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家不识勾栏》创作年代与地点新考
金朝末年,山东青年杜善夫在开封生活了约10年,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戏剧发展的重要节点,汴京的演艺日趋面向下层。杜善夫的曲作选题和情趣,与北宋开封的杂扮一脉相承。他的曲作名篇《庄家不识勾栏》在年代上与蒙古国、元朝无关,在地域上与山东东平无关。从进入勾栏的费用200文纸币,可以看出是金朝末年的币制行情。所演《调风月》并非关汉卿的作品。由“院本”的提示可证所反映的是金朝场景,从副净“裹着枚皂头巾”得知是金朝的演出。至于名角刘耍和,只有在金朝末期的汴京才可能在民间演出。《庄家不识勾栏》是杜善夫在汴京居住期间创作的作品,其中反映的是金末汴京杂剧演出和勾栏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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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善夫的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是其青史留名的代表作。作品以农民进城首次进入勾栏看戏这一新奇的表现角度,将民间口语直接入曲,不仅体现了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更保留了古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为中国戏曲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历来备受关注,论者颇多。
关于其反映的社会年代,通常都认为是元代的情况。反映的地点,有学者认定该曲出自元代山东东平:杜善夫“《庄家不识勾栏》,是他中年时期在东平做幕宾时的作品”,但无任何证据,未作任何论证。①本文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该曲反映的情形不是元朝而是金朝末期,地域不是东平而是首都汴京的情景。
一、杜善夫与金都汴京
杜善夫,别名杜仁杰,先字善夫(一作善甫),后字仲梁(一作仲良),号止轩,济南长清人。其父杜忱进士及第,官至金朝的京兆府录事判官,善作辞赋,闻名乡邦。据宁希元先生所作的《杜善夫行年考略》,杜善夫出生于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二十一岁时,来到汴京居住,谋求参加科举入仕。期间结交了一批包括元好问在内的名士:“在汴京,与诗人元好问订交。”元好问回忆早年在汴京游乐之作中,多涉及杜善夫,如《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载:“忆初识子梁王台,清风入座无纤埃。华岳峰尖见秋隼,金眸玉爪不凡材。西园日晴花满烟,五云楼阁三山巅。玉树瑶林照春,青錢白璧买芳年。”②又如《闻歌怀京师旧游》载:“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③即记叙当年与麻革(字信之)、李献甫(字钦用)一起,北海景点排行榜
在杜善夫家里的一次听歌活动。可知他们过着优雅的生活,有的是文学创作的时间和激情,更有写不尽的题材。一直到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二十八岁时,杜善夫“仍居汴京”。李献甫《资圣阁登眺同麻杜诸人赋》七律一首,即与麻革、杜善夫同游之作:“高阁凌云眼界宽。野烟碧树有无间。天边孤鸟飞不尽。陪上行人殊未还。魏国几回时事改。汴堤千古夕阳间。愁来重倚阑干望。崧少西头是故山。”④资圣阁是开封相国寺中高大雄伟的建筑,为登高望远的胜地。至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三十岁时,因局势危急才被迫离开汴京:“善夫自汴京避地洛西。”如此看来,他在开封大约生活了10年之久,虽然未能达到通过科举做官参政的目的,但学问、写作、人脉大有进步。
金朝灭亡后,杜善夫返归家乡,屡被蒙古官方征召而不出,但以游幕为生。蒙古宪宗四年甲寅(1254)五十八岁时,他再次来汴:“金亡已二十年,游故都汴京,反至杞县。”蒙古定宗元年丙午(1246)五十岁前的某一年,他还曾到过燕京。杜善夫卒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享年八十岁。⑤
杜善夫生活过的汴京的时代背景,也有必要予以简要介绍。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后,金朝改东京开封为汴京。此后,汴京曾两度建为金朝首都。贞元元年(1153),金海
