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3-11-23
作者简介：汤岳辉(1946-)，男，广东蕉岭人，惠州学院中文讲师。
苏轼在变法运动中
汤岳辉
(惠州学院中文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摘 要：从对“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和“元 更化”的检讨，以及在与王安石、司
马光的比照中，可见出苏轼不随人俯仰、独立无惧的除弊革新的形象，其体现在“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皇皇有忧天下心”和“沉着稳健的改革方略”的三个方面。
关键词：苏轼；变法立场；成因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34(2004)02-0046-09 “庆历新政”流产的二十多年后，北宋又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踔厉迅猛的改革浪潮，史称“王安石变法”。然而富于戏剧性的，在变法风雷中造就的“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林佑威
)
王安石，无疑处在变法大幕垂启的地位，却两度撂担子不干；同具革旧图强宏愿，但因与荆公在变法主张相左的司马光，竟深蒙“党禁”之害。他在高后“母改子政”时拜相，却可以做到罢废新法中对新法的某些内容作修改、调整和继续推行。苏轼跟王安石、司马光私交甚厚，过从密切，在振刷朝纲，整肃吏治，拯扶危机，安邦定国等大方向上并无二致。但他既公开反对王安石锋芒毕露的铁腕，也不赞成司马光过分偏激执拗的举措。所以他在熙丰时期遭“乌台诗案”,“元 更化”之际因拂逆司马光而陷于孤立，绍圣年间被流放岭海。他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不光彩的角，一个地道的保守派。然而从特定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民族心理和道德情感的诸方面加以考察，评价和结论将怎样呢?历史是威严的,
也是公正的。
一
从历史的真实出发，将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作个比照，或许对我们了解和评判苏轼在变法中的立场不无启发。“庆历新政”虽然好景不久，但对士人体的参政议政和改革意识起了大大激活作用。王安石居高临下，发出变当时法度的呼声。他认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变更天下之弊法”,
则可成“治世”。(《万言书》)据《宋史》载，司马光于嘉 四年八月和嘉 六年七月
两次奉诏订立均税制时，严格对均税官吏的奖惩，保留“庆历新政”实施的“方田均税法”，他在嘉 七年七月提出的募役法，乃为熙宁王安石免役法的先例。苏轼奋作革新热情，他是上书言事，针砭时弊的踊跃者。他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系统方面提出他除旧布新的治理方案，如“安万民”、“厚货财”、“较赋役”、“省费用”、“均户口”、“定
军制”、“教战守”(《嘉 制策》)等，强烈要求翦除庸官，裁削冗费，一新政治。从上春节祝福语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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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24卷第2期2004年4月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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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不但在改革的意向上的一致性，而且在改革的指向也是相同的，就是改革“法度”，变“法”所谓“方庆历、嘉 ，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文集》金华丛书本，卷十一《铨选资格》)作为封建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为士大夫高层中的明智派，王安石和苏轼都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拥戴皇权，维护中央集团统治的，都有改革北宋王朝的弊政的要求。当此之际，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疯狂兼并侵吞土地，民怨沸腾，朝廷财政危机深重，再加西夏和辽金的
不断侵扰，边患频仍，国无宁日。对于北宋王朝吏治的黑暗和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王安石曾尖锐指出:“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轼亦有同感，且愤慨之情和激烈言辞不亚于王氏:“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决壅蔽》)在祈盼封建秩序永世长存这总的目标上，王、苏是一致的，但具体方略、途径和做法，俩人却殊异。王安石是凌厉突进，大刀阔斧,“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张置官吏也”(《宋史》卷一九二)；苏轼诸多忧虑，偏于稳健保守,“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王安石企图削夺豪门望族一部分利益来解决政治危机，但苏轼认为这样做便会“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上神宗皇帝书》)。
考察“熙丰变法”，当不可凭依谁与王安石决策相忤，或者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而目为反改革。他反对新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渐进渐变，所反对的是王安石过分强硬的铁腕，而绝非王安石富国除贫的愿望。正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所表白的: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坤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
但他有主见不肯苟同，是一个“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人。他只是认为“新法”有利有弊，并没有笼统加以反对。地方任上实施新法中凡“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的内容，他积极支持和推行，反之则提出异议或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如他在密州用“五等古法”变通处理“免疫法”，就收到较好的效果,“民甚便之”(《宋史·苏轼传》)。他也不是撞不倒南墙不回头的人，长时期做地方官，新法的推行所带来的积极的广泛影响，决不会旁落在他的敏感的视线之外，反思自己曾有过类似“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再上皇帝书》)的偏颇，并作了大胆的检讨:
