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反转与引导策略研究——以“鲍毓明事件”为例

第12卷第18期

Vol.12 No.18169

一、“鲍毓明事件”案例综述（一）事件经过

2020年4月9日19时43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南风窗发表微博文章《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鲍毓明事件”由此揭开。

查我的iphone文章中提到，2015年11月，鲍毓明带着刚满14岁的“女儿”李星星（化名）到北京上学。三年里，鲍毓明对李星星实施多次性侵，李星星多次报案无果，自杀未遂。文章中的许多细节将“禽兽总裁”和“弱小养女”的形象进一步深化，并且只有李星星一方的自述，本就是“一家之言”。此文章一经发出，迅速引发热议，事件迎来了第一次舆论高潮。

微博文章标题中，“总裁父亲”“未成年女儿”等词，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利用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和对“禽兽总裁”的偏见，而“未成年女儿”则被摆在弱势一方，迅速引起大众的同情和怜悯。

通过清博大数据平台的数据统计可知，该事件出现的热词主要有“养女”“鲍毓明”“法律”“未成年人”，分别占比9.27%、6.1%、5.13%、4.99%。

2020年4月9日23时32分，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在微博发布案情通报。李星星在2019年4月8日到公安局报案，警方综合各种证据认为鲍某某不构成犯罪，于26日撤销此案。后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新证据，该局于10月9日再次立案。烟台警方的通报，使得该事件的第二次舆论高潮来临。

大众对于警方通报的不信任逐渐升级为“怀疑芝罘警方涉嫌包庇鲍毓明”，4月12日头条新闻发布微博“#专家谈鲍毓明涉性侵养女案#：女孩母亲监护失职，警方应主动作为”。

考取健身教练4月12日，养女李星星的代理律师和当事人鲍毓明对该事件进行公开回应。鲍毓明的回应避重就轻，并声称自己会适度维权。

该事件的第三次舆情高潮出现在4月14日，李星星的养母称女儿被鲍毓明用自己的性命相要挟。但该微博话题的热度已不如12日鲍毓明作出回应的热度高。（二）舆情反转节点2020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微发布案件

调查情况，“鲍毓明事件”至此反转。事件中存在

的反转问题如下。

第一，“鲍毓明违法收养李星星”：二人并未办理收养手续，不存在收养关系。2015年9月，李星星为改善生活条件，得知鲍毓明想“收养”女儿，主动联系鲍毓明。

第二，“鲍毓明使用暴力手段发生性关系”：有证据证明鲍毓明未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李星星发生性关系，且证据证明李星星具有性防卫能力和作证能力。李星星此前提交的物证，经查证与事实不符。

第三，“李星星求助无门”：李星星多次和鲍毓明产生不和或发生矛盾后，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两人关系缓和之后，李星星就否认报警或者要求公安机关撤案。

第四，“李星星被限制人身自由”：李星星并未被鲍毓明限制人身自由，与家人朋友的通信也并未被控制，鲍毓明没有伪造李星星的聊天记录，也没有对李星星进行精神控制和“洗脑”等行为。

第五，“李星星是未成年幼女”：李星星的骨龄鉴定结果显示其出生日期为1997年10月，此前的身份是她和父亲一起提供的虚明，篡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

官方通报导致新闻反转，从而导致舆情反转。（三）媒体报道情况在事件反转节点上，官方对案情的通报引发了最后一次舆论高潮，话题#鲍某某涉嫌性侵案调查情况#阅读次数达到10.9亿次，超22万次讨论。通过清博大数据平台统计结果可知，与“鲍毓明事件”相关的信息中，负面情绪占主导地位，占比高达94.94%。中性舆情占比2.51%，正面舆情占比2.55%。

在此次“鲍毓明事件”中，媒体深度报道存在信源贫乏单一、媒介审判、违背新闻道德的问题。南风窗4月9日发布的文章标题已经存在明显的偏颇之处，用“总裁父亲”“未成年女儿”等词语，加上文章中故事

性的叙述，完成了一次媒介议程设置，受众的愤怒情绪被媒体报道所牵引。在财新网4月12日发布的《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中，记者明显地掺杂了个人情感，用词偏颇，加之受单一信源的影响，受众极易误解事件真相。在“鲍毓明事件”的相关

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反转与引导策略研究

——以“鲍毓明事件”为例

曹欣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在2020年的“鲍毓明事件”中，舆情在官方发布调查结果之后发生反转，其中的后真相现象呈现的问题也并非个例。本文对“鲍毓明事件”的发生、转折、结果的典型报道和网民的舆情表达进行分析，探究后真相时代中的舆情反转现象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媒体、公众三个方面提出舆情引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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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观察