陵王完颜亮为了南下侵略南宋,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到燕京(今北京),并提升汴京为南京,随即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南京,不幸的是贞元三年新修成的南京大内被一场大火烧成废墟。完颜亮不甘罢休,又于正隆元年(1156)再次修建,诏令强调:“大梁天下之都会,阴阳之正中……第川原秀丽,卉物丰滋,朕夙有志焉。虽则劬劳,其究安宅。其大内规模,一仍旧贯,可大新营构,乘时葺理。”⑥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在“大新营构”的指导思想下,统治集团滥征徭役,不计成本地进行营建:“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⑦正隆六年六月,完颜亮帅朝廷百官迁入焕然一新的南京,三个月后即发动了侵宋战争,十一月被部下杀害,大军回撤北方。如此大起大落,开封城也并没有因此繁荣起来。50余年后的贞祐二年(1214)七月,金朝第八位皇帝金宣宗为躲避强劲攻击的蒙古兵锋,再次迁都南京开封。城市建设尤其是宫殿建设经大力营建,恢复到北宋的盛况,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北宋东京,重新成为人口最多的大都市。皇宫周围达九里余,比北宋周围五里的皇宫扩大了将近一倍;而外城“周百二十里”⑧,比北宋外城扩大一倍多。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庞然大物容量很大,金末时,开封城中居民和避难的外地流民充斥爆满,约200万。“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⑨城破之际,据耶律楚
材说尚有147万人,“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⑩估计开封常住居民约有100多万人,而且多富裕人家和技术人员。直到天兴元年(1232)年底金哀宗离京出逃,金朝在汴京实际建都凡18年。杜善夫正是在此期间居住于汴京。
中国少年先锋队歌词重新成为首都的汴京虽处于王朝末期,但统治集团这时总是醉生梦死,社会上也粉饰太平,所以不乏繁华。如在宋徽宗所修龙德宫基础上新修的同乐园,“其间楼阁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一年开放春夏两次,供百姓游玩;“南渡之后,南京虽繁盛益增,然近年屡有妖怪”。说的就是因首都迁来比过去更加繁荣昌盛,只是常有怪异之事,也即这种繁荣不正常。从杜善夫的《朝中措》一词,可以验证南京开封作为大都会的某些情景:汴梁三月正繁华,行路见双娃。遍体一身明镜,遮尘满面乌纱。
车鞍似水,留伊无故,去落谁家?参争奈无人说与,新来憔悴因他!
从中看不到任何萧条、慌乱,反而是异常的祥和、繁华。与其同游的好友元好问也有诗回忆道:“梁园三月花如雾,临锦芳华朝复暮。阿京风调阿钦才,晕碧裁红须小杜。长安张敞号眉妩,吴中周郎知曲误。香生春动一诗成,瑞露灵芝满窗户。”所谓“小杜”即杜善夫,诗
中可见他们意气相投、诗歌游乐的情景,暗示着当时社会有过短暂的、至少是表面的欢乐和谐。
与杜善夫没有正面记述汴京不同,其同乡、同时代但已为官的杨宏道,却留下有珍贵的史料。他兴定元年(1217)以荫出仕,赴汴京为刑部差委官,到地方任职后又多次进京。他曾有诗记载了金末汴京的市井演艺变迁实况:“东京有台高百尺,北望惊吁半天赤。……鹧鸪为乐犹古乐,大定明昌事如昨。风时雨若屡丰年,五十年来人亦乐。勿言郑卫乱雅歌,人乐岁丰如乐何。朱门兵卫森弥望,门外闻之若天上。隗台梁苑烟尘昏,百年人事车轮翻。倡家蝇营教小妓,态度纎妍浑变异。吹笛击鼓闤闠中,千百聚观杂壮稚。昔时华屋罄浓欢,今日乐堋为贱艺。白头遗士偶来看,不觉伤心涕霑袂。”他敏锐地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与金朝昌盛时期不同,金末汴京的演艺界从过去多为上层表演,变为面向普通市民,日趋下层,或是妓院小妓在街道市井演出,或是著名演员淪入乐棚勾栏,好在由于当时人口畸形暴增,拥有众多的观众捧场,“千百聚观”,尚可维持生计。这一历史背景对本论题的重要性在于:正是因为高级演员的沦落,戏剧的大普及,出自妓院的“院本”广泛流传,“庄家”才得以“识勾栏”。也正是因此,才有了杜善夫紧贴民间、最接地气的作品。
金朝后期正是我国戏剧发展的重要时期,杜善夫在汴京约10年的熏染,不知流连于多少勾栏,观赏过多少演出!况且,他的曲作选题和情趣,与北宋开封的杂扮一脉相承:“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谈。今士庶多以从者。”他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一直生长在山东长清县清亭乡,初次进京到勾栏看戏时就有类似新奇、震撼的感觉,其最早的创作灵感或许就是来自于此,也未可知。
总之,杜善夫青年时代长期在金朝首都开封生活,其后到晚年又一次游历过开封。这些经历,在他一生中意义重大。在瓦子勾栏发祥地、聚集地的开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创作出《庄家不识勾栏》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从入场费考察币值的时代背景
曲中言“要了二百钱放过咱”,这是看戏的入门费用。首先要明确的是,200文钱是个什么概念?也即购买力如何?
