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Feb. 2021
《齐齐哈#$学学&》('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 Soc Sci )
论抗战时期“中华交响乐团”始末及其历史价值
黄雯倩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辽宁沈阳110000 ）
摘 要：中华交响乐团于1940年成立于陪都重庆，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至1949年乐团解散，存续历时9年。
中华交响乐团孕育与诞生在抗r 救亡运动中，在艰苦中求存，以音乐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武器，用特殊方式推清蒸黄花鱼的做法
动了抗战时期重庆乃至全国的文艺发展，发挥了团结抗战的音乐先锋作用。在服务于抗战的同时，又不断促进
中外音乐的融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新中国音乐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华交响乐团；抗战；始末；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J6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 2021 )02-0123-03
On TheBeginning and Ending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 The Chi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UANG Wen-qian
(School of Music,Shenyang Nonn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00,C hina )
Abstract : The China Symphony Orchestra was founded in 1940 in the provisional capitalChongqing. It was subordinate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t lasted for nine years until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rchestra in 1949. The China Phil-
har onic rchestra as breed and born during the nti-Japanese ational Salvation ove ent. It sought survival in the hard era and took usic as the eapon during the nti - Fascist ar. It used the special ays to pro ote the literature and art develop ent in Chongqing and the whole countr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eveloped its role as the music pioneer
of being united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soldiers. hile it as serving the ar of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it as constant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usic at home and abroad. It had done indel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music and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 hina to cultivate usic talents.
: hina Philhar onic rchestra ; ar of esistance gainst Japan ; beginning and ending ; historical values
抗战期间，大批音乐工作者西迁重庆，聚集陪都，高举抗
日救亡统一战线的旗帜，共同推动着抗战音乐文化的发展。 在此期间，中华交响乐团在这里诞生，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 最正规、规模最大的双管编制交响乐团，也是首个冠以国家
名义的专业交响乐团。它与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 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合称“山城三大交响乐团”，在战时重庆
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这些乐团都诞生于重庆，在当时来讲2021一夜爆红15首歌
编制齐全，较为规范，并活跃于各种场合，在抗日救亡运动和 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重庆 也被称作"中国交响乐的摇篮” ”
―、孕育与诞生
194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孔祥熙副院长、立法院的孙 科院长在马思聪的倡议下开始牵头组织中华交响乐团。4
月14日，二人分别以中美文化协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
的身份邀请当时集重庆的中英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 会、国民外交协会等机关与文化团体的负责人召开会议，针 对中华交响乐团的组建工作进行商讨。5月3日，于重庆园
庐举行乐团成立大会及理事会，由孙科主持，会议讨论并通
过了该乐团章程，内容包括正式将乐团定名为中华交响乐团 （The china philhamionic orchestra ），宗旨为"创立新中国音 乐，介绍世界音乐，并经常向国内国外广播，增进国人对新音 乐欣赏兴趣及友邦对我之认识与同情，以求中西艺术文化之
沟通11由乐团宗旨可以看出，中华交响乐团从成立之初 就意识到中西方音乐交流的重要性，利用演出活动来增进人 民众对音乐的审美，也通过这种方式让世界各国注意到我
国的战事。
收稿日期：2020-12-03
作者简介：黄雯倩（1994-），女，艺术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室内乐演奏与教学研究
124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此次会议还议定了乐团组织系统，详细列出了理事任期时间和乐团经费来源以及该团成立后的具体工作等内容。根据（中华交响乐团章程》可得知其内部组织架构：名誉理事设置数人，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各设一人，每个主办团体推荐一名成员作为代表组成理事会，理事长从中择之，其主要责任负责主持乐团事务。理事长之下还需设置总干事一名，其具体工作为处理乐团日常事务。乐团分为演奏部
