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莉特•埃尔9安•瑞格妮2著，徐雪英3，，莫菲菲5译(.法兰克福大学新英语文学与文化系，德国法兰克福60622； 2.乌得勒支大学语言、文学和传播系，荷兰乌得勒支3508； 3.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319050； 5.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浙江杭州319057)
摘要：伴随着文化研究从产品到过程的转向，记忆研究也正在经历从"场”到“动态”的转向，即从关注相对稳定的“记忆场”到越来越多地将文化记忆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事实上，文化记忆形成包括三个关键要素：媒介化、再媒介化和公共领域的呈现，正是三者之间的持续互动共同创造了文化记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媒介化与再媒介化的过程，媒介化是其存在的前提，同时所有的媒介化说到底都是一种再媒介化，而最终所有的媒介化与再媒介化如何嵌入社会结构即所谓记忆的“社会表现”，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力量的制衡。因此，文化记忆的动力学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多模态过程的记忆，它涉及媒介现象、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互动。
关键词：文化记忆；动力学；媒介化；再媒介化；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B83-05文献标识码:A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开创性作品《集体记忆》(Za memoim collective，1955)中论述了个体记忆的社会维度，他以某位旅客第一次拜访英国首都伦敦为例来加以说明—
—这位旅客在伦敦的游历，以及这次游历在他脑海中的长久记忆，都可能受到从朋友那里道听途说或阅读书本的影响这段描写实际上是哈布瓦赫著作中媒介作用于集体记忆形成的一个例证，他重点关注的就是个体记忆如何在其运作的特定社会框架中加以塑造。哈布瓦赫生动论述了狄更斯对伦敦的描写及其相关文字会对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产生何种影响，虽然哈布瓦赫并未对此详细展开，但对其背后蕴含的原理了然于心，即不同种类的“媒介”—
—口头语言、信件、书籍、照
一生难忘的名字文章编号：1677-394X(2521)02-0022-06
片、电影—
—也为塑造经验和记忆提供了框架，这些媒介至少通过两种互相关联的形式发挥作用：一是作为创造意义的工具，连接个人和世界；二是作为一种社交媒介，连接个人与体。
或许哈布瓦赫只是碰巧注意到了媒介对塑造记忆的作用，但近年来这已经成为文化记忆研究的核心领域。事实上，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的形成本来就以这一观念为前提—
—记忆必须借助于象征物为体所共享，这些象征物作为中介连接不同个体，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跨越一定空间和时间的所谓“集体”，只有这样，记忆才能成为整个连续过程的组成部分，才可能成为集体
的记忆。本系列丛书的标题就彰显了媒介在文化记忆中的核心地位，而本书收录
作者简介：阿斯特莉特•埃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德国文化记忆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安•瑞格妮，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授、系主任(2017—ZOD，荷兰皇家科学院(KNAW)和欧洲学术界成员。
译者简介：徐雪英，浙江大学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教育史、跨文化交际研究；莫菲菲，浙江大学研究助理，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235)
①本文选自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V Erllf和安•瑞格妮(Ann Rigney)合编的论文集《媒介化、再媒介化和文化记忆的 动力学》(MenmUon,Remniatioo ann TOe Dycamim O Culturai Memor：)的前言《文化记忆及其动力学》(Culturai Memos and its Dycamics)，该书由德国柏林Waites de Geyter GmbH&Co.KG公司岀版。本文获作者授权译发，摘要、关键词为译者所加。•22•
阿斯特莉特•埃尔等：文化记忆及其动力学
