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家不识勾栏》创作年代与地点新考
金朝末年，山东青年杜善夫在开封生活了约10年，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戏剧发展的重要节点，汴京的演艺日趋面向下层。杜善夫的曲作选题和情趣，与北宋开封的杂扮一脉相承。他的曲作名篇《庄家不识勾栏》在年代上与蒙古国、元朝无关，在地域上与山东东平无关。从进入勾栏的费用200文纸币，可以看出是金朝末年的币制行情。所演《调风月》并非关汉卿的作品。由“院本”的提示可证所反映的是金朝场景，从副净“裹着枚皂头巾”得知是金朝的演出。至于名角刘耍和，只有在金朝末期的汴京才可能在民间演出。《庄家不识勾栏》是杜善夫在汴京居住期间创作的作品，其中反映的是金末汴京杂剧演出和勾栏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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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善夫的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是其青史留名的代表作。作品以农民进城首次进入勾栏看戏这一新奇的表现角度，将民间口语直接入曲，不仅体现了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更保留了古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为中国戏曲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历来备受关注，论者颇多。
关于其反映的社会年代，通常都认为是元代的情况。反映的地点，有学者认定该曲出自元代山东东平：杜善夫“《庄家不识勾栏》，是他中年时期在东平做幕宾时的作品”，但无任何证据，未作任何论证。①本文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该曲反映的情形不是元朝而是金朝末期，地域不是东平而是首都汴京的情景。
一、杜善夫与金都汴京
杜善夫，别名杜仁杰，先字善夫（一作善甫），后字仲梁（一作仲良），号止轩，济南长清人。其父杜忱进士及第，官至金朝的京兆府录事判官，善作辞赋，闻名乡邦。据宁希元先生所作的《杜善夫行年考略》，杜善夫出生于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二十一岁时，来到汴京居住，谋求参加科举入仕。期间结交了一批包括元好问在内的名士：“在汴京，与诗人元好问订交。”元好问回忆早年在汴京游乐之作中，多涉及杜善夫，如《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载：“忆初识子梁王台，清风入座无纤埃。华岳峰尖见秋隼，金眸玉爪不凡材。西园日晴花满烟，五云楼阁三山巅。玉树瑶林照春，青錢白璧买芳年。”②又如《闻歌怀京师旧游》载：“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③即记叙当年与麻革（字信之）、李献甫（字钦用）一起，北海景点排行榜
在杜善夫家里的一次听歌活动。可知他们过着优雅的生活，有的是文学创作的时间和激情，更有写不尽的题材。一直到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二十八岁时，杜善夫“仍居汴京”。李献甫《资圣阁登眺同麻杜诸人赋》七律一首，即与麻革、杜善夫同游之作：“高阁凌云眼界宽。野烟碧树有无间。天边孤鸟飞不尽。陪上行人殊未还。魏国几回时事改。汴堤千古夕阳间。愁来重倚阑干望。崧少西头是故山。”④资圣阁是开封相国寺中高大雄伟的建筑，为登高望远的胜地。至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三十岁时，因局势危急才被迫离开汴京：“善夫自汴京避地洛西。”如此看来，他在开封大约生活了10年之久，虽然未能达到通过科举做官参政的目的，但学问、写作、人脉大有进步。
金朝灭亡后，杜善夫返归家乡，屡被蒙古官方征召而不出，但以游幕为生。蒙古宪宗四年甲寅（1254）五十八岁时，他再次来汴：“金亡已二十年，游故都汴京，反至杞县。”蒙古定宗元年丙午（1246）五十岁前的某一年，他还曾到过燕京。杜善夫卒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享年八十岁。⑤
杜善夫生活过的汴京的时代背景，也有必要予以简要介绍。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后，金朝改东京开封为汴京。此后，汴京曾两度建为金朝首都。贞元元年（1153），金海
