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中，茹志娟的《百合花》别开生面，为文学的多样性增添了亮丽的一笔：首先，它促进了当时文学创作题材的多元化，成为当时作品中的另类追求，它的出现是对文学主潮流的一种背离。其次，它是个体话语对中心话语的解构，成为独特的“这一个”。第三，它承袭了以前作家、作品以人性为关注对象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对“五四”以来“人的大旗”的延续。《百合花》的文学史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李维一江水 关键词：《百合花》别开生面 独特性 文学史意义
在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十七年作品中，茹志娟的《百合花》堪称别开生面。小说选取了解放战争期间一床印有百合花的新棉被的故事，描写了由淡而浓的情感交流，歌颂了战争中崇高而纯洁的人际关系，以及通过这种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种人性美和人情美正是茹志鹃所要表达的审美世界。
茹志鹃善于描写有生活气息的、渗透着人情美的普通人，着力挖掘普通劳动者的心灵美和
精神美，描绘人物曲折、微妙的感情变化，展示人物思想发展历程。作者正是通过精心设计和挑选有着“象征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的被子，最终完成了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颂。
“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基本的文学母题，人情、人性问题是文学创作中一个避绕不开的话题，因为文学是写人，是有作用于人的，怎样看待人，包括艺术的人和现实中的人，始终是隐藏在文学深处的内在情结。所渭人性、人情问题，在建国后十七年小说当中很少有人涉及，几乎成了文学的禁区。今天我们研究茹志鹃，重读《百合花》，用文学史的眼光来考察它、挖掘它，是有历史意义的。《百合花》正是基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叛逆”，当我们重新放眼于十七年文学，就会发现它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首先，它促进了当时文学创作题材的多元化，《百合花》的创作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成为当时作品中的另类追求，它的出现是对文学主潮流的一种背离。尽管作者选择的背景是解放战争，也以战争为推动力，但是作家真正要表达的却是人性美与人情美，战争只不过是它的合理外壳。战争以二元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敌我、胜败、得失等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所以，对立的解决属于政治的课题。同时战争也给了人性在剧烈的冲突中
展现千姿百态的舞台，勇敢与怯懦，善良与邪恶，诚实与虚伪，自私与高尚。它放弃了一元结构模式，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美与善为旨归，放弃了政治情感的维度，将情感寄托于平常的生活，淡化情节，创作出细节的新天地。它以特有的形式拓展了十七年小说的阈限，使文学呈现出多样化。
监理员考试最新泰剧排行榜 其次，是个体话语对中心话语的解构，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十七年文学时期，主潮文学是集体话语，是霸权话语，个体话语的生存处于尬尴的境地。而茹志鹏却发出了别样的声音，当建国后大部分作家否定自我、丧失个性时，茹志娟则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文学自觉。文学不论是载道，还是言志，都应该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但是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使文学创作成为一种集体行为，不但没有达到文学发展的最初目标，反而走向了它的负面。茹志鹃没有丧失作家自我，没有放弃艺术创作的本来规律，因而表现了《百合花》独特的审美世界，体现了艺术的回归。与大部分作家追求不平凡的事业和大动荡的时代相比，茹志鹃更注重个人身边事物，细密的情感波澜和心灵感受，《百合花》写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却把战争作为背景推到远处，并不直接写战争的残酷，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之时，只剩下真挚美好的人情弥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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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承袭了以前作家、作品以人性为关注对象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对“五四”以来“人的大旗”的延续。从30年代的沈从文到40年代的孙犁，都以写人性美、人情美而见长，并且自成一家。尤其是孙犁的《荷花淀》，同样是描写战争中的人情美，《百合花》可以说是这一传统在新时期的承继：以战争为背景，却不注重描写战争场面及景象，反而以风俗民情、景物描写和抒情等来淡化战争气氛，描写战争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正因为作者拒绝了其时以社会历史为本位而设置的创作中的理性规范，直接从自己的个体生命出发进行创作，因为作者作为女性本能地看重人性美、人情美，才在潜在的自觉的状态中与百年来的价值命脉相吻合，这正是《百合花》的创作成功所在，也是女性文学一次成功的精神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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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惜君是哪里人 牛蕾，胡建华，教师，现居江苏新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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