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延安反特战线的生死较量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陕北的延安是中共中央驻地，也是八路军后方大本营。朝朝暮暮，风晨月夕，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时时传出雄壮的抗日歌声。被迫实行联共抗日的国民党政府还在延安城里保持一些机构，街上一些建筑物门口挂着“肤施(延安旧称)县党部”、“肤施县政府”等牌子，邮局等部门也由他们控制。敌我阵营分明，中统、军统也在延安设了秘密据点，时不时搞些反共活动。
案情似乎并不复杂:尹峰天天向上超尘早年在南京读过佛学院，1930年加入中统，接受过射击、爆破等专业训练，几年后奉令潜回家乡延安，在清凉寺为僧。超尘身材魁梧、贪淫好，因不守清规而被逐出山门。但他有后台，1936年经国民党县长马濯江出面协调做工作，超尘被安排到宝塔山(又称清凉山)背后一古寺中当起住持。红军进入延安后，超尘指挥手下的一伙特务造谣言、搞破坏，利用暗藏的电台不定期地向西安中统站发密码电报，送去我党政军情报，引起
八佰票房实时边区保卫处的注意，及时实行监视，并向中央情报部负责人李克农作了汇报。超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耐，继续搞特务活动。仗恃腰包里有的是钱，他与众多有些姿的青年妇女保持通奸关系。大晴天，超尘常坐在宝塔山上一岩石边吸烟和品茶，若发现山下某农家晒红丝绸面被子(这是约定的暗号，表示男主人已外出，夜晚不会在家)，他就在晚上摸下山去与那家妇人私通。
正因为超尘不知收敛，在延安百姓中民愤很大，他被捕后对自己的恶行劣迹和特务活动供认不讳，请求免其一死，最好将自己交给国民党方面，由高仲谦县长处置。但他的请求被否定了，几个月后他被处决。他部下的几个特务有的因有血债在身被公审后处决，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此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起敌特案被破获后，延安古城暂时平静了几个月，但若将这一起案子比之不久后发生的触目惊心的敌特大案，那就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大案长时间以来都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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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8年毒奶4月，延安城外东郊公路上尘土飞扬，从西安方向驶来两辆军用卡车，在哨卡上受到边区守卫部队和民兵的检查。司机和同车的上校军官均出示了特别通行证，并表示企业经营理念
他们是奉胡宗南司令之令护送肖致平教授、刘永川教授二位名流来延安参观访问的。那军官完成了任务后，即傲气十足地与八路军官兵和民兵挥挥手，转身上车，绝尘而去。肖致平教授很激愤反感，指着驶远的军车骂了一通;刘永川教授则保持儒雅的风度，与检查人员客气了几句。
随同二位教授访问延安的还有一位英俊青年，名叫沈辉，长着一张国字脸，双眼很有神，身材中等略高，穿着朴素的卡其布中山装和已补过的半旧牛皮鞋，仪容整洁，神态谦和。他名义上是肖教授的私人助手，显得学生味十足。
肖教授向骑毛驴前来迎接的陕甘宁边区教育部长徐特立、陕北公学负责人吴玉章等人介绍:自己和刘永川教授原先在北平燕京大学执教，教授社会学。北平沦陷前他和刘教授、陈源教授等同事南下去武汉，在武大执教才几个月，战火又燃向这个华中重镇，他们只好联袂西行入川。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课，这回访问延安是希望增加对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了解，进而以亲历亲闻来驳斥重庆国民党方面的反共宣传。
实际上像肖致平这样的教授在当时并不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他是较早要求参观访问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故而他与刘教授都受到很高的礼遇。到了延安后，他们被安排住在杨家
岭中央招待所的窑洞里，天天有热水供应，有警卫分班保护，伙食也远远好于延安的党军政干部。抗战初的延安，天天能吃上猪肉、白面馍馍和白菜、萝卜、豆腐等菜肴是非常之不易的。连日来，肖教授等3人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迅艺院、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还观看了留守部队的操练、射击等项目。他们还荣幸地受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沈辉表现得很谦恭温顺，总是少言寡语，与二位教授保持着无形的距离。他看八路军演练时很认真，还主动上球场和八路军官兵打篮球，很投入。傍晚，在流萤闪亮的延水河边漫步时，这个沈辉倾听着《黄河谣》、《延安颂》等歌声时，竟然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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