芒果女演员刘露和总务部两个部门，演奏部设有指挥，下辖弦乐组、木管乐组、铜乐组、击乐组和钢琴组。可见，中华交响乐团具有十分完备的组织机构，编制齐全，工作划分极为细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团体。除去孔祥熙、孙科、陈立夫等发起人外，于斌、何应钦、许世英、张伯苓和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等人也受邀担任乐团名誉理事。理事会互推孔祥熙担任名誉理事长，孙科任理事长，司徒德任总干事，马思聪则应邀担任中华交响乐团的指挥。
经过上述准备，中华交响乐团于1940年6月6日在陪都重庆正式成立，我国民国以来第一支国家交响乐团诞生了。乐团初期由孙科带领的中苏文化协会提供经费，成立之初乐队成员有四十余人。6月8日乐团成员在重庆的嘉陵宾馆举行本团的成立典礼暨首次音乐会，用于招待各界人士和外宾。
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交响乐逐渐步入专业化和民族化的发展阶段，不同于以往成立的交响乐团，其组织架构清晰，编制齐全，乐团全数人员皆为中国人，可以说这是当时国内编制最齐全，也是水平最高的专业交响乐团，为后来推动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艰苦求存
战争期间条件艰苦，起初由孙科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出资提供乐团经费，但不久后就资金紧S”叶语（前重庆音乐家协会主席）在《烽烟万丈战歌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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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陪都“抗战音乐”》中提到《'他们名义上都是’官办’，但经费困难，日子过得很艰苦冲华交响乐团迁至江北观音桥后，一直是住在茅草棚，如果没有音乐家们w腹支撑，是难以坚持到抗战胜利的””21
笔者通过对重庆市档案馆的资料查询发现：940年11月便有“赐予自十二月份起按月补助经常费五百元俾资维持”的呈文，其中提到虽然行政院每月补助七千五百元及各主办团体负担一千元，但实际支出早已超出一万元，而且物价陡涨，乐团成员的生活非常困难，所有的乐谱琴弦需自外购买，每月不够的数目达五千元，这个数量绝不是各主办文化团体和个人的力量所能负担的，经过理事会会议决定呈请赐予十二月份起按月补助经常费五百元以维持乐团顺利开展各项活动，并附上了乐团章程、经常费预算书、团员薪额表等”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2编中可查，乐团理事长曾上报社会部《中华交响乐团报送章程与工作报告书等备案并请支助经费呈》，时间是1941年6月14日，其中提到:“经费奇S，至感困难，拟肯钧部准予备案，并准自本年六月份起按月补助经费五千元，俾资维持，实为公便。”31社会部于7月9日回复中华交响乐团并复抄社会部马人松等签注意见，批复回道：“查该团既系由中美文化协会等团体所主办，当为各该团体等联合举办之事，所请备案一节，核与中央颁布文化团体组织大纲之规定不符，未便照准。至该团经费困难，准予一次补助贰千元。”马人松等签注意见中还提到该团发起人、名誉理事及理事等，很少有专门从事音乐者。成立一年，此时申请备案目的在钱，动机不纯。
而曾在《南方日报》发表的《马思聪：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中提到：“1942年，乐团因经费困难，改隶属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该乐团一直延续到1949年41李凌（李绿永）也曾在《解放前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史话》中回忆道：“林声翕由上海经桂林去重庆，他说，由于中苏间又有些新矛盾，中华交响乐团改由教育部接办。”⑸进而得知，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中苏文化协会已无法全力支持乐团正常运作所产生的经费，乐团资金短缺不得不仰仗政府的支持，于1942年由民间乐团组织正式改为教育部隶属的政府交响乐团。
不仅如此，即使抗战结束后乐团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也没有改变其经济困乏的状况，笔者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3编文化中翻阅到一份（中华交响乐团1947年度演奏工作报告书》，报告除年度的总结工作，还提到:“本团经常费无多，以之应付日常办公支出已属不易，故充实设备方面，只能尽量运用，教育部专案拨发至扩充设备费。然在此物价波动不定及外汇暴涨之际，虽极力扌尊节分配，亦难尽符理想，当择其急切需要或非予添置即无法工作者，先为之补充购置，以免影响工作之推行61当时的物资匮乏，西洋乐器的购置尤为困难，乐团经费紧张，在乐器购置上已无法满足正常工作。但乐团仍对演奏效果要求极高，在报告书中可见，乐团计划向国防部军乐队借用大号一支以增补乐团低音声部。
可以看出，乐团从成立之初至抗战胜利迁回南京始终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窘境，成员的工资、乐器的维修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在这种条件下，乐团仍能在艰苦中求存，靠的就是所有乐团成员的坚持，
即那份对抗日救亡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音乐的执着。
三、重要的音乐活动
从抗战期间到抗战胜利以后迁回南京，中华交响乐团一直活跃于各种场合，其演出形式多样。
1940年7月6日，为纪念抗日战争3周年,“七七前夕演奏大会”在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这是中华交响乐团建团以来的首次公开演出。次月8日，该团召开联谊大会，为在华反战革命同盟西南支部的工作者送行，向反战日人致敬并献旗。7月13日晚，乐团再次于中央公园举办音乐会，此次音乐会为乐团成立以来第二次面向公众开放的音乐会。
1940年11月25日为促进重庆民众的艺术欣赏水平以及更好的激发市民的抗敌热情，理事长孙科致函给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拟定每月在国泰戏院举行公演”12月9日，重庆市的社会局颁布训令，为协助宣传抗战建国的思想，要求国泰、实验、唯一、民众、一园和新川这几家剧院每月都要轮流为中华交响乐团举办一场对公众免费的交响音乐会。由此可见，交响乐这一西方而来的音乐艺术形式也服务于抗战,
第2期论抗战时期“中华交响乐团”始末及其历史价值125
乐团也始终秉承创立之初的宗旨。