的论文则深入探讨了前几本书中业已提出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本书也从根本上采取了一种动态的视角，既研究了文化记忆，也研究了塑造文化记忆的媒介，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探索。
文化记忆的早期研究，尤其是那些受到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作品启发的研究，倾向于讨论那些典型的“记忆之场”，它们为个体和体回忆共同的过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参照点。然而，随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转向，即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文化记忆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文化记忆是一个不断回忆和遗忘的过程，个人和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重构他们与过去的关系，根据已有的或新出现的记忆场来重新定位自己。正如“回忆(remembeUng)”一词意味着记忆应当是一种对过去的积极参与，是施为性的，而非复制性的。它既是从当下的某一特定时间点出发，实践个体与过去关系的行为，也是一个存储和检索过去事件的过程。由此可见，这些典型的“记忆场”本身是有历史的，尽管从许多角度来看，它都意味着重复的记忆行为的终点，但只要人们持续对其投入，并将其用作回忆过去的参照物，它们就能继续发挥作用如果人们不再讨论、阅读、观看某些过去的故事，或不再以各种仪式纪念它们，最终它们将失去其文化含义，成为过时的，或者“无效”的故事。⑶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可能会被新的故事所取代或覆盖，因为新故事更能诉说当下的时代忧患，也与当下的身份塑造更为休戚相关。⑷历史故事的兴起、没落和被边缘化正是记忆动态发展的一部分，也是记忆研究的关键问题。除了已有视角，向记忆动力学的转向还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使得某些集体记忆变成霸权记忆的种种因素，或反过来说，是使得一直以来被边缘化的记忆登上公共舞台中心的因素。对记忆的争夺(Oghtinn aUoni memos)有助于保持记忆的生命力。最近有研究表明，文化记忆的历史既涉及到共识和规范的建立，也充斥着在社会断层处游走的危机与争论不过，本书所持的观点是，要想全面理解文化记忆的动力学，不仅要考虑社会因素，也需要关注回忆的“中介框架”2以及记忆进入公众视野、成为集体记忆的中间环节，上述基本观点通过以下事实可得到论证—
—小说和电影往往能够引发人们对那些已被边缘化、被遗忘的历史话题的辩论。在这样的例子中，特定的媒介产品成为了集体回忆的议程设置者，历史故事借助不同媒介(印刷品、图像、互联网、纪念仪式)不断被重复，从而最终扎根于体记忆。
从上文不难看出，媒介不仅仅是被动的、透明的信息传递者，它还积极形塑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媒介化”我们(作为读者、观众、听众)与过去的关系，从而为未来的社会回忆设置议程。本书的核心论点之-----虽然可能并不明显—
—在于媒介本身其实也深陷于自己的动态发展之中。事实上，记忆研究从“场”到“动态”的转向，与更大层面上文化研究的转向是一致的，后者也正在经历从产品到过程，从关注离散的文化艺术品到关注这些艺术品在环境中的流通与互动的转向。这种转向衍生了一种对媒介的新理解，即媒介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而不是一系列离散的、稳定的技术。媒介并非恒稳，而总是不断“涌现”，各种创造意义、推动社交的技术也总是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⑴-⑵尽管我们可以把“摄影”和“电影”等媒介形式描述为具有某些特殊稳定特征的媒介，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摄影和电影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不仅是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也得益于整个媒介格局的发展，得益于那些五花八门、不断进步的可以创造意义的工具(这一点从近年来电子游戏和漫画对剧情电影制作的影响可见一斑)
戴维•杰伊•博尔特(David Jay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msin)在代表作《再媒介化：理解新媒
撤县设市介》(Remematioo:UnSerstanning Neo Meclm)中提出了"再媒介化”这一概念，以形容“新媒介重塑旧媒介的形式逻辑”，旨在引发人们对上文所述过程的关注丿9”3他们所研究的是“媒介化的媒介化”。事实上，这不仅体现在当今新媒介文化环境中，而且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媒介就在不断地“相互评论、相互复制、相互替代，这在媒介发展中不可或缺。媒介之间必须相互作用，才能称之为媒介”口55。
