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卷第18期
Vol.12 No.18169
一、“鲍毓明事件”案例综述(一)事件经过
2020年4月9日19时43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南风窗发表微博文章《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鲍毓明事件”由此揭开。
查我的iphone文章中提到,2015年11月,鲍毓明带着刚满14岁的“女儿”李星星(化名)到北京上学。三年里,鲍毓明对李星星实施多次性侵,李星星多次报案无果,自杀未遂。文章中的许多细节将“禽兽总裁”和“弱小养女”的形象进一步深化,并且只有李星星一方的自述,本就是“一家之言”。此文章一经发出,迅速引发热议,事件迎来了第一次舆论高潮。
微博文章标题中,“总裁父亲”“未成年女儿”等词,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利用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和对“禽兽总裁”的偏见,而“未成年女儿”则被摆在弱势一方,迅速引起大众的同情和怜悯。
通过清博大数据平台的数据统计可知,该事件出现的热词主要有“养女”“鲍毓明”“法律”“未成年人”,分别占比9.27%、6.1%、5.13%、4.99%。
2020年4月9日23时32分,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在微博发布案情通报。李星星在2019年4月8日到公安局报案,警方综合各种证据认为鲍某某不构成犯罪,于26日撤销此案。后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新证据,该局于10月9日再次立案。烟台警方的通报,使得该事件的第二次舆论高潮来临。
大众对于警方通报的不信任逐渐升级为“怀疑芝罘警方涉嫌包庇鲍毓明”,4月12日头条新闻发布微博“#专家谈鲍毓明涉性侵养女案#:女孩母亲监护失职,警方应主动作为”。
考取健身教练4月12日,养女李星星的代理律师和当事人鲍毓明对该事件进行公开回应。鲍毓明的回应避重就轻,并声称自己会适度维权。
该事件的第三次舆情高潮出现在4月14日,李星星的养母称女儿被鲍毓明用自己的性命相要挟。但该微博话题的热度已不如12日鲍毓明作出回应的热度高。(二)舆情反转节点2020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微发布案件
调查情况,“鲍毓明事件”至此反转。事件中存在
的反转问题如下。
第一,“鲍毓明违法收养李星星”:二人并未办理收养手续,不存在收养关系。2015年9月,李星星为改善生活条件,得知鲍毓明想“收养”女儿,主动联系鲍毓明。
第二,“鲍毓明使用暴力手段发生性关系”:有证据证明鲍毓明未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李星星发生性关系,且证据证明李星星具有性防卫能力和作证能力。李星星此前提交的物证,经查证与事实不符。
第三,“李星星求助无门”:李星星多次和鲍毓明产生不和或发生矛盾后,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两人关系缓和之后,李星星就否认报警或者要求公安机关撤案。
第四,“李星星被限制人身自由”:李星星并未被鲍毓明限制人身自由,与家人朋友的通信也并未被控制,鲍毓明没有伪造李星星的聊天记录,也没有对李星星进行精神控制和“洗脑”等行为。
第五,“李星星是未成年幼女”:李星星的骨龄鉴定结果显示其出生日期为1997年10月,此前的身份是她和父亲一起提供的虚明,篡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
官方通报导致新闻反转,从而导致舆情反转。(三)媒体报道情况在事件反转节点上,官方对案情的通报引发了最后一次舆论高潮,话题#鲍某某涉嫌性侵案调查情况#阅读次数达到10.9亿次,超22万次讨论。通过清博大数据平台统计结果可知,与“鲍毓明事件”相关的信息中,负面情绪占主导地位,占比高达94.94%。中性舆情占比2.51%,正面舆情占比2.55%。
在此次“鲍毓明事件”中,媒体深度报道存在信源贫乏单一、媒介审判、违背新闻道德的问题。南风窗4月9日发布的文章标题已经存在明显的偏颇之处,用“总裁父亲”“未成年女儿”等词语,加上文章中故事
性的叙述,完成了一次媒介议程设置,受众的愤怒情绪被媒体报道所牵引。在财新网4月12日发布的《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中,记者明显地掺杂了个人情感,用词偏颇,加之受单一信源的影响,受众极易误解事件真相。在“鲍毓明事件”的相关
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反转与引导策略研究
——以“鲍毓明事件”为例
曹欣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在2020年的“鲍毓明事件”中,舆情在官方发布调查结果之后发生反转,其中的后真相现象呈现的问题也并非个例。本文对“鲍毓明事件”的发生、转折、结果的典型报道和网民的舆情表达进行分析,探究后真相时代中的舆情反转现象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媒体、公众三个方面提出舆情引导策略。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舆情反转;“鲍毓明事件”;引导策略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8-0169-03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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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观察
报道中,澎湃新闻未经当事人授权就披露案件信息,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1]
。在传统媒体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的报道可谓是行业楷模。2020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在官微发布的“人民微评:盼真相大白”中,没有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任何评价,只强调了要全力调查案件真相。9月20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评论“鲍毓明事件”,他指出:“要有等待真相的耐心,而不是用想象的事实来替代事实,不用情绪来完成宣判。”评论中还提到,此前有记者对事件提出质疑,但迅速被网民的口水淹没,甚至质疑的记者被逼道歉。在事件反转之前,来自三微一端的自媒体对围绕该事件“罪与罚”的讨论不断,如自媒体“十四先生”发布的《鲍毓明:中年男人的青春梦碎》、“码头青年”发布的《美国人鲍毓明:在中国可能无罪》、“影视剧来电”发布的《鲍毓明,喊冤!“信筏故事”告诉我们:恶魔在笑》等等。在事件真相尚未明朗之前,一些自媒体围绕该事件大做文章,发布与体情绪一致的观点言论,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在事件发生反转之后,传统媒体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为代表,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情况进行实时通报,并且适时进行舆论引导,唤