1941年3月5日起，重庆市教育部举办了为期两日的文化界国民月活动，“山城三大交响乐团”在国泰大戏院联合演出，这是抗日期间最盛大、最具影响力的的一次交响盛宴。音乐会由马思聪、吴伯超、郑志声担任指挥，所有参演的乐队成员皆为华人，共有62名音乐家。音乐会不仅演奏了一些西方古典、浪漫主义时期的交响乐作品，还倾情演奏了中国作曲家马思聪的大型管弦乐曲《塞外组曲《和《思乡曲》，此次三大乐团联合音乐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特殊时期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2年6月3日，在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两周年之际，于嘉陵宾馆举办盛大音乐会，并向美国广播。此次音乐会到场中外来宾300余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一《新华日报《中曾对当日音乐会王人艺的小提琴独奏大加赞赏，称其演奏“造诣高超，音清晰，美丽动人”不仅如此，报中还对这次音乐会给予了高度赞扬“此次演奏节目之充实，演奏技巧之完整，可谓中国音乐史上光辉之页””
中华交响乐团也曾赴往战时其他城市进行巡回演出，并十分注重将世界各国的优秀音乐作品带到国内进行演奏，通过交响乐将民众和世界反法西斯紧密的联系起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中华交响乐团作为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媒介，不仅可以使各国人民感受到中国人民抗日的伟大力量和坚定决心，同时也让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音乐和抗战文化。此举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并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法西斯的同情与支持，促进了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为推行音乐教育，乐团曾在1943年10月创办《音乐导报》，由我国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李绿永）担
任编辑，内容除每月的音乐会曲目说明，还刊登一些音乐报道和文章以普及民众对交响乐的认知，后因经费紧张没有得以延续。但从1947年的演奏报告书中得知，为补救此方面的工作，乐团特地与新闻界取得联系，每次演出都会提供相关音乐资料在各大报刊刊登文章用以解释乐曲背景、作曲家生平等来配合乐团的演出工作。
四、历史价值
中华交响乐团是首个冠以国家名义的专业交响乐团，当我们站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视角再次审视它时，可发现其重大的政治与音乐意义。
第一，为团结抗战发挥了文化先锋作用。中华交响乐团从成立之初便打上抗日救亡的标签，始终秉承“音乐服务于抗战”的理念，将爱国音乐者的力量聚集起来，一同为抗日救亡的事业而奋斗，对抗战文化宣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抗日文化运动在它的影响下，活动形式日趋多样化，由广场的众活动逐渐转变为室内的专业活动，这种形式可以更好的将抗日救亡宣传到各个阶层，促进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情，建立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也为团结抗战发挥了其先锋作用，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抗战音乐文化运动在重庆的发展，更是直接影响到整个抗战区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孙艺宁
第二，对中西音乐融合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华交响乐团始终处于抗战时期文艺宣传活动的中心地位，不仅多次进行星期音乐会、每月音乐会、对外广播、政府招待宾客的音乐会和各地巡回演4399赛尔号精灵大全
出等，而且还主动与世界各国进行音乐交流，如互赠曲谱等，以求中外文化的沟通。乐团一直与苏联音乐文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马思聪曾以私人名义与苏联音乐家通信，可见对于中外音乐交流也是极为重视的。乐团参加或举行的音乐会使外来音乐和国内音乐相融，并迅速提升了国内音乐发展的整体水平。
第三，为新中国音乐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乐团于1946年4月迁至南京，为了壮大乐团更好的普及西洋音乐，行政院、考试院曾于1947年发布《中华交响乐团聘用派用人员遴用规则》，以广纳贤才。新中国成立以后，乐团虽解散，有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些人回到北京、上海等地，但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及其所教学生成为推动新中国音乐发展的中坚力量，继续为我国音乐发展增添浓墨重彩。回顾中华交响乐团的诞生与发展，不经感慨万千，虽然仅存9年的时间，但它对我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乃至中国近现代的音乐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华交响乐团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用手中的乐器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武器，用特殊的方式推动了抗战时期重庆乃至全国的文艺发展，发挥了团结抗战的音乐先锋作用。在服务于抗战的同时，又不断促进中外音乐的融合，为新中国音乐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华交响乐团章程：1940年5月3D[L].重庆：重庆档案馆（档号：0053-0019-00094-000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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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2]叶语.烽烟万丈战歌震天——漫话"陪都”抗战音乐[J].人民音乐，1995,（12）12-16.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11-116.
[4].马思聪：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N].南方日报,006-04-03.
[5]李凌.乐坛杂记——解放前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史话[J].人民音乐,2002,（01）：17-21.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435.
（责任编辑董翔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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