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6期
2014年，一批电视综艺节目形成“现象级”收视效应。自2012年《中国好声音》肇始的第三波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浪潮被人冠之以“大片时代”，其典型特征是大批明星放下身段，参与到真人秀、选秀节目中，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创造收视奇观，明星的视觉图谱成为电视综艺节目的最大卖点，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景观。
但是，审视这些“现象级”电视综艺节目，我们发现，它们在推动中国综艺节目模式创新、机制创新、产业开发和人才建设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在明星消费、发挥明星效应方面也存在一些“负效应”。
六一庆祝大会主持词一、电视综艺节目“明星效应”中的“负效应”
1.形式消费
江苏卫视大型科学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的口号是“让科学流行起来”，节目内容是邀请具有特殊大脑运用能力的选手以竞赛形式进行脑力奇观呈现。节目在展现人类脑力极限、人脑智慧和奥秘方面让人震撼，但相比于探求对应的科学解析和提升观众的科学素养，节目更热衷于追求道具的形式奇观和明星效应，尤其是邀请明星以观察员的身份加盟。明星不是脑科学专家，在节目中对选手比赛的评判评论，显然带有个人日常经验和主观情感因素，缺乏科学思维的逻辑性，而大量与比赛无关的娱乐元素的添加，
更是将明星的形式消费推到了极致，让人怀疑这是娱乐真人秀而不是科学真人秀。明星参与电视节目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活动，应体现出符合其文化身份的文化符号意义和价值符号意义，这种以邀请明星参与节目的形式主义做法造成的收视率虚高，并不是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正途。
2.浅层消费
近年来，许多明星类真人秀节目都基于将明星还原成“平民”的创意逻辑。节目要么将光鲜亮丽的明星翻转还原为日常角，揭开明星普通生活的一面，如让明星们跳水、组队游戏、穷游欧洲、环游世界、下厨等等；要么给明星设置虚假身份，让明星参与规定性情境中的活动，让观众看明星虚假身份下的表现，比如天津卫视的《从天降》、江苏卫视的《明星到我家》等节目，都是让明星假扮为媳妇到农村生活，湖南卫视节目《一年级》让明星扮演班主任和生活老师。这些节目虽创造了世俗景观，但是基于节目呈现情境的“非日常性”，构造的不是真实世界的图景，角本身的伪“日常性”更多的是“秀”而非“真人”，无法展示出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生；《十二道锋味》中的明星厨子炒不出美味佳肴、《花儿与少年》中的明星导游和明星游客也不是真正的穷游，不管将明星设计成厨子、导游、游客、农村媳妇、教师，还是各种临时的外卖小妹、红娘等等，“它所体现的是人们参与奇观和窥视他人隐私的永无休止的欲望，满足的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窥淫癖和自恋情结”。①而这种窥探，无非是明星浅层次的表演性活动。
黄国伦 寇乃馨
这些明星真人秀节目的大量出现，让娱乐化、低智化、同质化的电视生态更加恶化。电视节目应该给观众以更高层次的审美愉悦，而非消极的审丑快感。对于明星的消费，不是仅作为普通人的角，不管是视觉呈现还是话语表达，都要遵从于文化想象的需要。对明星非本质方面的过度开发，明星日常化一面在公共视野中被张扬和外化，那种泛滥的被舆论、被整蛊、被迷恋、被消费和被非主流构建，不仅是媒体资源的浪费，也是明星资源的浪费。
网络遗嘱3.高价消费
“高投入、高产出”是电视综艺节目被称为“大片时代”的直接依据。动辄数千万、上亿的季播电视综艺节目已成为明星的吸金沃土。
电视综艺节目作为商业与综艺娱乐的互动文本，遵循一定的商业逻辑本无可厚非，产业化的运作模式也需要电视综艺节目实现成功的商业营销。但是，当“大片”成为收视率的唯一筹码，对明星的高价消费成为举办电视综艺节目的“普遍认知”时，既有悖中央精神，也会将中国综艺节目创作引入浮躁浅薄的方向，更是对复杂劳动、简单劳动价值规律的破坏。而所有的明星高价消费，都是由综艺节目的赞助商买单，中国企业给明星泡沫式商业价值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没有明星参与、缺乏经济实力的综艺节目将因无法得到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关注度，而丧失公平发展和竞争的机会，那么创意竞争终将不敌资本竞争。
4.意义过载
一些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意令人耳目一新，也深受市场
电视综艺节目“大片”应追求怎样的“明星效应”
中国网名◆黄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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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ntemporary TV
总第326期
CONTEMPORARY TV
欢迎，比如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媒体用“零差评”来描述其受市场的欢迎程度，甚至被认为是“