陵王完颜亮为了南下侵略南宋，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到燕京（今北京），并提升汴京为南京，随即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南京，不幸的是贞元三年新修成的南京大内被一场大火烧成废墟。完颜亮不甘罢休，又于正隆元年（1156）再次修建，诏令强调：“大梁天下之都会，阴阳之正中……第川原秀丽，卉物丰滋，朕夙有志焉。虽则劬劳，其究安宅。其大内规模，一仍旧贯，可大新营构，乘时葺理。”⑥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在“大新营构”的指导思想下，统治集团滥征徭役，不计成本地进行营建：“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⑦正隆六年六月，完颜亮帅朝廷百官迁入焕然一新的南京，三个月后即发动了侵宋战争，十一月被部下杀害，大军回撤北方。如此大起大落，开封城也并没有因此繁荣起来。50余年后的贞祐二年（1214）七月，金朝第八位皇帝金宣宗为躲避强劲攻击的蒙古兵锋，再次迁都南京开封。城市建设尤其是宫殿建设经大力营建，恢复到北宋的盛况，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北宋东京，重新成为人口最多的大都市。皇宫周围达九里余，比北宋周围五里的皇宫扩大了将近一倍；而外城“周百二十里”⑧，比北宋外城扩大一倍多。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庞然大物容量很大，金末时，开封城中居民和避难的外地流民充斥爆满，约200万。“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⑨城破之际，据耶律楚
材说尚有147万人，“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⑩估计开封常住居民约有100多万人，而且多富裕人家和技术人员。直到天兴元年（1232）年底金哀宗离京出逃，金朝在汴京实际建都凡18年。杜善夫正是在此期间居住于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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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成为首都的汴京虽处于王朝末期，但统治集团这时总是醉生梦死，社会上也粉饰太平，所以不乏繁华。如在宋徽宗所修龙德宫基础上新修的同乐园，“其间楼阁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一年开放春夏两次，供百姓游玩；“南渡之后，南京虽繁盛益增，然近年屡有妖怪”。说的就是因首都迁来比过去更加繁荣昌盛，只是常有怪异之事，也即这种繁荣不正常。从杜善夫的《朝中措》一词，可以验证南京开封作为大都会的某些情景：汴梁三月正繁华，行路见双娃。遍体一身明镜，遮尘满面乌纱。
车鞍似水，留伊无故，去落谁家？参争奈无人说与，新来憔悴因他！
从中看不到任何萧条、慌乱，反而是异常的祥和、繁华。与其同游的好友元好问也有诗回忆道：“梁园三月花如雾，临锦芳华朝复暮。阿京风调阿钦才，晕碧裁红须小杜。长安张敞号眉妩，吴中周郎知曲误。香生春动一诗成，瑞露灵芝满窗户。”所谓“小杜”即杜善夫，诗
中可见他们意气相投、诗歌游乐的情景，暗示着当时社会有过短暂的、至少是表面的欢乐和谐。
与杜善夫没有正面记述汴京不同，其同乡、同时代但已为官的杨宏道，却留下有珍贵的史料。他兴定元年（1217）以荫出仕，赴汴京为刑部差委官，到地方任职后又多次进京。他曾有诗记载了金末汴京的市井演艺变迁实况：“东京有台高百尺，北望惊吁半天赤。……鹧鸪为乐犹古乐，大定明昌事如昨。风时雨若屡丰年，五十年来人亦乐。勿言郑卫乱雅歌，人乐岁丰如乐何。朱门兵卫森弥望，门外闻之若天上。隗台梁苑烟尘昏，百年人事车轮翻。倡家蝇营教小妓，态度纎妍浑变异。吹笛击鼓闤闠中，千百聚观杂壮稚。昔时华屋罄浓欢，今日乐堋为贱艺。白头遗士偶来看，不觉伤心涕霑袂。”他敏锐地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与金朝昌盛时期不同，金末汴京的演艺界从过去多为上层表演，变为面向普通市民，日趋下层，或是妓院小妓在街道市井演出，或是著名演员淪入乐棚勾栏，好在由于当时人口畸形暴增，拥有众多的观众捧场，“千百聚观”，尚可维持生计。这一历史背景对本论题的重要性在于：正是因为高级演员的沦落，戏剧的大普及，出自妓院的“院本”广泛流传，“庄家”才得以“识勾栏”。也正是因此，才有了杜善夫紧贴民间、最接地气的作品。
金朝后期正是我国戏剧发展的重要时期，杜善夫在汴京约10年的熏染，不知流连于多少勾栏，观赏过多少演出！况且，他的曲作选题和情趣，与北宋开封的杂扮一脉相承：“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谈。今士庶多以从者。”他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一直生长在山东长清县清亭乡，初次进京到勾栏看戏时就有类似新奇、震撼的感觉，其最早的创作灵感或许就是来自于此，也未可知。
总之，杜善夫青年时代长期在金朝首都开封生活，其后到晚年又一次游历过开封。这些经历，在他一生中意义重大。在瓦子勾栏发祥地、聚集地的开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创作出《庄家不识勾栏》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从入场费考察币值的时代背景
曲中言“要了二百钱放过咱”，这是看戏的入门费用。首先要明确的是，200文钱是个什么概念？也即购买力如何？
中国古代钱币问题历来十分复杂，而宋、金以及蒙古国时期币制尤为杂乱多变，币值的确定必须具体到比较确切的时间、地点。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南宋使者北上途经金国