起了人们对该事件的反思。2020年9月18日,“每日观鉴”在发布的《“全员恶人”喜相逢,鲍毓明案里的交易》阅读量超过10万。用“新闻反转”大做文章,再次收割一波流量。文章中对事件细节的描写和对送养情节的脑补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将事件细节进行放大,对当事人心理进行揣测,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将严肃的案件娱乐化。(四)媒体报道与舆情的后真相分析[2]
综合上文情况,该事件已经明显被烙上了后真相时代的标志。在一开始,媒体报道的内容就不是全部的真相,带有偏见和引导性。“总裁”“高管”“画皮”等词语,激化了体情绪,助推了流言和谣言的传播。利
用公众对于“被侵害的未成年养女”的同情心,再次强化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并使得事件更具话题性,
边潇潇个人资料更加吸引眼球。自媒体为追逐利益煽风点火,人们
持有的“偏见”,别有用心的“第三方”的参与,使得和负面情绪在网络上迅速弥漫开来。
从网络舆情的角度来看,事件伊始便吸引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从“总裁性侵未成年养女”话题引爆之后,许多网民对于事件本身没有
进行理智的判断和独立的思考,立即展开网络骂战。尽管有极少数人对事件提出质疑,但“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此事件中依然适用,理性的发声被淹没。在事件发生反转之后,网络上的主流舆情不再是网
民情绪化的表达,而是转而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受众的理性思潮开始回归。
二、案件中后真相现象呈现的问题
(一)官方通报不及时导致舆情恶化
新闻反转和舆情反转是后真相时代的显著特征。对于事件“全部的真相”,官方的调查结果和情
况通报常常是人们极为看重和信赖的。在此次“鲍
毓明事件”发生之后,受众的情绪被媒体的报道所牵引,宣泄在当事人鲍毓明、“总裁”体、所谓的“公知”身上。受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此次事件中的“恶人”,对“养女”抱有同情和怜悯。当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官方通报之后,网络舆论开始对该事件进行反思:如果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网民还会不会相信“求助者”,真正遭受侵害的女性和孩子会不会因此而遭受质疑,彻底堵死他们的发声渠道。
近年来,类似的新闻反转事件层出不穷,官方的调查结果对事件的发展和舆情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真实及时的官方回应可以迅速平息负面舆情,并对舆情进行正面的引导,但通报不及时则会导致舆情恶化。(二)情绪和利益支配报道及刻板印象在后真相时代,利用和贩卖情绪,引起受众共鸣,是媒体报道的常见套路。受众的精神需求得到
满足,媒体收获了更多的关注,从而将关注度进行变现。利益至上支配了媒体的报道,为了追求时效,牺牲了真实、准确、客观。自媒体为了“10万+”,重复挖掘“爆点”,不顾媒体素养和行业道德。为了维持
住受众的热情,媒体就必须不断地产出相似的内容,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受众在自己和媒体共同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忘记了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一味将情绪化和带有偏见的观点输送出来。在此次“鲍毓明事件”中,南风窗的文章标题就刻意强调了“总裁父亲”“未成年养女”的描述,这是传播者有意对内容进行选择,引起受众注意力的做
法。在此前的舆论环境之中,一些“总裁高管”的违法行为使得受众对于这一体的刻板印象就是“人面兽心”,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总是能揪起大家
的同情心。这类标签化的形象一旦出现,就会使得受
众将这类标签的固有成见和印象强加在事件之中[3]
。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的“真相”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媒介和大众的审判不能代替和干扰司法和法律。(三)信息时代“沉默的螺旋”依然存在“沉默的螺旋”理论由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提出,
在其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强调了大众传播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在分析该事件中,
“沉默的螺旋”理论仍然适用于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环境。
在此次“鲍毓明事件”开始之初,网络舆论一边倒地谴责鲍毓明“人面兽心”
,对其进行审判,同情养女李星星。在事件反转之后,
舆论开始指责“全员恶人”
,更有甚者罔顾鲍毓明动机不纯的事实,指责李星星策划“仙人跳”
。但大多数人开始反思此次的反转,
回归理性思考。在事件反转发生之前曾有少数人对事件提出质疑,有记者表明怀疑态度,被网友们的口诛笔伐淹没,被逼道歉。“沉默的螺旋”使得越来越少的人提出与多数意见相悖的意见,
转向沉默。知乎有网友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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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件提出质疑,受到的是众多网友的冷嘲热讽和阴阳怪气。
李俊昊 金素恩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事情的真相之后,占优势的“多数意见”地位转变,处于劣势的“少数意见”因为较为理性和客观的发言,转而变成“优势意见”。
三、后真相时代舆情的引导与策略(一)政府层面
1.健全突发舆情处理机制,完善法律法规首先,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环境,必须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严格执法。网络中的灰地带还有很多,自媒体“打擦边球”的情况也必须得到法律的限制,不给后真相时代的乱象一点生存空间。
其次,政府相关部门都设立了舆情监测中心,建立了突发舆情处理机制。虽然舆情监测部门具有一定的处理舆情的能力,但对于突发事件的把控和处理机制并不健全,大范围负面舆情仍然会因为缺乏有效控制得以肆意传播。所以,政府部门应当继续健全突发舆情处理机制,吸收各国在舆情监测和处理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进和完善。
