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战227事件怎么回事平民中国的道德想象：评梁晓声《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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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晨》2020年第06期
        如何想象一种生活？特别是，历史如巨象，混沌地显现了它自身……我是说，那样一种以变化为其根本性质的生活。如何书写一种生活？特别是，当书写者仍然身处其中，无法倚仗时间，从而获得某个超越性的视角，无法像后来者那般居高临下俯视生活。这是文学的困难之所在，也是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倾尽全力要回答的问题——以他的正直，他的清醒，他对人的拳拳深情来回答的问题。迎来《人世间》，是我们这一代读者的幸运。这部公认的极具史诗气质的作品重建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生活，从工人、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到官员，在平民的土壤上诞生的不同阶层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历史图景。读《人世间》，我们得以沉浸到生活的河流之中，在富有共鸣的场景中重温我们的来路；更重要的是，在变动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在人物命运展开的诸多可能性中，我们得以了解一个平民中国如何展开道德想象，并经由这一想象重申关于善的信念。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人世间》事关中国工人阶级。如果说，我们的文学反复书写乡土中国的勃兴与衰败，是为了描绘与表现“现代性”的“后果”，那么，《人世间》表现的就是“现代”本身——它书写的正是以工人阶级名义立国的国家里工人的生活、情感与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与
共和国同龄的梁晓声正是以描摹工人阶级的生活与精神肖像为方法，把工人重新带回到社会分析的中心，由此探索与思考社会主义的经验。这一探索因其诚恳与深情，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时代记忆，也唤起了一个完整世界的历史图景。
        这一历史图景首先经由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传递出来。周志刚是小说中着墨不算多的工人形象，卻给读者留下了明朗乐观的鲜明印象。这不仅因为周志刚分享了一个新成立的人民国家的喜悦，他自身作为领导阶级的一分子也深深感受到了工人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这当然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起来的。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而工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广大的城市工人。从清末民初中国产业工人诞生一直到解放前，由于中国工业规模不大，中国工人的队伍，也主要是以轻工业工人为主，这颇不利于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人队伍的成长，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性的意义。通过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培植了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而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在当时，工人阶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福利，不仅远高于当地的农民，即使在城镇人口中，也是较高的。因而，工人阶级觉得自己对整个社会是有责任的。“有北方平原地区农村生活经历的工人们，一回忆起老家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土地，就对贵州当地山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者所过的
普遍的贫穷生活，也使工人们总觉得自己作为领导阶级，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工人们对于贫穷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较之于山民们的贫穷，他们自己的贫穷经历和家庭所面临的城市里的贫穷现状，简直就不值一提了。”面对农民是如此，当面对知识分子时，周志刚则不复单纯的怜悯和同情，而是充满了相当复杂的情绪。
        从1970年代到2015年，这是以周秉昆为核心，略略辐射到周志刚的漫长人生。正如卢卡契所说，“在所有伟大的作品中，它的人物，必须在他们彼此之间，与他们的社会存在之间，与这存在的重大问题之间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赖上被描写出来。这些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这些相互的关联发展得越是多方面，则这作品越成为伟大的”。《人世间》专注于展示个体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提供了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钥匙。当我们伴随着周秉昆风尘仆仆地跋涉到小说的终点时，我们恍然，那正是我们自己。是的，这是所有真正文学的伟大任务。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
        《人世间》有时下小说并不多见的道德气质
        当现代小说家出于对人的境况的复杂性的洞察而明智地保持沉默时，梁晓声不避陈旧，极力重申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人，也是“一个人
应该如何生活”这一永恒问题的又一回答者。
        梁晓声对于“善”的想象集中落实在“好人”身上，即他要回答在当下中国，做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做一个“好人”。这也是当下小说家集中探索的问题。在一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时代，关于伦理与道德的许多定见正在发生松动。这一探索，某种意义上也是重建当代世界的价值伦理。“好人”是梁晓声塑造小说人物的主旨性基调，也是他对自己，对人何以为人的期许。那么，梁晓声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好人”呢？
