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工具236
周杰 吉林大学
摘要：学记在宋代的兴起和政治、经济、教育、科举等有着内在联系。宋代教育的发达，是学记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致治之具”的宋代科举促进了重教办学形成热潮，学记创作由此旺盛。同时，越来越多科举成功的士人开始通过撰写学记对科举弊端进行批判与揭露。
关键词：宋代；重教办学；科举取士；学记创作经过三次兴学运动，北宋的学校教育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遍布全国的州县学校，是学记产生的现实基础。另外，作为“致治之具”的宋代科举，是刺激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科举与学记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科举取士促进了地方官学的兴建，重教办学形成热潮，学记创作由此旺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科举成功的士人通过撰写学记来批评科举的弊端。
西周香魂记一、学记与教育
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将精力放在内征外战的军事行动上，对教育的关注较少。随着统治的日益巩固，改革科举制度和发展官学的呼声日益高涨。范仲淹很早就认识到兴办教育的重要性，有鉴于因学校教育缺乏，导致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素质低下的弊端，他将改革科举制度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步骤。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仁宗提出十条改革纲领，专列教育与科举改革一项——“精贡举”，目的在于通过改革科举促进官学的发展，以实现取士和养士相结合。这必然要求官学提高办学质量，增加学校数量，为广大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提供求学之所。庆历四年(1044)，朝廷下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史称“庆历兴学”，地方官学遍布全国，“州郡不置学者鲜矣”[1]。济南特小吃
庆历兴学中对学记有推动作用的主要是地方建学，即诏令地方州县立学，选派教官，确立听讲日限，规定士人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日，方可参加科举考试。这次教育教学改革是在庆历新政的推动下掀起的，三个月后，范仲淹因反对派的攻击被迫离开朝廷，庆历兴学的各项措施亦因此陷于停顿。庆历兴学教育改革的结果是官学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如作为小州的吉州州学建成后，规模宏大，“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状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2]
。庆历改革虽然使官学数量有了增加，但其办学质量并未明显改善。期间，除太学
黑木美纱有石介、孙复、胡瑗等名师先后任教，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之外。北宋官学发展不力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正如苏轼所言：“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
庆历兴学失败后，学校教育恢复旧制，然要求再次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宋神宗即位不久，朝廷上下就如何培养、选拔人才再次展开争论，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教育改革，这就是“熙宁元丰兴学”，主持者是宋代改革家、教育家王安石。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慈溪县学记》中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熙宁四年(1071)二月，神宗下诏变法，王安石长期酝酿的教育改革方案得以实施。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关键在于人才，“
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3]，而要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关键就是要改革和加强学校教育，完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在熙丰兴学中，王安石对学校教育改革的最主要成果是：第一，敦促地方州县办学，充实地方学校师资，规定各州拨给学校学田作为办学经费。第二，以王安石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代替唐代注疏，并将此定为太学和诸州府学的教科书。第三，在太学推行“三舍法”，严格太学升舍制度。“其生员分三等，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逐月考试，试到优等”[4]。
熙宁元丰兴学从熙宁四年(1071)一直持续至元丰八年(1085)，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得以实施，对科举制度和官学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这次教育改革的结果是官学比之前数量更多。正如朱熹所言：“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5]
崇宁兴学是北宋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兴学运动，倡导及主持人是蔡京。崇宁元年(1102)蔡京打着继承神宗遗志的旗号，向徽宗建议天下皆置学。蔡京曾参与元丰三舍法的制定，由他主持的教学改革首先在太学展开。其次，普遍设立地方官学，增加县学人数，并将三舍法推广至州县学，一度废止科举取士。崇宁兴学从公元1102开始兴起，前后维持近20年之久，蔡京下台后，各项改革措施被废。
北宋学校教育的三次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庆历兴学，恢复了久废的太学，此后规模不断扩大，由初创时的百余人，发展为崇宁初的四千人。在教学方法上，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项目(课题编号：2017M621222)阶段性成果。
血压低吃什么食物好作者简介：周杰(1979.7-)
奔驰天窗，女，河北邯郸人，吉林大学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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