博尔特和格鲁辛所说的“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与这一过程相关，指的是在即时性和超级媒介性(hycermedia-cy)、透明性和模糊性之间的摇摆。“我们的文化试图大量生产媒介，抹去一切媒介化的痕迹；在理想情况下，文化能够借助于大量生产媒介，从而抹去媒介化的痕迹。”口55因此，再媒介化的核心悖论即在此-----方面，现有媒介的流通有助于巩固新媒介的即时性，提供“身临其境之感”；但另一方面，再媒介化作为一种超级媒介行为，在大量生产媒介的过程中可能会突出媒介的存在，从而提供一种“媒介体验”口70。
再媒介化的概念与文化记忆研究高度相关”没有媒介化就没有文化记忆，同样的，没有媒介化就没有再媒介化—
—切有关过去的表征都依赖现有的媒介技术、媒介产品、表征模式和媒介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早期的媒介化，就不会有任何历史文件(无论是圣保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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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书信还是“9 • 6事件”的现场录像），人们也不会竖起任
何纪念碑（无论是越战老兵墙还是柏林大屠杀纪念馆） 借用格鲁辛的话，“再媒介化的逻辑在于，媒介化永远是
历史存在的前提；所有的媒介化都是再媒介化，因为对真 实事件的媒介化永远是对另一媒介化过程的媒介 化”[18]18
“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也同样体现在文化记忆的动 力学中。一方面，大多数纪念性媒介都追求更高的“即时
性”，目的在于提供一个近乎透明的观望过去的窗口，使
人们忘记媒介的存在，呈现一种“未媒介化的记忆”。另 一方面，要想达到这种效果，通常又需要循环使用并大量
生产媒介，例如，纪念性网站WWW. YadVashem. org 通过在 线提供照片档案、手写证词和网游博物馆等，结合多种媒
介提供了一种回溯过去的途径、一个进行纪念的平台；再 如，仿纪录片（OockUction ）作为一种较新的电视节目类型, 将纪实媒介与亲历者采访和虚构的场景重现相结合，为观 众提供了一个了解过去的窗口；还有好莱坞的战争片，如
1998年的《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 ）、2006年
的《父辈的旗帜）（Flage ep or FatUera ）等，都结合或模仿
了新闻摄影和纪实镜头，人们普遍认为此类媒介能够反映 “真实事物/真实过去”
“即时性”使人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过去，“超级媒介 性”则突出了媒介的存在，体现了所有纪念性媒介潜在的 自我指涉性。例如，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 ）的艺
术作品常常融合了多种纪念媒介，他总是通过在异质空间
中重新排列这些纪念媒介，来体现这些媒介之于一段历史 回忆的相关性、可能性亦或局限性。同样，体现内隐性记 忆的电影，如阿托姆•伊戈扬（Atom Egoyan ）的《阿拉拉
特》，堪称“电影中的电影”，它通过运用录像、艺术品、照
片、口述故事等多种多样的媒介，共同指向（尽管并不充 分）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因此，《阿拉拉 特》并没有让观众沉浸于过去，而只是始终停留在媒介表
象，从而创造出一种媒介环境（而非让人身临其境），使观 众不得不注意到记忆的媒介化。
文化记忆的动力学——本书的另一个论点——与再
媒介化密切相关。当我们审视记忆场的诞生与“生命历 程”时就能发现，它们的出现基于媒介的重复表征，基于
一系列媒介化历史事件“汇聚和凝结” （Rigney ）⑵成的记 忆谎言，这一过程创造、稳定并巩固记忆场，但同时也对其
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更新。按照博尔特和格鲁辛的观点，文 化记忆依赖一种“再利用”的过程，即从一种媒介中提取 某种“属性”（即记忆之“质”），并将其运用于另一种媒介
中。在此过程中，纪念性媒介对先前的纪念性媒介进行 借鉴、融合、吸收、批判和改造。实际上，每一个记忆场的 媒介化过程都可以编织成一张谱系图，这一谱系又往往与
媒介演变的历史息息相关。特洛伊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凯
撒大帝和维多利亚女王，这些记忆场通过口述故事、手稿、 印刷品、绘画、摄影、电影和互联网被编码并广泛流传，这
其中每一种媒介都（隐性或显性）与更早期的媒介、技术 和表征逻辑相关。
