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熊和，1934年5月出生于上海。1955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吴先生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薪火相传而又卓然而立，在国学之一脉——词学研究尤其是唐宋词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执教大学讲台，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8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桃李满天下。各层次的学生也都不同程度地从先生身上受到了学术熏陶，浸润到了人格魅力。
他治学，严谨开放
那是一个国学大师尚存、一流学者辈出的时代。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就聚集了大批国学大师和一流学者。1951年，在华师大入学考试的卷子上，徐震堮先生看到了一首清丽的古体诗，惊为天人。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博纳副总裁坠亡原因
17岁的吴熊和。虽然这孩子的数理化成绩不怎么样，徐师却果断将其收到了自己门下。在华东师大四年，除了徐震堮先生，施蛰存对吴熊和的影响也很大。
d盘不见了巫启贤资料1955年，21岁的吴熊和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到浙江师范学院古典语言学研究班，师从夏承焘、姜亮夫、陆维钊等星光熠熠的诸先生。这所院校，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杭州大学。
毕业留校后，吴熊和专从夏师学词，并成为夏承焘的得力助手。师从一代词宗，对吴熊和此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夏承焘曾有一句话：“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说“笨” 字很有趣，头上顶着竹册——册是串好的竹简，古代的书籍——就是教人要用功。读书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
这个“笨”字，吴熊和是继承了的。
吴熊和的弟子、如今是杭师大人文学院院长沈松勤回忆老师：博览书，读书做学问，眼界极高，“先生跟我们说：研究唐宋词学，你要从先秦读到近代。要打通视野，才能取其一点。”
“他给研究生、博士生上课，主要教我们自己看书。看完了，到他家里，大家谈感受。我们大谈特谈后，他会故意提出不同意见，引起大家的争论，进行热烈的交锋。——这样的上课形式，比现在有用、有趣多了。”
“记得有一次上课，他把几届博士生都集中到一起，他说在暑假里读了两个月的书，有了一些心得，召集我们讲一下。他讲了一个半小时，我听了，几乎每句话都有振聋发聩之效，至今记忆犹新。其中听讲的两个方面成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所时常关注的问题：一是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从事学术研究而缺乏思想，终究境界不高，仅有思想而缺乏学术根底，易游谈无根。其二是有关浙江学术的论述。他以为浙人古往今来都很重思想，且都具有超前意识，往往与时尚相左，要经过若干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后，才为人们所接受，比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王国维、马一浮等。”
杭州动物园门票所谓“师承”，就是如此罢。
他教学，意趣盎然
1983年，奠定吴熊和学术地位一书的《唐宋词通论》出版。那是他长期准备、厚积薄发之
作——在多年的下乡、下厂与十年中，不论在水乡山村或劳动间隙，他总是手不释卷，无书不观。所以，《唐宋词通论》一书的出版，虽然被他看作只是自己词学研究生涯的正式开始，却被学界誉为新时期词学的扛鼎之作，建构了唐宋词学的学科体系。
当等身的学术著作摆在面前，我们总是容易把“严谨”二字在著作和人之间画上等号。
听听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们的描述，让我们见识到了当年吴熊和上课时的盎然意趣——
“吴先生是中文系中有名的大才子。他讲解他的宋词，讲到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字锈图片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种词调，我们听呆了，教室中鸦雀无声。”
“钱钟书曾被称为‘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吴熊和也一样——他穿件皮夹克，笑眯眯的，没有讲义书本，一节课滔滔不绝，就讲苏东坡的段子。贾一平董晓燕”
“那天，他来讲《唐宋词通论》，正文还没展开，先生先吟咏了朱熹老夫子的‘胜日寻芳泗水滨’。又说，这么好的春光啊，我们不该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我们应该去追春。”
他为人，淡泊宁静
从23岁进入杭州大学，到去世，日子就在做学问中缓缓地过去了。
吴先生为人极低调，我们曾多次想向先生约一回专访，一直被婉拒。他说，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人。他也不曾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即使媒体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去世前，先生已经和癌症搏斗了十年。他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所以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只举行了一个只有家人参与的告别会。
他的学生至今记得十年前的一幕：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傍晚，先生与师母晚饭后一同出来散步。先生那时大病初愈，高高的个子，穿着一件白衬衣，嘴角噙笑，神情冲淡，在这平凡而日常的街头，夫妇二人恍若神仙眷侣，慢慢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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