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原文和译文（含赏析）
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歌手王磊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後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於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於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
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李琳个人资料
  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我是隔壁的泰山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译文：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
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现在将“华”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因字同而产生的）读音上的错误。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打问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越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于是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
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令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赏析
第一篇：
《游褒禅山记》品读赏析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游记，其实是借题发挥的议论文。本文的最大特点是记叙、议论相结合，记叙为议论服务。
  作者先记叙了自己游山洞的经历。山洞“深”、“难”、“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随之而出，所以不能“极夫游之乐”。接着，作者转入议论，“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样就把人分成两类，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崎岖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游览爬山，也适用于一切工作。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仰慕孔孟，立志高远。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寻险远之处的奇伟瑰怪吗？当然，王安石深知，欲达险远，首先需要立志，这是主观条件。没有远大志向就永远到达不了“险远”。王安石有这个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要经世致用，这个愿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里讲得清清楚楚。有了志，就要持之
以恒，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否则，也不能到达“险远”。在此基础上，自身还要有足够的力量。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讲，这个“力”是德、才、学、识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体现。以上三个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备的条件，可谓内部条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处，如果“无物以相之”，也不能到达。这里的“物以相之”指什么？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时是就开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试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阻挠。改革如果没有最高权利──皇帝的·评论·赏析语文人生 ·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怀疑者、攻击者纷纷而至的时候，关键就看皇帝的态度了。王安石对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当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后，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或者说，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变法改革。年仅２０岁的宋神宗继位后，想有所作为，他重用王安石。于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论述了宋仁宗执政四十多年的种种弊病，指出了的背后存在的严重危机。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 “熙宁变法”。神宗死后，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大权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对变法早就不满了，她执政后，起用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于是变法失败。相之之“物”，还包括一支高素质的官员队伍。王安石非常重视人才，可以说他是一个“人才决定论者”。他笃信“有治人，无治法”。
要想振兴宋朝，必须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胜任朝廷重托的各级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八字纲领。但由于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宁变法在缺少一支精干的官员队伍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了。由此看来，“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林纾评析《游褒禅山记》时说道：“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所谓‘无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尽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须人以助。武灵王行新法，有肥义诸人相之；公不得韩、富为之相，专恃吕惠卿、李定辈，无济也。‘于人可讥’，则指同时指斥新法者；‘在己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尽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强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林纾的此番分析可谓“此言得之”。
车辆年检需要什么资料  令读者费解的是，王安石针对“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否游离于主题之外呢？是否对上段议论有所冲淡呢？细细琢磨，作者把这一小段放在大段议论之后写是有深意的。“仆碑”虽“仆”，毕竟是“碑”，但“其文漫灭”，谬种流传，不得识其真面目。学者不应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应追根溯源，求其本质。王安石变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
失败的危险，中国向来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一旦变法失败，王安石能否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呢？王安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有人称王安石为“奸人”吗？王安石壮志未酬，他成了后世毁誉交织、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盖棺难定论的人物。仇视王安石的人极尽诬蔑栽赃之能事，欲“漫灭其文”。由此看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这是多么令人惊心的话语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生。
  后人评价此文说：“逸兴满眼，而余旨不绝。”（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宋大家王文公文钞》卷八）“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语）“用笔最折。”（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三十）这些论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层含义，可谓王安石的“知音”。 
第二篇：
《游褒禅山记》赏析
　 
  《游褒禅山记》是以借游山探洞为题，阐述治学之道。它是以议论为主、记游为次，通过
记游进行说理的优秀散文。
  王安石这次游褒禅山，因未能穷究山洞奇险之景，“不得极夫游之乐”败兴而归。然而他在自我引咎追悔、反复思辩中，深刻地领悟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道理，并由此对治学之道进行深入的思考。
  先叙后议，结构严谨自然。文章从介绍褒禅山得名之由落笔，既而简要地叙述了华山前洞和后洞的概况，然后通过详细地描写他们进入幽暗深邃的后洞的经过写出了作者“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真切感受，真可谓一语双关，既是对游洞实景实情的描写，也是对全文中心议题的表示。接着，作者又用入洞越深，记游者越少的事实来强化自己的切身感受，慨叹自己在“力尚足以入、火尚以明”的情况下，却随着人畏难退缩、半途而废，乃至追悔莫及的惆怅之情。文章从客观上的记叙向主观的议论逐渐自然过渡，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上下文一气呵成，显得气势流畅。
  前呼后应，议论层层相关。文章围绕着“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这个中心议题逐层展开，文意由叙探洞转向议治学。作者学习古人求思之深，故“往往有得”的治学精神，认识到在客观条件许可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树立雄心壮志，才会不避险远、百折不
挠；矢志不渝，勇往直前，最终必定能取得奇伟、瑰怪、不同凡响的成就。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决不会因为遭到他人的讥讽而后悔。文章紧紧扣住“深”“难”“奇”三字，从志向、力量、物质条件三方面，进行游洞和治学二者间的相互比拟，由实而虚，因事明理；触类旁通，融叙事与议论为一体。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从消极悔恨到积极反省、从感到不尽兴变为有所得的思想情绪的变化。
  在游山途中，一块字迹模糊而仆倒在地的碑石，竟引起了王安石极大的兴趣，他从碑石上“花山”二字考证出当时人们把“华山”的“华”，读作“华实”的“华”是错误的。并且由此联想到因为古代文献资料的不足，在治学过程中，常常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于是他强调指出：治学中应具有“深思而慎取”的态度。作者借残碑议治学，以小喻大，首尾贯通；不仅加深了文章议论的深度，更表现出作者严谨的章法和奇妙的构思。
忱怎么读这篇游记语言凝炼且富有逻辑性，准确而概括地表达了文章曲折深奥的哲理。
　
  （选自《文言文释译与赏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