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獄中(审讯)自述（二）
第四个时期，是从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九年夏的近十年，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为党工作。简要的说四个问题。（这是王超北坐牢的主要原因，牵涉到李茂堂案件）王多多退出评论席
第一个问题。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国民党反共高潮後，李茂堂由兰州回到西安，托他表兄武少文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李茂堂讲，他可以把国民党中统局陕调室的反共阴谋资料偷出来交给共产党，要求见我一面。我即把原信交给当时直接领导我工作的中共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伍云甫思考後让我去见一下李茂堂。我立即说，李茂堂我不见。李茂堂在一九三五年自首後向敌人出卖过我，并带着特务去上海搜捕我，是我的死对头，我是发过誓不见李茂堂的。伍云甫听後，批评的说，要以顾全大局为重。胡宗南现在正准备破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而我们正苦于得不到敌人的阴谋诡计。今天李茂堂上门来，所以还是去见他为好。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见了李茂堂，当时连李茂堂自己也没想到我会去他。李茂堂急切的表白，他是在兰州见到顾斧南，得知我在西安後，便以母亲年迈，没人照料为由向中统局要求调到陕西工作，并说只要在西安到我，就可以为党工作了。李茂堂说，他在兰州审一个案子时，把一个正要开口向敌人告密的“共产党员”一杠子打死了。还说他在徽县，偶尔看见一个“二臣”碑，刺了他的心，让他难过。他再也不能呆在中统局机关内了，一定要党组织，为党工作，立功赎罪。所以一碰见顾斧南说我在西安，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回西安。••••••
我向伍云甫报告了这些情况后不几天，伍云甫正式通知我，接中央来电，批准李茂堂为党工作，立功赎罪。并决定由王超北和李茂堂联系，把李茂堂搜集到的国民党企图破坏共产党的情报，迅速接过来，报告中央。
第二个问题。一九四九年，李茂堂突击王克平秘密起义，破坏中统局陕调室（王为陕调室主任），我电告中央，中央回电批准，并令我和王克平直接联系。
第三个问题。一九四八年，由于解放战争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我请示中央与伪西安市市长王友直见面。中央回电同意，并令我向王友直建议不要跟胡宗南逃跑，而且要把伪西安市政府的档案文件特别是户口册妥为保存。王友直如能接受建议，可请他派代表到陕北与中央直接商谈。我原原本本的向王友直表述了中央的建议。王友直表示愿意接受并派了代表杨克均去了陕北。接着，通过做工作，我们又从王友直手中接过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的武装（人二千，一千）。我派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闵继骞担任副队长（队长由王友直兼任），实际掌握控制民众自卫总队。西安解放前几天，我即由秘密居住的地方，搬进位于端履门的第七分校办事处，直接和闵继骞研究指挥自卫总队的军事行动。这支我党在西安的地下秘密武装在配合解放军解放西安，和保卫西安城的安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四个问题。一九四九年，西安临解放的前三天，即五月十八日
文强 周笔畅
晚上，李茂堂突击国民党军统局陕西站人事科长任鸿猷秘密起义成功。我当时来不及请示中央，在深夜和任鸿猷会面，我让任鸿猷把军统陕站的组织和特务名单以及潜伏计划、电台交出。任鸿猷表示军统陕站的全部档案已运去汉中。只能根据他能够记起的东西写一份材料，并把潜伏电台的地址，报务员的姓名告诉了我（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报务员叫寇立昌）。第二天，即九月十九日便报告了中央。
中央西安情报处在西安近十年的工作，没有中央的批准，我是不能也不敢和任何一个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的大大小小特务见面联系的。
面对审讯开始时，主审员（甲）宣布的——“我们是受了中央的委托，来负责审查你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你要老老实实交待问题。”“我们是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依靠证据，遵照的路线、政策办事的。”因此我认真的负责任的简单扼要的向党作了陈述。
最后我表示，党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做好，还有不少失误和错误，有的还是严重的。但我为党工作是全力以赴、尽力而为的。这是历史事实。我没有反革命的历史。说我是反革命，则永远不是历史事实！这是经得起组织千调万查的！
审讯室的空气凝固了，好像从初秋突然变到了寒冬，正襟危坐的审讯员们个个面目好像霜打一般。主审员（甲），就是那位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发怒了。
本命年牛戴什么好
王超北，你的态度极为恶劣，交待问题，避重就轻，不接触实质，企图蒙混过关，实难容忍！我告诉你，王超北，我们是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拿到了你在西安参加国民
党中统局的确凿证据，才把你逮捕关进监狱的。这不是吓唬你，也不是欺骗你，你必须彻底交待你和中统局的关系问题，才能得到宽大处理，组织才能给你出路。党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是干过公安工作的，是懂得这个大道理的。我们希望你早日悔悟，不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是专案组对你的忠告。