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与 达道书》)
苏轼和司马光在礼仪行义、名节志向和立身处事原则等方面很是相似。元 元年，苏轼被任命知登州，仅五天，就被召还朝廷任礼部员外郎；二月到京即迁起居舍人；三月免试升为中书舍人，赐金紫；九月擢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一年之内连升三级，他深知这种破格任用，归功于司马光极力提携荐拔,“此盖某官德惟乐善，志务达人”(《除起居舍人》),“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谢中书舍人启》)。就在司马光出于器重钦佩同时也带有热望再三提拔苏轼时，两人在役法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北宋原来实行差役法，向平民百姓摊派劳役，服役者往往恰似雨中载运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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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载越重，王安石废差役法，实行免役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雇役法，即根据财产征役，然后雇人充役，损有余而补不足，减轻百姓的负担。苏轼针对司马光对免役法的诟病，上疏申说免役法具有的可以减少助役钱的征收数额，使役人队伍稳定，避免谷贱伤农，促进货币流通和为朝廷争取宽剩钱积的五大好处。(详见《论给田募役状》)司马光再度上疏，指陈免役五害，坚持在衙前仍行差役法，希望皇帝“勿以人言轻坏良法”(见《宋史·食货志》)。当此之时，诸如役法、税法、和戎、选举等国家政军财粮大计，往往由司马光一意决断，凭个人意志而要求直接降勒增删。他求成心太切，又带着对熙宁新法的明显成见，所以不免引起朝野的许多非议。苏轼指责他“专欲变熙宁之法，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 子》)
由此见出，苏轼与司马光在“变法”问题上，并非“变”与“不变”之争，他们之间存在的是如何“变”的矛盾分歧。苏轼人缘很好，上下相孚，有许多志气相投之士，情义笃真之友，但他而不党，交而不随。苏轼的这种态度是一如既往的，王安石变法时期，他无所顾忌地抛出一篇又一篇教变法派不快的奏章。后来风云剧变，对立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粉墨登场，党同伐异，苏轼对此很气愤。他不计较因向变法派提出种种意见而蒙受的冤屈，不考虑官复原位后出现的新的转机，及与司马光的一贯交情，直言不讳地说:
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老弟(苏轼自称)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书》)
我们称赞王安石这位有政治抱负敢于在改革大潮中闯荡的时代弄潮儿，肯定司马光
在“更化”斗争中所作的殚精竭虑的努力和在吏治、外交和税赋管理的实际成效，但也应看到苏轼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冷静态度，他的仁民爱物的思想和光明磊落的品德。苏轼“终是爱君”(《坡仙集外纪》)，即使诟辱有加，贬谪再三，备受迫害，但仍表示“忠义上报”。然而在“砥砺初心”、“激昂晚节”的誓言中更多包含着“志常在民”(《谢宣召入院状二首》)的感情。爱君与在民，忠义与报国的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观念与立志为民生的民本主义思想，就这样矛盾而又悲剧性地统一在苏轼这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身上。
非诚勿扰新西兰专场第二期二
分析苏轼在变法中的立场，史书中关于评赞他“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宋史·苏轼传》)的一段话，洵可为有力参证。他自幼就有慷慨献身社稷之志，怀忧黎元百姓之心，面对宋朝立国以来国体、政略、官场和世事的严重流弊，他昂扬奋发的改
革志向至死不渝，解决政治危机，关爱民瘼的鲜明态度始终不变，不随人俯仰，居不倨，独立无畏的个性痴心不改，从实际出发，务求体用，渐变渐进的主张终生恪守。
(一)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赵匡胤靠着他武力和智慧，也靠着他的阴谋和权术，建立了北宋的一统天朝。他确实采取一连串实有成效的强化中央统治集权，结束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恢复农业，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对策。但相对太平和稳定的景象昙花一现。宋太祖的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内政外交决策，只不过带来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约四十年的承平时期。真宗以降，有如水落石出，各种弊病险象和危机冲突便都一齐冒将出来。其中最大的危机是冗官、冗兵和冗费问题。首先是“冗官”。户部副使包拯统计了从真宗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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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卷 汤岳辉 苏轼在变法运动中
大中祥符年间到仁宗皇佑年间“食禄者日增”的数额:“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县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县所任之职，素有定额，大率用吏不过五、六千员则有余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岁一开贡举，每放仅千人，复有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计之，不止于三倍。”(《论冗官财用事》)
其次是“冗兵”。宋太祖轻武，但却不轻视“养兵”。太祖登位之初禁军厢军总数22万，太宗至道时期(995—997)已有66万，仁宗庆历年间(1017—1021)猛增为126万。养兵之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高达百分之八十、九十(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93年版)。
再次是“冗费”。据查《宋史·食货志》，到了真宗、仁宗时期，财政亏短愈来愈严重，最后是“百年之积，惟有空簿”。仁宗皇佑元年(1049),“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英宗治平二年(1065),“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
