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构建和谐语言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7年12月8日，天津方大同薛凯琪接吻
《汉语拼音方案》的文化意义
薛家燕的女儿王开扬
历史将永远铭记1958年2月11日这一天——在这个历史标杆性的日子，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的诞生，是中国有史以来在语文工具方面与象形字创制、隶变、汉字简化并列的第四件大事；甚至，她的意义超过了隶变、汉字简化，是和象形字创制并列的两件大事。因为，象形字的创制使中国人有了把“说－听”系统变为“写－读”系统的文字工具，汉语书面语由此产生，隶变和汉字简化不过是这个文字工具内部的演化，而《汉语拼音方案》则是在汉字工具以外，为中国人增添了另一套高效率的现代化读写工具。把《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制者比喻为现代新“仓颉”，丝毫不为过分。
《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以来，阐述这个方案的科学性的论著汗牛充栋，而揭示其在文化上划时代意义的论述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点补充工作。
本文所论述的实际对象是20世纪中国人自己制订的三个拉丁字母表音方案：“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和《汉语拼音方案》，而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代表。
一、吸收外国文化的典范
风景名胜区中国自古形成厚古薄今的、保守的、不愿意变革的文化传统。孔子一心想的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赞扬“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已”，到晚年，竟然衰老得连周公也梦不见了。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朝野一致的反对。孟子以为“用夏变夷”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用夷变夏”则万万不可。唐朝的“变文”表明白话文几近成熟，可是韩愈发起的是古文运动，他批评汉魏六朝散文语言形式过分追求绮丽是对的，但是提倡回复到司马迁、班固时代的古文，而不向当时的活口语——我们今天称之为“古白话”——引导，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使中国的书面语变革推迟了一千二百年！他的《论佛骨疏》抵制佛教，并不是从朴素唯物主义出发，批判宗教迷信，而是害怕释加牟尼在人们的心目中代替了中国固有的“先王之道”。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自鸣钟、地
球仪等“现代”科技物体，他为了迎合士大夫们“天朝上国”、“中心之国”的心理，特地把地球仪的第一条子午线画在中国。稍后的清朝初年的钦天监监正（“皇家天文台台长”）杨光先排斥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说“宁可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840年的战争惊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1842年完成了50卷本57万字的《海国图志》，次年出版，他希望国人彻底改变“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说明“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海国图志》受到腐朽守旧者的强烈声讨，被斥为大逆不道，先行者魏源在青灯影壁前孤独、寂寥地死去。1851年，日本海关官员在长崎的一艘中国商船上检查时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两部随即被官方征用，另一部则被关心国事与世界形势的学者买去。《海国图志》令日本人大开眼界，如获至宝，不断翻印，对促使日本人警醒和促成1868年的明治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心栽花花不发，墙里开花墙外香，乃至于甲午战争“蕞尔小国”战胜了“泱泱大国”，历史带给中国人的是挂着眼泪的苦涩的笑。直到张之洞才确立“西学为用”，但他以“中学为体”为前提，为根本。义和团迷信神坛、扶乩，相信“刀不入”，盲目排外，被称为“义和团情结”。20世纪初的章太炎终于痛苦地承认中国物质文明的落后，但是他愤然抗争——“彼其文化，岂有优于中国哉！”，精神文明还是咱中国占先——似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不相干！五四前后，顽固的士大夫们心理扭
曲到“美比他们不过，与他们比丑”，辜鸿鸣陶醉在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抽大烟、娶小老婆的“四大国粹”中。面对中国盲目自大、排外保守的沉疴积习，鲁迅鲜明地主张“拿来主义”，他告诉国人，吃了牛羊肉自己绝不会变成牛羊。“沉睡”两千多年的“雄狮”（拿破仑语）出现少许“清醒”。
周有光先生说：“物质商品易受喜爱，精神商品难于理解。”（《中国语文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那是后来，在起初阶段并不是这样。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地球仪，就被中国士大夫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1825年9月27日，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启用，全长约27公里。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的一条0.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清统治者以“观者骇怪”为由，勒令把它拆掉。1876年上海怡和洋行英商在上海修建的淞沪铁路（从吴淞到上海）于同年7月建成通车，全长15公里，经营了一年多，后被清政府用28万两白银赎回后拆掉了。1879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奏请修建唐山至北塘的铁路，遭到顽固的王公大臣的起攻击，洋务派只得妥协退让，不用机车，改由骡马牵引车辆。1888年，李鸿章为争得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北海、中海西侧修建了一条长约2公里的宫廷铁路，配置豪华进口车厢，，供慈禧乘坐去静清斋进午餐，但却只能由太监们用人力牵引——在全世界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什么？士大夫
们说火车“烟伤禾稼，震动寝陵（指位于河北遵化附近的清朝皇陵）”，会“惊耳骇目，鬼神呵谴”，铁路“为祖宗所未创，应当立予停止，以维国本而顺舆情”——正是：一句“外国的东西不符合中国国情”抵得上十万枝毛瑟！
古代中国黄河中下游的人还认为自己在天下最“正统”，他们称北方人为“猃阭”、“狄”、“胡”，东方人为“夷”，南方人为“闽”、“蛮”，西方人为“羌”，把外国、外族统称“蛮夷之邦”、“番邦”；近现代中国人称外国人为“鬼子”（包含反侵略的因素另当别论）。一直到1954年，中国政府分别同印度和缅甸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中国人才普遍拿外国人当“人”。
cookies成员在这样的文化传统支配下，中国拒绝向外国学习。黄帝、尧、舜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舂”，在金文、小篆中是会意字，双手持杵在石臼里捣，这样的劳动工具一直传到“阿Q”的手中。“星星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哟还是那个月亮”。四千年里，我们生活在“敬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的农耕社会，时间在这个东方大国凝结了，直到19世纪后期，我们才被迫蹒跚地踏上工业化的路程。圣诞节祝福语
1913年，“读音统一会”成立，制订注音字母，用什么符号呢？意见不一致。最后，以章太
炎为首的国粹派占了上风，起用已经“退休”的、笔画简单的古汉字作为符号（ㄅㄆㄇㄈㄓㄐㄔㄗㄏㄙ），数量不够用，再从现行使用的汉字中选择笔画简单的汉字，作增笔、减笔或者改笔（ㄉㄋㄕㄖ），作为符号。时隔不久，一批喝了洋墨水儿的知识分子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不满意章太炎等人的保守态度，成立“数人会”，另起炉灶，制订国语罗马字，以与国际“接轨”。稍后，吴玉章、瞿秋白、萧三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也制订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这表明，先进的东西是没有国界的，是抵抗不住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政府发展经济需要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素质离不开教育，实施教育离不开语言文字，提高语言文字水平必须要有一套启蒙工具——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摆上了最高领导者的工作日程。用什么符号？一开始，从斯大林到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字母，方案委员会也认真地就民族字母研究了好几年。可是，研究来研究去，难有满意结果。吴玉章老向如实汇报，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当即拍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面对来自知识分子的重重阻力，亲自做思想工作，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说：“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
分子里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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