但媒介化的动力学并不总适用于文化记忆。博尔特 和格鲁辛指出:“如今，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媒介，当然也没
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媒介事件，能够孤立于其他媒介而创造 文化影响力，正如它们无法孤立于其他社会和经济力量而
独立工作。”7说到文化记忆，正如哈布瓦赫的著名结 论——社会框架最终形塑了记忆，正是在公共领域中，一 些再媒介化事件借助相关媒介重现了历史，而与此同时,
其他事件则被忽略或掩盖，这意味着研究文化记忆的动力
机制必须同时立足社会化和媒介化两个过程。
本书旨在为文化记忆的社会动力学和因为新媒介源
源不断涌现而呈现出的媒介动力学搭建起桥梁，全书分为 三部分，分别对应文化记忆形成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要素: 媒介化、再媒介化和公共领域呈现。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之 间有明确区分，而是指它们会在持续互动中创造文化记
忆，而每章标题指明了作者在这部分中最为强调的环节。 第一部分（媒介化）关注所有文化记忆的基本中介性，突
出了在艺术（电影、小说）和学术研究（创伤研究、新媒体 理论）领域对媒介的指涉性。第二部分（再媒介化）引入
了对再媒介化进行谱系研究的几个例子，主要介绍了三个 重要的记忆场，论述了它们是如何被不同媒介广泛而长期
的重复表征所建构和改变，并因此保持生命力。第三部分
（公共领域呈现）转而讨论记忆在公共领域的呈现，主要
关注媒介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关注那些将（重新）呈现过 去的设备转变为文化记忆媒介的公共场合和话语。在这
一过程中，媒介化与议程设置、图像化和公共宣传都有所 关联。
第一部分文章将媒介化理解为利用历史上不断发展
的各种技术——包括写作、摄影、电影、数字化等——积极
藏书阁形塑历史的过程。文章涵盖了介入过去的多种不同的媒 介形式，包括温弗里德•格奥尔格•塞巴尔德（W. G. Se-
bald ）的文学作品（Cooke , Crownshaw ）、早期摄影和近代电
吴秀波娇妻曝光影（Biji , Nungesser ），以及蕴含新可能性的数字媒体
（Hoskins ）。这些文章不仅介绍了特定技术是如何影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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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莉特•埃尔等：文化记忆及其动力学
息呈现方式的，还展示了作家和艺术家是如何以各种“不可预测的”方式挖掘媒介可能性的；作为“媒介的主人”，他们不仅使用媒介，也对其进行反思，不断拓展其可能性”西蒙•库克(Simon CooVe)指出，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的作品《土星之环》(7%e Rings op Saturn)虽然是传统的印刷书，却采取了游记的
形式，以并不那么流畅却能前后贯通的叙述，创新性地呈现文化记忆”维伦娜•纳格瑟(Vereya Nungesser)以电影《记忆碎片片》(Memento)和《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Eternal Sunshine ep the Spotless Mind)为例，指出这两部影片充分挖掘了虚构电影的可能性，成功引发了观众对个体记忆不稳定性的反思”
在第一部分文章中可以看到，不同媒介产品最为凸显的一个特征，就在于作家和艺术家在使用一种媒介进行创作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地指涉其他媒介”纳格瑟指出，电影中的人物也在不断通过拍照、做笔记和非电影的纪念性媒介进行回忆”理查德•克劳肖(Richard Crownshaw)也在文章中再次提及塞巴尔德，他的主要论点在于，塞巴尔德不遗余力地试图寻一种方法以描绘22世纪的历史之殇，而摄影成了他的最终选择—
—借助于摄影，赛巴尔德充分体现了精神创伤难以捉摸和无所不在的特性，他不仅通过文字描述摄影内容，还直接将照片和图像穿插在正文中”塞巴尔德结合文字和图像(偶尔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在超级媒介性的逻辑(We lopic of hypermediacy)下展开写作，这凸显了一个事实—
—媒介景观是完全意义上的多媒介性的”他以一种高度自省的方式展示了意义是如何生成的—
—与其说一种媒介技术创造了意义，不如说是不断变化的媒介之间的间隙和互动创造了意义(因此，自塞巴尔德在小说中穿插文字和图片以来，这一做法逐渐开始流行，比比皆是)”
如果说，这种媒介间的互动带来了表达手段的演变，那么技术革新将会带来更彻底的突破和全新的转向”保卢斯•比吉尔(Paulas Bijl)对荷属东印度岛的早期摄影作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19世纪44年代殖民政权曾试图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
