快递的小哥一步步从一线员工升职到组
长、区域负责人、城市负责人。
外卖骑手不仅成为了百万小镇青年立足大城
市的“第一份工”，更让他们看到了可能的晋升道路，
而这样的晋升之路，连大学生也愿意为之尝试。在外
卖算法打造的围城中，不仅里面的骑手在生活压力
下不愿意出去，其互联网风口的魅力还不断吸引着
外面人的进入。
不可逆的万物到家趋势
提到外卖，很多人都会自然地同餐饮联系在一
起，根据公开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餐饮市场规模
达到4.6万亿，其中外卖产业规模为6535.7亿，相较
于 2018 年增长39.3%。 “万物到家”趋势在疫情
期间也得到集中性突显，据美团在今年2月发布的
《2020春节宅经济大数据》，“想要即达”的消费理
念深入用户心智，外卖正发展成为全时段、跨品类的
新零售时代不可或缺的消费场景，为餐饮、零售、医
药等多个行业带来新的消费红利。
随着《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等政府文件相继推出，国
家消费品政策日趋完善，也进一步推动了传统零售
业向跨境O2O发展。外卖订单结构从餐饮到非餐外
卖零售成为到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边界扩
大，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出现优化了外卖远期模型。
我国新零售起步晚，但发展强劲。新零售竞争格局，
入口+流量+场景、供应链+配送模式不尽相同。满足
3～5km半径内消费者生活相关高频需求，并逐步完
成了一张全国范围 “前置仓/店+即时配送”的末端
服务网络布局，伴随餐饮外卖、商超零售甚至服装
3C等品类的发展，近场电商将对传统中心化电商形
成冲击。
外卖平台作为服务业和零售业的交叉口，本身
掌控庞大的服务体、数据乃至资金流动，随着平台规模的不断扩张，外卖算法霸权阴影下，其平台垄断问题也渐成人们关注的焦点。
涉嫌用垄断地位获利的外卖
拥有互联网+基因的外面行业，天生就对流量有着偏执的追求，当下美团与饿了么两强争霸的外卖市
场让不少人担心随着两强规模的持续扩张，而出现依靠垄断地位获利的情况。从2018年11月开始，美团将外卖的佣金比例从18%调整到22%，而最初它的佣金是15%。在大幅上调佣金之后，一些商家表示难以承受，被迫下架自己的产品，或者考虑自己安排骑手送外卖，这还是在美团并未完全垄断外卖市场情况下发生的。根据最新的外卖市场份额统计数据显示，美团一家占据了62%，饿了么占了27%，其它外卖占据剩余的市场份额。美团提高价格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垄断优势，而是自己运营能力。美团有2.43亿的用户、近600万的商家。大概是饿了么的一倍多。在饿了么降低费率和提高商家补贴的情况下，外卖高峰时段及天气恶劣时，有30%的重合商户会关闭一个平台——这其中70%选择关闭饿了么。
实际上，前不久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联合省内各地餐饮行业协会，向美团外卖递交了联名交涉函，呼吁美团直接减免整个疫情期间广东省内所有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金5%或以上，取消独家合作限制等其他垄断条款等，而这样的事情也从侧面反映的确存在外卖平台用垄断地位获利的可能。追求互联网便利下的社会成本
王菲青涩旧照曝光从架设商户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到凭借垄断
地位获利，当以餐饮为主的外面全方位渗透并渐成
主流的时候，一连串由外卖引发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艾媒咨询在外卖快速崛起的2016年就统计过
这样一个数据，按照每人每天订购一份外卖计算，每
天将有2.56亿份外卖被送往用户手中，其中至少分
别产生2.56亿个餐盒和塑料袋，使用过后，每个被废
弃的塑料餐盒和塑料袋的降解至少需要几百年。
由外卖引发的塑料垃圾围城是不少人思考外卖
“副作用”，而塑料之外，随着外卖骑手数量的提升，
对摩托车的需求量也增加，这也一定程度上让摩托
车的尾气污染环境。此外，当消费者长期依赖外卖食
品后，本身身体营养也很可能出问题。除“外卖幽灵
餐厅”卫生环境堪忧外，高油高盐食物本身也很难满
足身体营养和健康的需要。“外卖正在摧毁人们的
健康”或许有些过，但也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儿。
这些年互联网打造的网红职业
从快递小哥、滴滴司机到外卖骑手，这些年，风
口上的互联网企业打造了很多“网红”职业，“月入过
万”很多时候会成为这类新兴职业的标签。
春季开学典礼发言稿相对于单纯的劳动力输出，7月6日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
布了互联网营销师等9个新职业信息；另一边是日前
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公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将
后记
互联网打造的信息茧房
美国有个著名的反科技“斗士”——
希尔多·卡辛斯基。他曾经在《工业社会及
其未来》一文发出警告说：“工业文明及其
产生的后果，对于人类就是一场灾难。人类
太轻易地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对机器强
烈依赖的境地，以至于到了最后，他们没有
别的选择，只能完全听从机器的决定。”
“信息茧房”成为人们新时代下的思
考，人们拥抱算法这个“知己”，被信息茧房
一步步困住的过程，其实也是牺牲自己时
间与隐私的过程。很多人也曾试图逃离算
法的信息控制，知乎上有过关于如何反向
驯养算法的讨论，人们试着用一种养孩子
的心态去教育算法，在信息平台上花时间
去广泛阅读，克制自己的低级趣味。试图在
算法面前展示一个更深邃的人格，由此衍
生出庞大的推荐库。
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到美团、饿
了么等外卖平台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平台，算法让互联网科技平台拥有独特壁
垒的同时，也悄然无息地构筑了用户的信
息茧房。在算法决策的“黑匣子”面前，用
户无法了解到算法的决策过程，而只能够
了解到结果。
在大数据时代，人类会有越来越多的
利益分配与大数据直接相关。谁都不想在
竞争中被大数据自动判断为“弱势的竞争
者”；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价值被冰冷的程
序去无情裁决。如果真让不良算法主宰这
一切，人类只会像《黑镜》里描述的那样悲
催。当算法开始编写算法，人类将被排斥
在圈子之外，任由机器人做决定，这样的未
来会是人们想要的吗？
“互联网营销工作者”等划入了自由职业的范围。
其中，全新发布的9个新职业包括“区块链工程
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
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
师”“社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
造设备操作员”等。
互联网本身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围城，而且在
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随之出
现，在磨合中不断寻矛盾解决办法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