中国古代钱币问题历来十分复杂,而宋、金以及蒙古国时期币制尤为杂乱多变,币值的确定必须具体到比较确切的时间、地点。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南宋使者北上途经金国
相州(今河南安阳)时,打听到当地“好绢每疋二贯五百文,丝每两百五十文(并六十陌)”。因为铜钱短缺,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短陌制,所谓60陌,即60文当100计算和使用,则是一两丝为90文足陌。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官府“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一定为制,每斤增为四十四文”,即制定了全国统一盐价,每斤价格44文。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可以用100文纸币(会子)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买1斤油:“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以此为基础综合考虑:200文大致相当于2两多蚕丝和7斤多盐、2斤油的价钱,对于一个乡下农民而言,花200文看场戏的价钱实在是太高了。即使对勾栏的基本观众——普通市民而言,也是一种奢侈行为。若然,靠收入场费为生的勾栏就无法吸引足够多的观众,也就无法生存。那么,这个价钱是怎么回事儿呢?事实上,这200文并不是铜钱,而是纸币。
成毅金朝在完颜亮首次迁都开封后的第二年即贞元二年(1154),开始发行纸币交钞:“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刚发行的纸币与铜钱、铁钱共同流通使用。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即再次迁都汴京的第二年,为强化纸币,朝廷强令禁止铜钱流通,推行纸币与银相兼行用。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
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经济特区’。”等于废除了铜钱,并一直维持到金朝灭亡。此间出现的200文以及其他钱数,都是纸币。金代交钞按面额分大、小两种:“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200文的一张纸币就是小钞。纸币与铜钱的最大区别,就是纸币流通不久便会贬值,实际币值总是低于或大大低于面值。据贞祐三年河东宣抚使胥鼎的报告,“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兴定元年(1217)即杜善夫来汴京的那一年二月,朝廷发行新的纸币:“初用‘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也即贞祐宝券此时一贯只当一文;兴定五年闰十二月,“更造‘游戏中前期防御塔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也即贞祐通宝一贯此时只值2.5文,当时每贯都是八十陌,实值2文。如此看来,金朝末年200文纸币的入场费,大约仅值数文铜钱而已,这才是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娱乐价格。
那么,汴京如此,金亡后的东平不也是如此吗?回答是:大不一样,因为改朝换代了。金正大八年(1231)蒙古军包剿金都开封,十二月金哀宗率军出走河北,在汴京的杜善夫也随乱军北逃。此后他返回山东,以东平为中心度过了二十年的幕宾生活,大多数时间内行迹不离山东,晚年主要过着半隐居半僧道的泉林生活,有时也出游外地,曾到河南、西安。
蒙古汗国时期,金朝制定的法令废除,铜钱自然重新通行于世。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正月,“诏印造交钞行之”,这是蒙古政府印造纸币最早的记载。尽管发行纸币,但总是用于大额交易,日常民间小额交易因为没有数文、数十文的纸币,仍必须用铜钱。这时的东平或任何一地的普通农民,都不会花费200文去看一场戏。执政大臣耶律楚材在发行纸币前明确指出:“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令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皇帝批准其建议。这时的纸币以及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发行的中统钞、至元钞,都比较坚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中统元宝钞二百文等于0.1两即一钱银子,至少对农民看戏而言,实在是太贵了。至于后来中统钞的贬值及发行5∶1兑换的至元钞,是在杜善夫死后11年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了。城市里的勾栏是市民文艺的产物,并不是为农民服务的。农民之所以在勾栏里少见多怪,全部问题的核心就是钱。俭省到吝啬的农民,最关注的是口腹,最不关注的是眼福。这位“庄家”进城购买祭祀的纸火,显然就住在郊外,平常
并不是没机会进城看戏,而是不愿花较多的钱入场。只有“时和年丰”而且入场费低廉,才破例“奢侈”一回,才有了这段情节。因此,从200文入场费可以得知,杜善夫描述的这家勾栏位于金朝末年的南京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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