听完首席主审员（甲）的这一段讲话，问题一下子全清楚了。他们手里根本没有所谓王超北参加中统局的片纸只言，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参加中统局。这是阴谋，这是诬陷，这是用“莫须有”三个字陷害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真所谓明好躲，暗箭难防。“那请你们让我看看所谓我参加中统局的确凿证据。”
闵智慧“不能让你看！”“证据不能让你看，你看了之后会说是假的。“不能让我看，怕我说是假的，那为什么要逮捕我呢？”“如果证据是真的，那就不怕我说是假的。”“既然怕看了说是假的，那就证明证据不是真的。”“难道说不让我看，假的证据就能变成真的证据吗？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你们刚说拿到了王超北参加中统局的确凿证据，没过两分钟，怎么又害怕我说你们拿到的‘确凿证据’是假的？这岂不是说你们拿到的所谓‘王
超北参加中统局的确凿证据’是假造的，是不敢见人的！”“还有你们工作组又怎么知道证据是假的呢？是参与了还是检
验出来的？乞求于据达到陷害我的目的，拿上据向发放
‘逮捕证’的机关要来逮捕证把我逮捕，这是有计划的陷害！”••••••
首席主审员（甲）和众主审员除了厉声斥责外没有针对我的质问说出一句话来。
牢房里，我机械的坐着，周身的细胞似乎都停止了运动，唯有大脑的细胞特别活跃，在飞速的追忆着历史，回忆从一九四0年秋到一九四九年夏近十年在西安的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我必须这样。
一九四0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局面表面上似乎还维持着。事实上，国民党蒋介石宣布“限制异党活动”和发动“皖南事变”，下令胡宗南从信阳、罗山一带抗日前线沿西蓟公路进入陕西，并坐镇西安。多次进犯陕甘宁边区，是要对共产党开刀了。此间，我正忙碌于西安和宝鸡之间，全力处理将我在八路军中共办事处——南京办事处（以后的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期间生产、抢运、采购的物资器材运往延安的工作，同时也为西安办事处做一些物资工作。当时，办事处的领导李克农批准我和西安办事处发生关系，这样我每到西安必到西安办事处报告工作。
西安在历史上就是中国西北部的军事重地，即所谓“关中”是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就在关中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西安也随之成为蒋介石进攻关中中央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要地，驻有重兵。那时，上海中央局特科就派我在西安搜集蒋介石匪帮的军事情报，支援陕北红军。后来中央红军和北上抗日，长征到了陕北。而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几乎倾巢出动，妄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结果激发了“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活捉于西安临潼。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劝张学良、杨虎城放了蒋介石，团结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蒋介石忘恩负义，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的派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时时图谋进攻延安，消灭
惠英红个人资料××党。
四零年的秋天，中央代表林伯渠正在西安办事处。我在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西安处理生产（运输）物资时，向中央代表林伯渠提出想在物资工作结束后能回延安学习的请求。林老思考后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本地人，人熟地熟，关系也多。西安是边区的门户，也是蒋介石、胡宗南包围封锁进攻边区的前哨基地。现在你尚没有住进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没有完全公开身份，你可以利用本地人的条件为党搜集蒋胡匪帮破坏共产党和进攻边区的情报，这是目前保卫党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你应该一面继续处理重庆办事处的物资，一面了解搜集国民党反对我们党的活动的情报，先安心工作，等以后有机会时再回延安学习也不迟。到了冬季，董必武由重庆办事处到了西安，董老是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纵贯线成员
也是我的直接领导，他知道了我的想法后也亲切地让我利用本地人和对陕西、西安的人文环境熟悉，又有一定的情报工作及斗争经验，做好搜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为把好延安的南大门工作。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打消了回延安的愿望，随之也就下定决心把党给我的这一光荣任务接下来，真正站好延安党中央大门这一岗位。
此后，便在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直接领导下，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回到雷神庙街五号住下来，化名王祥初，开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在我接受中央给我的任务后，组织上没有给我分配一将一兵，我只能单打独斗。我抱着随时可能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开始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