报道中，澎湃新闻未经当事人授权就披露案件信息，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1］

。在传统媒体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的报道可谓是行业楷模。2020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在官微发布的“人民微评：盼真相大白”中，没有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任何评价，只强调了要全力调查案件真相。9月20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评论“鲍毓明事件”，他指出：“要有等待真相的耐心，而不是用想象的事实来替代事实，不用情绪来完成宣判。”评论中还提到，此前有记者对事件提出质疑，但迅速被网民的口水淹没，甚至质疑的记者被逼道歉。在事件反转之前，来自三微一端的自媒体对围绕该事件“罪与罚”的讨论不断，如自媒体“十四先生”发布的《鲍毓明：中年男人的青春梦碎》、“码头青年”发布的《美国人鲍毓明：在中国可能无罪》、“影视剧来电”发布的《鲍毓明，喊冤!“信筏故事”告诉我们：恶魔在笑》等等。在事件真相尚未明朗之前，一些自媒体围绕该事件大做文章，发布与体情绪一致的观点言论，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在事件发生反转之后，传统媒体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为代表，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情况进行实时通报，并且适时进行舆论引导，唤

起了人们对该事件的反思。2020年9月18日，“每日观鉴”在发布的《“全员恶人”喜相逢，鲍毓明案里的交易》阅读量超过10万。用“新闻反转”大做文章，再次收割一波流量。文章中对事件细节的描写和对送养情节的脑补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将事件细节进行放大，对当事人心理进行揣测，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将严肃的案件娱乐化。（四）媒体报道与舆情的后真相分析［2］

综合上文情况，该事件已经明显被烙上了后真相时代的标志。在一开始，媒体报道的内容就不是全部的真相，带有偏见和引导性。“总裁”“高管”“画皮”等词语，激化了体情绪，助推了流言和谣言的传播。利

用公众对于“被侵害的未成年养女”的同情心，再次强化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并使得事件更具话题性，

边潇潇个人资料更加吸引眼球。自媒体为追逐利益煽风点火，人们

持有的“偏见”，别有用心的“第三方”的参与，使得和负面情绪在网络上迅速弥漫开来。

从网络舆情的角度来看，事件伊始便吸引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从“总裁性侵未成年养女”话题引爆之后，许多网民对于事件本身没有

进行理智的判断和独立的思考，立即展开网络骂战。尽管有极少数人对事件提出质疑，但“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此事件中依然适用，理性的发声被淹没。在事件发生反转之后，网络上的主流舆情不再是网

民情绪化的表达，而是转而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受众的理性思潮开始回归。

二、案件中后真相现象呈现的问题

（一）官方通报不及时导致舆情恶化

新闻反转和舆情反转是后真相时代的显著特征。对于事件“全部的真相”，官方的调查结果和情

况通报常常是人们极为看重和信赖的。在此次“鲍

毓明事件”发生之后，受众的情绪被媒体的报道所牵引，宣泄在当事人鲍毓明、“总裁”体、所谓的“公知”身上。受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此次事件中的“恶人”，对“养女”抱有同情和怜悯。当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官方通报之后，网络舆论开始对该事件进行反思：如果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网民还会不会相信“求助者”，真正遭受侵害的女性和孩子会不会因此而遭受质疑，彻底堵死他们的发声渠道。

近年来，类似的新闻反转事件层出不穷，官方的调查结果对事件的发展和舆情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真实及时的官方回应可以迅速平息负面舆情，并对舆情进行正面的引导，但通报不及时则会导致舆情恶化。（二）情绪和利益支配报道及刻板印象在后真相时代，利用和贩卖情绪，引起受众共鸣，是媒体报道的常见套路。受众的精神需求得到

满足，媒体收获了更多的关注，从而将关注度进行变现。利益至上支配了媒体的报道，为了追求时效，牺牲了真实、准确、客观。自媒体为了“10万+”，重复挖掘“爆点”，不顾媒体素养和行业道德。为了维持

住受众的热情，媒体就必须不断地产出相似的内容，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受众在自己和媒体共同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忘记了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一味将情绪化和带有偏见的观点输送出来。在此次“鲍毓明事件”中，南风窗的文章标题就刻意强调了“总裁父亲”“未成年养女”的描述，这是传播者有意对内容进行选择，引起受众注意力的做

法。在此前的舆论环境之中，一些“总裁高管”的违法行为使得受众对于这一体的刻板印象就是“人面兽心”，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总是能揪起大家

的同情心。这类标签化的形象一旦出现，就会使得受

众将这类标签的固有成见和印象强加在事件之中［3］

。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的“真相”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媒介和大众的审判不能代替和干扰司法和法律。（三）信息时代“沉默的螺旋”依然存在“沉默的螺旋”理论由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提出，

在其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强调了大众传播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在分析该事件中，

“沉默的螺旋”理论仍然适用于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环境。

在此次“鲍毓明事件”开始之初，网络舆论一边倒地谴责鲍毓明“人面兽心”

，对其进行审判，同情养女李星星。在事件反转之后，

舆论开始指责“全员恶人”

，更有甚者罔顾鲍毓明动机不纯的事实，指责李星星策划“仙人跳”

