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纪录片导演左力的选择是,用 374 天时间徒步 12100公里,重走红军长征路,身体力行地向80年前那用脚步丈量信仰的英雄致敬。 日前,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做了题为《一个人的长征》的精彩演讲。 讲到这一段时他哽住了,花白的头发剧烈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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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2013年10月10日这一天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1年零9天到达陕北吴起县。 刚才有人问我:今天人们都已经吃饱穿暖喝足了,你为什么还要去走长征路?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走长征路这件事在我的内心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
      1995年8月,那一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带着一个摄制小组在北京拍摄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是我们共和国的一开国上将,其中有杨成武、萧克、陈锡联、王平、张宗逊、吕正操将军等等。 最让我难忘的是杨成武上将, 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86岁,一见到我就跟我开起玩笑:“你怎么姓左呢?我过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是当他跟我谈起长征来,他的面马上变得非常凝重。
       长征的时候,杨成武担任红四团的政委率领红四团打先锋。但是他那天从头到尾没有讲红四团的故事,而是讲了一个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铁哥们叫陈树湘。陈树湘当时28岁是红34师的师长,红34师是断后部队。红军长征路上遭遇了一场最惨烈的战役——湘江血战, 那一
战红军差一点全军覆没。红34师本来已经到了江边,但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返身又扑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全军覆没,陈树湘也因为腹部被炸伤而被俘。他被抬在担架上连夜送去报功,路上,抬担架的士兵突然觉得脚下一滑,旁边的人打着火把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年仅28岁、黄埔二期毕业的陈树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拽出绞肠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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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0火车票       老爷子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看见他头上花白的头发剧烈地抖动,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动。等了几十秒之后,老人才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镜头。老爷子牙关发抖只说出四个字来:“很残酷啊!” 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我在想:这一代军人所经历的是怎样惨烈的战争啊!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从电视里去了解碎片化的历史知识。从那一刻起,我心里萌发出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到达这些历史现场,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呢?
       2012年,我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叫《红军》的书。我当时读完之后在扉页上写道:“长征对于上个世纪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符号,但对于我来讲,却是一种巨大的神秘。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读这种神秘。这种解读并不是完全来自景仰和好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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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唤我去践行一个久远的梦想。” 只有到达历史现场,才能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我在出发前,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画了很多草图,还开着车到达现场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说:我很丢人。为什么?因为红军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当过几次“逃兵”。中间有两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极度沮丧,甚至怀疑自己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幸好最后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长征路,而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走读历史,在行进中学习历史,我是以这种方式在解读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是红军中央机关离开瑞金、长征出发的日子。我也是在2013年10月10日那天,从瑞金沙坪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前出发的。到达历史现场和你坐在家里看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扑面而来。这个大礼堂相当于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我以前多次在电影、明信片上看到过,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这个大礼堂竟然是钱壮飞设计的。钱壮飞是我们共产党早期埋伏在敌人内部的一名特工人员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是钱壮飞截获的。钱壮飞按照红军八角帽的形状设计了大礼堂。但可惜的是,长征途中,钱壮飞在贵州遭遇敌机轰炸,和大部队失散,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
       1934年,当86000名红军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开始对红军家属和孩子进行屠杀,而当时带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竟然是前共产党员。我听完之后感到特别震惊。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历史,你能理解那个年代吗?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经过剧烈的搅拌之后,人们很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而谁又能想到短短15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华东野战军占领了南京,第一个冲击总统府的第35军军长是前国民党将领吴化文。这是历史的巧合吗?所以,只有到达历史现场,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 我在广西兴安的湘江血战纪念园里拍过一张照片,秋风瑟瑟,寂寂无人。有5万名红军战士永远躺在了那里,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很多人住在江边,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我在长征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后代对长征的集体遗忘。
       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曾有几个大学生跟我说:左老师,长征原来是一流寇一路被别人追着打,差点被灭掉。我对他们说:你们说得没错,但真正伟大的东西,不是从胜利到胜利,那只能叫强大;真正的伟大一定是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失败到胜利、从落寞到辉煌,这才是伟大的曲线。 长征就是从逃难开始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是头像图片
无法复制粘贴一次次绝地反击、向死而生,这也是长征中最动人心魄的环节。很多红军战士并不知道,这一出发,就再也回不来了。一些红军家属肚子里怀着孩子,挺着大肚子走上了长征路。红军女战士的分娩,构成了长征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开局。 这张老照片里的两个人,一个是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旁边的男人叫董振堂。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至少是开国元勋,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军团长,和林彪、彭德怀平起平坐,可惜他在西路军的战役中壮烈牺牲。 长征路上的一天,陈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一打响时要生了,而且是难产。当时陈慧清疼得满地打滚,身边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只有几个红军小战士。 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没人能够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 战斗结束后,一些战士经过产妇身边时都怒目而视,因为很多兄弟战死了,但董振堂又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80年前,在那样的情形下,一个军人说出这句话,这样的情怀你能想象吗? 
       我在想:我们缺故事吗?我们不缺;我们缺英雄吗?我们不缺。只是没人给孩子们讲
这些,我们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些故事,也不知道80年前这些军人曾经付出了什么。 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却要为国家去奋斗 我以前不太读革命历史,所以一直有个错觉,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一帮“泥腿子”,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后来一路上查资料,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富二代”,而且有的还是超级“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