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的伪装者
2015年一部《伪装者》红遍了大江南北，观众对大哥明楼更是爱的压抑而悲愤，明楼表面是汪伪政权的高官，也是国民党军统特工“毒蛇”，但是他的最终真实身份确是中共地下党一员。迷雾层层的背后竟是如此传奇而富有戏剧化，剧情的跌宕起伏让观众们看得欲罢不能，明楼小说人物的背后是否有真正的原型呢？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我去搜寻了中共地下党特工中是否有符合这种多重身份的特工呢？不负有心人，在我的努力之下，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物——袁殊，中共史上真正的“伪装者”。
一、伪装者为何许人也
袁殊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袁殊何许人也？
袁殊，1911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袁殊依照中共秘密指示转进苏北解放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袁殊”这个名字“太臭”，因此，中共党组织建议他改名，袁殊后改名为曾达斋。
长期以来，海内外有关袁殊的著述，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落水文人”、“汉奸”；有人说他是
军统特务；有人说他是中统特务；但越来越多人，认定他是潘汉年手下的得力干将。
在旧上海，袁殊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上海的一些老人、文化界的一些老前辈们对于袁殊这个名字恐怕并不陌生。从各种材料来看，袁殊背负的骂名似乎更多一些。
资深媒体人金雄白在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书中称：“袁殊这个人，真是有他的一手!他好似天生的一个特工人才，在抗战前后，情报工作的迅速而正确，推他为第一手。”
抗战时期汪伪控制区，人们普遍认为“袁殊是个公开的汉奸”，但各界高层又对其真实身份表示了诸多怀疑。国民政府军统组织曾多次密令调查袁殊的真实身份。
著名评论家张颐武在其博客文章《随风而逝：袁殊的故事》中写道：“袁殊的经历的确比侦探小说和电影更有传奇性，007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没有这么复杂……时间让许多有趣的传奇被悄然遗忘了，二十世纪其实走得很快。历史的缝隙有太多的故事，它们掉进去就再也无从寻觅。它们已经‘随风而逝’了，但偶尔留下一点踪迹，如同图书馆长椅上的斜阳，引人怀想。”天涯爆料贴
二、层层迷雾，才华横溢
袁殊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刊杂志，做过社长，并且都做的很出。
韩庚和始源萧云在其《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中指出：“翻开《左联词典》、《新文学史料》、《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编》，便可了解：袁殊是左翼新闻工作者、作家、翻译家。他创办了《文艺新闻》，担任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范长江、恽逸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2年，柳亚子、鲁迅等57位左翼作家和文化人发表《中国青年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电文中有袁殊的名字……这时期他发表了《记者道》、《现代新闻学》等作品与译著。他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新闻界前辈任白涛说，‘他给1931年的中国新闻界造了不少新记录’。郁达夫称他的剧作《工厂夜景》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相媲美的力作。”
袁殊文笔很好，诗文俱佳，著述丰富，且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很多了解其才华者都一致认为：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1989年第1期《新
闻记者》刊载肖非的《袁殊纪念会在沪举行》一文，文中仅是赞美袁殊的文学才华：
“袁殊是我国早期留学日本的有志人七之一。1931年参加革命，是三十年代的‘左联’盟员，《文艺新闻》创始人，著名的文艺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写下了许多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著作，发表过大量的文艺作品和译文，对我国新闻事业和文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称赞他是一个‘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有才干的人。他在特殊战线工作期间，贡献也是卓著的，而且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事迹。”
袁殊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
值得提到的是，袁殊1984年秋亲撰的《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为我们研究袁殊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手史料。袁殊因“潘汉年、杨帆冤案”，而入狱27年零5个月。1975年春，袁殊于武汉军都山劳改农场，他以《自嘲》为题作诗一首：
竖子昂藏五尺躯，腹空咄咄缺诗书；
曾掷黄金若粪土，琴心剑胆小侏儒。
电脑密码忘记了怎么办每读艰危无字书，不惜身命未踌躇；
人间了无私仇怨，爱拍苍蝇扫蠹鱼。
网络好歌推荐100首这首诗表达了袁殊不惜毁誉打入敌人内部，对其追求事业的赤胆忠心，也准确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大度。袁殊出狱后，为表白自己的真实，他将其《申述材料》和日记等交付给他的学生胡肇枫。
三、真相浮出水面
现如今，我们只要提及潘汉年，必提袁殊，因为抗战时期潘汉年所获得的大量情报直接出自袁殊之手。
1983年，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含冤去世的恽逸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新华日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所刊发的新闻中，提到“送花圈的人当中有生前友好袁殊同志”。后来，有篇悼念恽逸的文章《刀斧丛中识恽老》中说：袁殊是—位“深入虎穴”的共
澳大利亚的大学产党员。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公开刊物上，我们几乎难以寻到有关袁殊“特殊贡献”的详细报道。