。但大多数人开始反思此次的反转，

回归理性思考。在事件反转发生之前曾有少数人对事件提出质疑，有记者表明怀疑态度，被网友们的口诛笔伐淹没，被逼道歉。“沉默的螺旋”使得越来越少的人提出与多数意见相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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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件提出质疑，受到的是众多网友的冷嘲热讽和阴阳怪气。

李俊昊金素恩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事情的真相之后，占优势的“多数意见”地位转变，处于劣势的“少数意见”因为较为理性和客观的发言，转而变成“优势意见”。

三、后真相时代舆情的引导与策略（一）政府层面

1.健全突发舆情处理机制，完善法律法规首先，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环境，必须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严格执法。网络中的灰地带还有很多，自媒体“打擦边球”的情况也必须得到法律的限制，不给后真相时代的乱象一点生存空间。

其次，政府相关部门都设立了舆情监测中心，建立了突发舆情处理机制。虽然舆情监测部门具有一定的处理舆情的能力，但对于突发事件的把控和处理机制并不健全，大范围负面舆情仍然会因为缺乏有效控制得以肆意传播。所以，政府部门应当继续健全突发舆情处理机制，吸收各国在舆情监测和处理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进和完善。

2.官方渠道及时发布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当前，自媒体和“草根记者”的信息传播中，由于自身媒介素养偏低，受利益至上等观念的干扰，难以发布全面、真实、准确的信息。

团员自我评价

相比之下，受众更加期待官方就事件给出的权威解释。一旦官方失声或延迟发布，舆情就会发酵演变，滋生猜测、流言、谣言。在后真相时代，受众情绪易被煽动，轻信小道信息。随后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引发次生舆情事件，官方的权威性被削弱，甚至影响日后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

因此，在事件发生的“黄金时间”里，官方应当及时发声，对事件保持积极和谨慎的处理态度，确保信源的真实准确。同时联合主流媒体，及时辟谣，引

中秋教师节双节祝福语

导受众的舆论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4］

。（二）媒体层面［5］1.坚守职业道德，维护传媒公信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首先必须诚实、公正和严谨，遵守《中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准则》，确保新闻的真实、准确、客观、公正。主流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保持自身的权威性，坚持输出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对于良莠不齐的自媒体，一方面要提高自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抵制低俗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自媒体行业的管理，减少行业乱象的发生。

传媒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维护和提高自身公信力。媒体靠公信力来赢得受众的信任，在事件众说

纷纭之际，受众只相信公信力最强的“一家之言”。故而，媒体应当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恪守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维护和提高传媒公信力。

2.利用新技术自我赋权，积极引导舆论良性发展新媒体技术在近些年来的发展，也是传媒业可乘的“东风”，这些新技术为传媒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传媒从业者必须善加利用，优化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增强自身的话语权。

其次，在重大舆情事件突发之际，主流媒体应当

与政府部门联动，各个媒体齐心协力，配合政府部门发布官方信息，积极引导舆论，稳定人心，使舆论朝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三）公众层面

1.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恪守法律和道德在网络环境中，公众作为受传者，大多数并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有时候今天听信了这个“大V”的话，明天又觉得另一家自媒体说得有道理。人云亦云，将自己接收到的知识重新加工，赋予其自身情感，进行传播。不良舆论和负面情绪随之传播，造成网络舆论环境的恶化。

在后真相时代中，受众应当加强对信息的辨别能力，提高传播素养。不被负面情绪所控制，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网络暴力等行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时，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背公序良俗，应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增强法律意识。

2.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公众对于大多数舆情事件缺乏理性判断和理性思考，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态度和情绪一致的言论观点。这也使得猎奇、低俗的自媒体有了受众市场，大行其道，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

对此，受众应当加强学习，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理性判断能力，不捕风捉影，不人云亦云；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学会鉴别信息真伪，共同维护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四、结语

在“鲍毓明事件”中，舆情在官方发布调查结果之后发生反转，其中的后真相现象呈现的问题也并非个例。情绪化、利益化支配的新闻报道，加深了受众对事件的刻板印象，“沉默的螺旋”等传播学理论在网络舆情环境中仍然存在。

在后真相时代中，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应共同努力，积极应对重大舆情事件，引导舆论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净化网络空气，共同铸造健康文明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1］孙琳黎，鲁冰花.未成年人性侵案深度报道的失

范研究——以鲍毓明涉嫌性侵案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1）：59-60.［2］宋凯，袁奂青.后真相视角中的网民情绪化传播

［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8）：146-150，156.［3］付凯迪.新媒体环境下反转新闻中的刻板印象研

究［J］.新媒体研究，2019，5（9）：13-14.［4］陈妙闽.新媒体语境下官方通报的“另类”表达与

规范使用［J］.领导科学，2020（24）：102-105.［5］骆正林，温馨.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的传播机

制及社会规治［J］.传媒观察，2019（12）：5-13.作者简介：曹欣（1999—），女，江西九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实务。

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反转与引导策略研究——以“鲍毓明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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