“三冗”的直接恶果，就是积弊积贫积弱。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大大小小的官僚政客，形形的贪官污吏，荒淫糜烂，赇取无度，肆无忌惮地搜刮和盘剥黎众，凌暴民庶以侈靡为荣，奢华相向，争豪比富。“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蔡襄:《蔡忠惠公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宋史·食货志》)。他们权势熏人，四方索贿，终日宴饮，琼浆玉液，樽前艳歌，炬烛高燃。宋王朝统治阶级治国无方，治军也无能。士兵剧增，而战斗力则日降。军心涣散，军纪堕驰,“无入无时，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苏舜钦:《上范公参政事并洛目七事》)。真宗时惧于辽军的进犯，打了胜仗反倒与辽签定屈辱的“澶渊之盟”，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正所谓奉之弥多，侵之愈急。不到40年，辽再度发兵，宋又以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
的代价，换来表面的。仁宗时宋与西夏接连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交战，逢战必败。宋又用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叶2万斤的“岁赐”来乞求到“体面”的息战。
莫小棋老公官衙的贪敛腐败，外族的进犯威胁，加上多如牛毛的赋税，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老百姓咨嗟怨愤，叫苦不迭，大大地加剧了阶级对立。从太宗淳化年间以来，农民，士兵哗变和盗匪作乱从未停止过。中国封建历史上，出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的动荡危难的状况，不乏其例，但未见过哪一个朝代像宋代各种社会矛盾这样尖锐激烈地麇集在一起。封建官场上昏愦无能，厚颜无耻，打肿脸充胖子之侪，也大有人在，却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宋代吏胥如此宽纵生骄，鲸吞成习，逸佚的。
苏轼正是在北宋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每况愈下，民瘼深重，岌岌可危的灾难之秋踏上仕途的。
作为封建主义士大夫阶层的一员，苏轼的地主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是明确和坚定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轼的政治立场中，有着不少开明进步的倾向。不论是他对皇上的竭诚尽忠，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宗法制度的极力维护，不避刑戮敢于讽谏，改革朝纲，还是针贬时弊，勇于鼓呼等等一系列言行中，明显地包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忧远虑和富国强兵，匡正仕风，关爱黎元，体恤大众，为民请命的殷切之忧。下面是他在《思治论》中的慷慨陈词:
今世有三患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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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
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
数字意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就是今世之“三患”。苏轼是在客观的调查，剖析现实，且有深切感受的基础上，痛切地陈说政见的，因此所论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三患”带来的是“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其有未测者也”。他像给病号切脉观听声一样给北宋王朝病由,“特此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紧接着他开出的药方便是疗救必须从
君王始，立规章，定措施，重用能臣，作出一整套排除危机的决断:“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感，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均见《策略》一)。
(二)皇皇有忧天下之心苏轼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有博古通今，宦学四方的先君的指引，有知书达理，志节不的家慈的教诲，他接受来自父母丰富的精神财富，其中搜研古今治乱之迹，皇皇有忧天下心，爱惜生灵，同情劳动人民等可贵思想，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
夫鬻田者，必穷迫之人，而所从鬻者，必富厚有余之家。富者恃其有余而邀之，贫者迫于饥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赋，有田者，方其贫困之中，苟可以缓一时之急，则不暇计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削而赋不加少。
(《策别安万民四》)匹夫入市，操挟尺寸，吏且随而税之,
扼吭拊背，以收丝毫之利。
(《策别安万民一》)这些他所考察的社会现实，必然跟他在年少
时和做官前耳濡目染的“千人耕种万人食”,
“野人暗哑遭欺谩”(《和子由‘蚕市’》
),“版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险,
得米不盈 ”(《入峡》
),“煮蔬为夜支，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夜泊牛口》
)的悲惨情状联系起来，愈来愈深刻感受到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对官府
衙门凶残甚于虎狼的丑恶嘴脸和毒辣手段表示极大的愤慨，对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民众寄予满腔的同情。他说: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刑赏忠厚之至论》)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
耳。
(《策问》)
民者，天下之本。
(《策别》二十一)所以苏轼认为，天下安危，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君王是否能够“深结天下之心”，是否能够做到像古人圣人那样,“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势，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日夜淬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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