生活教育的百科全书”。但是当我们冷静考察《爸爸去哪儿》，节目无非提供了一个“熟悉的陌生化”的故事，一个传统而时新的话题而已。数对明星爸爸和孩子在规定任务项目单元中，进行一些日常活动，比如捕鱼、挖藕、挑水、做饭、洗衣等以及照顾孩子的任务，让观众饱览了星爸萌娃们在镜头前（并非完全真实情境）的状态，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和好奇心。这不过是呈现了父子互动的天伦乐趣，缺乏严肃思考场域，就教育而言，不可能成为“典型范本”，不可能激发我们“爸爸去哪儿，孩子就去哪儿、社会就去哪儿”的严肃思考。观众真正感兴趣的却在星爸萌娃们的“娱乐”性，明星爸爸们不及常人的生存本领也许正是吸引观众欣赏的隐秘所在。
二、电视综艺节目“大片时代”明星的话语建构作为文化生产事件，电视综艺节目较少被官方话语、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遏制，较易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审美之间寻求平衡，这是电视综艺节目大行其道的体制性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电视媒体自身就是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应有严格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律。
在“现象级”电视综艺节目大行其道的当下，我们必须重提适度原则。过度过滥的明星消费，必然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益：一是对观众造成负面影响，看明星们跳跳水、奔跑奔跑、做做媳妇、出游出游，如此长期的视听浅阅读，不利于综艺节目主要受众—广大青少年的思维成长和观念塑造，今天人们在文化心态上拒绝严肃意义和深度思维，电视综艺节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加重了中国电视节目创新的惰性，会恶化中国电视节目的生态，对原创力和文化建设起到破坏作用。1.明星话语建构
吴京 写真的主体是其经验与价值
真正的明星，具有一般娱乐人物所不具备的艺术才能、艺术修养和艺术成就，电视综艺节目对明星的消费，应该重视其经验和价值。
明星形象具有丰富的身体符号能指、角能指和文化能指，明星的面貌体态所显示的性别、年龄、性格、族特性以及文化气质，包含着民族文化和时代特征的丰富信息；艺术明星在专业领域都扮演着各自的角，包含着丰富的角符号内涵，这些角因为艺术作品创作不断被激活、更迭和移植，让观众形成角期待；明星通过影视等艺术作品的“反光效益”让自身也光芒四射，成为文化符号。对于明星的消费，包含着时代的记忆和美学趣味等，具有相当的价值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这其中特别能代表明星角符号的是其艺术造诣及其形成过程。
央视《中国好歌曲》邀请演艺明星作为导师，通过遴选和打造专辑，扶持草根音乐人才，对促进中国原创音乐
创作和产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浙江卫视《中国好声
音》导师仅凭选手的音乐素养和音乐品质来选择选手，导师言传身教、“用心歌唱”的理念为选手注入了实在的经验和价值。
此外，明星较普通人更具有优势的文化号召力、商业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借助明星效应传播社会正能量是电视综艺节目的正途。在这方面，央视作为国家大台发挥了表率作用，近年来创办的一系列节目，包括《梦想合唱团》、《梦想星搭档》、《舞出我人生》、《幸福账单》等，将综艺节目与公益项目结合，通过艺术的能量去帮助社会和弱势体，服务公益事业，让公益成为被传递和效仿的生活方式。此外，《舞出我人生》、《出彩中国人》等节目，将综艺与励志结合，赋予电视综艺节目以尊严、信仰和价值，明星参与节目担当选手、评委或其他角，明星的深度开发，让商业价值的附着更加得体，主流文化的引领与传播更加有力，在文化艺术与中国梦之间搭建了信仰的桥梁。2.明星话语结构的基础是内容创新，原创才
是综艺的原味现象级电视综艺节目在整合营销模式和产品盈利模式方面确实给快速发展的中国电视产业带来了强心剂，一些季播节目以出的合众策略和分众营销，发展出极有引导力的新媒体生存模式。
但是，我们不能不警醒，当前在中国电视屏幕上颇有收视号召力的综艺节目，大都是国外版权的引进，从内容到形式，甚至细节如舞美、机位、剪辑等方面都是从国外“宝典”中一招一式地搬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将思维从“本土化”思维转向“本土”思维？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内容创新作为正能量输送给综艺节目，对明星符号系统的利用和再塑造都将是一阵看起来很美的飓风，飓风即使再猛烈，也终将会因观众的审美疲劳而“风平浪静”，而随之形成的文化趋同、惰性养成、个性沦丧，将给中国电视业
带来长久的灾难性后果。正因为此，中国的电视媒体应该深入挖掘荷兰、韩国等国家的文化土壤是如何催生出创新力的，从而取得娱乐专业主义的真经。
电视文化作为当前最流行的文化创意类型，应该为这种内在动力提供与之匹配的外在动力。当明星效应被越来越多地打折和稀释，一些节目会越来越追求猎奇、故弄玄虚和整蛊明星，当越来越多的明星节目排挤掉非明星节目之后，我们的创新空间、我们电视文化的厚实根基会不会受到冲刷、挤压和垮塌？期待着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在“大片”之后，有新的跨越和蜕变。
注释：
①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
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责编：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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