—即拍摄所有主要纪念碑的照片一一将该地区前殖民时代的历史据为己有，而新媒介为这一举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然而，这一举措并未巩固殖民政权的统治地位，反而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些照片出人意料地唤起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引发了各种未曾预料到的、令人不安的看法”因此，新技术既可以为文化记忆带来令人兴奋的新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威胁到已有的稳定性，对此，安德鲁•霍斯金斯(Anfrew Hoshins)也有论述”他分析了数字化对记忆实践的影响，认为数字化在帮助我们存储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对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性—
—即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所基于的过去和现在的清晰界限—
—造成了威胁”数字化信息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经常被重写和覆盖，因此会不间断地消除一些记忆，同时又生产出新的记忆”尽管霍斯金斯认为目前人类记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有其他文章表明，尽管这场记忆危机可能是最严重的，但它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只是纪念性媒介持续演进所引发的最新阶段”
第一部分的论述重点在于媒介化、媒介创新与媒介的指涉性，第二部分则论述了再媒介化及其在创建
记忆场中的作用，三篇文章从国家的、文化间的和跨文化的维度考察了现代记忆之场”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hl)介绍了1457年印度北部反对英国统治的著名起义——“印度兵变”，论述了这场兵变从19世纪中叶至今对英国和印度的媒体文化产生的影响”“印度兵变”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同的记忆场，对其进行再媒介化已经成为凸显两地文化差异和跨文化冲突的手段”劳拉•巴苏(Laura Basu)研究了澳大利亚侠盗奈德•凯利(Ned KelU)的再媒介化，认为自从其1486年被处决以后，已经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国家记忆之场”大卫•沃特海姆(David Wehheim)则以安妮•弗兰克(Anne Fraef)的日记为研究对象，安妮日记自944年被发现以来，已被译成多种语言，通过各种媒介形式呈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跨国记忆场”
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在方法论和概念论述上都有所不同，分别针对了再媒介化概念应用于文化记忆研究中的不同具体问题”埃尔着重探讨文化记忆建构过程中“前媒介化”和“再媒介化”的相互作用，以及历史故事的所谓“前世”和“来生”的相互作用”前媒介化指的是特定媒介文化中已有的认知图式和表征模式(与哈布瓦赫在其文中提到的游客拜访伦敦时脑海里已有的书籍、地图和对话十分相似)，这些图式和模式已经预演了我们将会通过再媒介化进行回忆的事件”劳拉•巴苏(Laura Basu)借鉴了福柯和德勒兹提出的“装置”(dcpontif)理论，引入了“记忆装置”这一概念”她将记忆场理解为“不同媒介文本、类型和技术的集合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记忆场在特定时间的性质和功能”奈德•凯利的案例则主要展示了记忆场的再媒介化是如何围绕真相和虚构运转的，各种媒介文本是如何就权威性和真实性展开斗争的”大卫•沃特海姆在文章中对此也有所提及，他将再媒介化视为一种“道德义务”，安妮日记以日记、电影、
戏剧、纪录片等不同媒介形式被呈现，充分体现了媒介对即时性和真实性的追求，对“一个真实的安妮•弗兰克的追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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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521年第2期