相州（今河南安阳）时，打听到当地“好绢每疋二贯五百文，丝每两百五十文（并六十陌）”。因为铜钱短缺，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短陌制，所谓60陌，即60文当100计算和使用，则是一两丝为90文足陌。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官府“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一定为制，每斤增为四十四文”，即制定了全国统一盐价，每斤价格44文。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可以用100文纸币（会子）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买1斤油：“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以此为基础综合考虑：200文大致相当于2两多蚕丝和7斤多盐、2斤油的价钱，对于一个乡下农民而言，花200文看场戏的价钱实在是太高了。即使对勾栏的基本观众——普通市民而言，也是一种奢侈行为。若然，靠收入场费为生的勾栏就无法吸引足够多的观众，也就无法生存。那么，这个价钱是怎么回事儿呢？事实上，这200文并不是铜钱，而是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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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在完颜亮首次迁都开封后的第二年即贞元二年（1154），开始发行纸币交钞：“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刚发行的纸币与铜钱、铁钱共同流通使用。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即再次迁都汴京的第二年，为强化纸币，朝廷强令禁止铜钱流通，推行纸币与银相兼行用。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
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经济特区’。”等于废除了铜钱，并一直维持到金朝灭亡。此间出现的200文以及其他钱数，都是纸币。金代交钞按面额分大、小两种：“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200文的一张纸币就是小钞。纸币与铜钱的最大区别，就是纸币流通不久便会贬值，实际币值总是低于或大大低于面值。据贞祐三年河东宣抚使胥鼎的报告，“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兴定元年（1217）即杜善夫来汴京的那一年二月，朝廷发行新的纸币：“初用‘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也即贞祐宝券此时一贯只当一文；兴定五年闰十二月，“更造‘游戏中前期防御塔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也即贞祐通宝一贯此时只值2.5文，当时每贯都是八十陌，实值2文。如此看来，金朝末年200文纸币的入场费，大约仅值数文铜钱而已，这才是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娱乐价格。
那么，汴京如此，金亡后的东平不也是如此吗？回答是：大不一样，因为改朝换代了。金正大八年（1231）蒙古军包剿金都开封，十二月金哀宗率军出走河北，在汴京的杜善夫也随乱军北逃。此后他返回山东，以东平为中心度过了二十年的幕宾生活，大多数时间内行迹不离山东，晚年主要过着半隐居半僧道的泉林生活，有时也出游外地，曾到河南、西安。
蒙古汗国时期，金朝制定的法令废除，铜钱自然重新通行于世。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正月，“诏印造交钞行之”，这是蒙古政府印造纸币最早的记载。尽管发行纸币，但总是用于大额交易，日常民间小额交易因为没有数文、数十文的纸币，仍必须用铜钱。这时的东平或任何一地的普通农民，都不会花费200文去看一场戏。执政大臣耶律楚材在发行纸币前明确指出：“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令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皇帝批准其建议。这时的纸币以及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发行的中统钞、至元钞，都比较坚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中统元宝钞二百文等于0.1两即一钱银子，至少对农民看戏而言，实在是太贵了。至于后来中统钞的贬值及发行5∶1兑换的至元钞，是在杜善夫死后11年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了。城市里的勾栏是市民文艺的产物，并不是为农民服务的。农民之所以在勾栏里少见多怪，全部问题的核心就是钱。俭省到吝啬的农民，最关注的是口腹，最不关注的是眼福。这位“庄家”进城购买祭祀的纸火，显然就住在郊外，平常
并不是没机会进城看戏，而是不愿花较多的钱入场。只有“时和年丰”而且入场费低廉，才破例“奢侈”一回，才有了这段情节。因此，从200文入场费可以得知，杜善夫描述的这家勾栏位于金朝末年的南京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