1986年，袁殊在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辑）刊发自己的回忆录：《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1994年南宁的接力出版社又出版了曾龙编著的《我的父亲袁殊》，这些成为研究袁殊的最基本的史料。
2手房交易税直到此时，人们才逐步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他是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是中共情报史一位颇有传奇彩的超级特工，被誉为“东方佐尔格”，朱德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是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超级特工！
四、“五重谍报王”
在中共情报史上，先有新闻记者身份，后从事情报工作，而不是先从事情报工作，再以新闻记者面貌出现，袁殊可算是第一人。蕲春县文化馆副馆长郑伯成指出：我军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谍报王”。
从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袁殊以多重身份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长达14年之久。袁
殊的多重身份大致分为五面：即中共特别党员、渝方国民政府(中统与军统)、日方岩井机关、宁方（汪伪政权）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具体如下：
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此为秘密身份，中共特别党员，也是货真价实的中共中央特科特别情报人员）193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潘汉年直接发展其为中共秘密党员，袁殊曾一度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1945年10月7日，袁殊渡江北上，到达解放区，后为中共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旅级，1949年2月，由李克农亲自调到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核心组织“干社”情报股股长；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上海总领事馆岩井英一组建的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简称“特调班”、岩井机关）情报员、“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干；
青帮、洪帮骨干成员（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师，与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通”字辈，后拜洪帮“五圣山”开山山主向松坡为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为忠义救国军新
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局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汪伪政权高官（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苏南清乡区政治工作团团长、党务办事处主任、镇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参议、江苏教育学院院长、上海《新中国报》社长等职）。
据岩井英一回忆：为掣肘汪伪汉奸势力，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作为一个麻痹、消磨中国人民斗志的文化团体，加入到汪伪政府中去。袁殊根据岩井英一的要求，在上海宝山路的“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并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在兴亚建国运动的幌子下，袁殊曾策动上海租界和沪宁一带地区约40万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众，达到威胁汪伪政权能力的程度了。”
据刘人寿等人的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一触即
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五、褒贬不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大陆文艺界对袁殊的评价，莫衷一是。
章克标在其《九十自述》中也提到了袁殊：“被任命过作（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袁殊则是中共党员，曾经办过《文艺新闻》，后来又去了苏州，在（伪）江苏省政府里当了个教育厅长。……我本来也以为他是在混日子，一直到最后才知道是中共方面授意，他这样做，也有点‘特工’的性质，是我料想不到的。”
萧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台湾作家刘心皇曾著有《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书之开篇《目次》即赫然把袁殊列入了“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名录，把袁殊称为汉奸文人。刘心皇将袁殊污蔑为：“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
连袁殊的儿子曾龙也曾说：“父亲的一生主流是好的，但缺点错误也不少。作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来说，他是复杂的，难以把握的。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他不过是个小人物”。但在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袁殊不免会遇到许多文化界熟人，解释既往无异于自我表白，更何况还有组织纪律。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确实有过“苦情”。1948年在大连，袁殊遇到丁玲等人，他无不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回答说：“我们了解你。”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