2.官方渠道及时发布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当前,自媒体和“草根记者”的信息传播中,由于自身媒介素养偏低,受利益至上等观念的干扰,难以发布全面、真实、准确的信息。
团员自我评价
相比之下,受众更加期待官方就事件给出的权威解释。一旦官方失声或延迟发布,舆情就会发酵演变,滋生猜测、流言、谣言。在后真相时代,受众情绪易被煽动,轻信小道信息。随后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引发次生舆情事件,官方的权威性被削弱,甚至影响日后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
因此,在事件发生的“黄金时间”里,官方应当及时发声,对事件保持积极和谨慎的处理态度,确保信源的真实准确。同时联合主流媒体,及时辟谣,引
中秋教师节双节祝福语
导受众的舆论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4]
。(二)媒体层面[5]1.坚守职业道德,维护传媒公信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首先必须诚实、公正和严谨,遵守《中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准则》,确保新闻的真实、准确、客观、公正。主流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保持自身的权威性,坚持输出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对于良莠不齐的自媒体,一方面要提高自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抵制低俗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自媒体行业的管理,减少行业乱象的发生。
传媒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维护和提高自身公信力。媒体靠公信力来赢得受众的信任,在事件众说
纷纭之际,受众只相信公信力最强的“一家之言”。故而,媒体应当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恪守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维护和提高传媒公信力。
2.利用新技术自我赋权,积极引导舆论良性发展新媒体技术在近些年来的发展,也是传媒业可乘的“东风”,这些新技术为传媒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传媒从业者必须善加利用,优化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增强自身的话语权。
其次,在重大舆情事件突发之际,主流媒体应当
与政府部门联动,各个媒体齐心协力,配合政府部门发布官方信息,积极引导舆论,稳定人心,使舆论朝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三)公众层面
1.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恪守法律和道德在网络环境中,公众作为受传者,大多数并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有时候今天听信了这个“大V”的话,明天又觉得另一家自媒体说得有道理。人云亦云,将自己接收到的知识重新加工,赋予其自身情感,进行传播。不良舆论和负面情绪随之传播,造成网络舆论环境的恶化。
在后真相时代中,受众应当加强对信息的辨别能力,提高传播素养。不被负面情绪所控制,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网络暴力等行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时,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背公序良俗,应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增强法律意识。
2.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公众对于大多数舆情事件缺乏理性判断和理性思考,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态度和情绪一致的言论观点。这也使得猎奇、低俗的自媒体有了受众市场,大行其道,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
对此,受众应当加强学习,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理性判断能力,不捕风捉影,不人云亦云;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学会鉴别信息真伪,共同维护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四、结语
在“鲍毓明事件”中,舆情在官方发布调查结果之后发生反转,其中的后真相现象呈现的问题也并非个例。情绪化、利益化支配的新闻报道,加深了受众对事件的刻板印象,“沉默的螺旋”等传播学理论在网络舆情环境中仍然存在。
在后真相时代中,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应共同努力,积极应对重大舆情事件,引导舆论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净化网络空气,共同铸造健康文明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1] 孙琳黎,鲁冰花.未成年人性侵案深度报道的失
范研究——以鲍毓明涉嫌性侵案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1):59-60.[2] 宋凯,袁奂青.后真相视角中的网民情绪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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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J].新媒体研究,2019,5(9):13-14.[4] 陈妙闽.新媒体语境下官方通报的“另类”表达与
规范使用[J].领导科学,2020(24):102-105.[5] 骆正林,温馨.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的传播机
制及社会规治[J].传媒观察,2019(12):5-13.作者简介:曹欣(1999—),女,江西九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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