妮•弗兰克”这一记忆场（正如“奈德•凯利”）恰好遵循了博尔特和格鲁辛的论述逻辑，即文化大量生产媒介的同时也在试图抹去所有的媒介化痕迹”然而，大卫•沃特海姆明确指出，纵使再媒介化最终无法完美呈现真实的安妮•弗兰克，这一记忆场也只有借助再媒介化才能历久弥新，始终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总而言之，有关再媒介化的部分关注同一个故事如何经由新媒介被重新回忆和表述，继而获得新的文化生命”通过重建再媒介化的谱系，这三篇文章不断追溯着媒介演化的历史，再媒介化也因此被视为一种具有历时性和媒介间性的形式，文化记忆则被视为一种具有跨媒介性的现象，它借助社会在当时所掌握的媒介技术得以一次次实现，这些媒介技术使得通过文化记忆生产更即时性和纪念性的真理成为了可能”本书第三部分重点在于后一方面，这也是所有媒介化和再媒介化过程都是内置于社会结构的根本形式”
“公共领域呈现”这一章所收录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我们所说的记忆的“社会呈现”，也即在公共领域进行特定的记忆实践，从而成为集体回忆的参照点”因此，这一部分重点将不再分析特定的媒介产品，以及它们对先前媒介产品的再媒介化，而是转向了社会主体和组织，这些主体和组织能够决定宣传哪些历史故事，并使之成为社会焦点，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能决定哪些历史话题能被列入社会的纪念“议程”。这些制定“议程”的组织既包括报刊和电视等媒介组织，也包括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因为后者有能力开展官方纪念活动，组织公众对特定历史故事或话题给予关注”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55周年的庆典就属于后者组织的活动”梅克•霍尔舍（Meike Hodcher）对该庆典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各种媒介（公共舞台、纪念品、音乐）在庆典中互相配合，协同工作，引发了民众对皇室周年庆典的浓烈兴趣”此外，商界和民间力量也充分动员了这些媒介，协同运作，为这一媒介事件渲染气氛，使其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的一个光荣时刻，被永远铭记”纪念活动与媒介表征相结合，从而推动集体回忆的“议程”设置，这一点在玛伦•罗杰（Maree R6ger）的文章中也有论述”她考察了1942年以来德国和波兰民众对二战后西里西亚的德国难民的命运的记忆方式，认为时事杂志作为公共媒介，引发、转述并重新阐释公众对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记忆场的各种讨论，正如女王加冕55周年庆典和奈德•凯利的例子，媒介影响着当下和未来的身份建构”
霍尔舍和罗杰侧重论述媒介、记忆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而最后两篇文章则转而论述媒介在不同的社会记忆框架（包括家庭和宗教）之间起到的桥梁作用”妮可•伊姆勒（Nichte Immler）以数代奥
地利犹太家庭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政府的补偿政策对二战受害者家庭记忆的影响，她认为报纸和电视对补偿政策的公开表述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些犹太家庭对该政策的态度”通过援引对家庭成员的详细采访，她指出这些赔偿本是对受害者个人的适度物质补偿，但在媒介的宣扬下却变成了一种具有公共意义的行为，产生了私人价值”最后一篇文章中，杰西卡•巴托仃esseka Batteau）也重点关注了这种公开展演与私人价值的互动，其研究对象是荷兰对宗教历史的记忆”杰西卡•巴托通过分析两位知名作家的作品及其流行程度，认为在世俗社会中小说家能够在重塑基督教文化遗产中发挥核心作用”此外，随着书籍、新闻和电视等媒介形式的融合，作家本身也成为与基督教文化遗产相连的代表人物”借助于媒介的指涉性，在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上，作家都重塑了自身与基督教历史的关系，也因此成为其追随者与基督教历史之间的中介”
本书所有文章共同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一在媒介中和媒介间不断建构文化记忆的过程，与编排记忆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因此，本文所说的“文化记忆的动力学”实际上是一个多模态过程，涉及媒介现象、社会现象（最后也包括认知现象）之间的复杂互动”为了充分理解这一过程，我们必须深入考察特定的记忆结构，而这正是本书旨在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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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瑜个人资料简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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