        在当下中国，“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的朴素教化。在民间的评价体系中，仁义、善良、讲义气等传统人格修养，构成了民间道德的核心。正如小说中周志刚告诫老伴的一席话，“咱们老百姓的女儿，将来是好人，走正道，我认为就是出息了。咱们女儿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就随她吧”。好人，基本上是民间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比如周家长子周秉义，很早就形成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他要求自己不但要努力争取出类拔萃，而且还要始终是一个好人。在这里，好人的标准甚至高于出类拔萃。他也是这么实践的。当他遇到可以改变人生的重要契机时，他没有出卖爱情，而是坦然放弃了这一机会。他经受住了人品的考验。当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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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为“摘帽右派”的女婿冯化成第一次见面时，冯化成诚恳地向他表白，“我不是一个卑鄙下贱的坏知识分子，恰恰相反，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好人的意思，您懂的……”周志刚也的确根据他之前在陌生人中的表现确认了他是一个好人。作为读者的我们都清楚，是不是好人，直接决定了周志刚是否认可周蓉的婚姻。周家的第三代周楠为救他人牺牲，周蓉也将之归因于民间教育的结果——“我见到咱爸给他和聪聪讲杨家将故事的情形。咱爸讲到杨二郎为了让兄弟们夺路而逃，力举城门结果被活活压死时，楠楠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世间》中的所有人，几乎都被“好人”这一价值牵引着，跌跌撞撞地学习成为好人。
        应该说，民间关于好人的价值持守，主要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小说发生的主要地点在共乐区光字片街道。小说用周秉义的口特地指出，“可咱们光字片的街名，却正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街名，咱爸那一辈中国人起的。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连起来是孔子的话——仁义礼智信！”可见，儒家思想深远地影响了民间道德的形成，并实实在在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参照系。此外，书籍，特别是文学书籍的影响也是“好人”构成的精神要素。作为被文学影响，乃至改变命运的一代人，梁晓声对此深有感触。在小说中，他特地写到了青年们拉着窗帘，关上门，阅读与讨论经典文学作品的情形。这是属于1970年代的经典时
刻。读《人世间》，被带回一个遥远的时代。那个时代所蕴含的对知识的热望，对于人的激情以及对整个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切，让一个时代的先行者反躬自省。他们从文学中获得精神养分，这些养分保证了他们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成为坚定不移的善的践行者。
        梁晓声这一代作家确实感受到了民间价值系统的包容性与修复性力量，于是，在小说中，他以民间的道德为精神内核，构筑了一个洋溢着美和善的民间世界。尽管他也批判民间的某些无意识心理，比如对于权势的依附等，但是，他仍然相信民间的善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在他的笔下，这一民间道德是自在自为与低调运行的，因而足以应付政治力量的冲击与侵扰。由此，梁晓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将德性与政治分开。
        为什么要谈论“好人”？为什么要为“好人”赋予意义？这关乎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在梁晓声那里，“好人”是他一直以来书写的核心内容。他曾经写过一篇标题为“好人书卷”的散文，一度甚至想创办一本杂志，就叫《好人书卷》，在《忐忑的中国人》里他专门用一个章节书写“好人文化”。在他看来，对好人的强调，意味着文学不仅要表现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更要表现人应该怎样。当表现了人应该是怎样的时候，文学就不再只是镜子了，而是具有了能动性与召唤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文学才成其为文学。
        作为总体性结构的现实主义陈玉莲老公
        《人世间》被公认为是具有史诗气质的小说。伊恩·瓦特从文类传统上讨论了小说何以被称作史诗——“史诗是叙事文学形式的最初例证，同时又是严肃文学的例证，因此，顺理成章的是，它可以为包含了所有这类作品的各类形式命名；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史诗。人们也许可以像黑格尔那样走得更远，把小说视为现代枯燥的现实观念挤压下产生的史诗精神的一种体现。”显然，我们今天使用“史诗”一词，不是在文类意义上的，而是指的一种风格，也包括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那么，《人世间》是在什么意义上体现其史诗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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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史诗性作品的前提是关注作为总体结构的社会现实。这意味着作家们要从一个中心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而这个中心是从生活本身中产生的，是作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反映，并在诸多社会现象中都或隐或现地存在着。贺桂梅在分析柳青的《创业史》时指出，“《创业史》从‘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来理解和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意味着柳青不仅仅将农村合作化运动视为一场经济运动，即如赵树理的《三里湾》那样从经济、技术、管理的社会化角度强调合作化的必要性，也不仅仅将其视为一场社会运动，即如《山乡巨变》
或《艳阳天》那样强调阶级体的关系变动和矛盾冲突，而更强调其同时作为一场文化运动（革命）的意义，更注重人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它将经济、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融合起来，试图表现的是‘这个制度的新生活’，一种新的‘世界’形态”。对于柳青来说，这个中心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当梁晓声将视野聚焦到1970年代城市平民的生活时，他其实要探究的是，一个革命中国是如何通向一个现代中国的，以及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如何彼此缠绕又彼此疏离的。他选择周秉昆作为主要人物，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在转型过程中，因为思想深度、知识视野、情感维度与利益等的差异，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即使是亲人之间，也概莫能外。有鉴于此，梁晓声在小说临近结尾处安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2012年的春节，周家人又聚在了一起。此时，周家三兄妹都已经开始步入晚年，他们五个人在卧室里畅聊，这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周秉义、周蓉下乡前的日子，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里谈的是世界名著，而现在，对于中国当下与未来的关心牢牢地占据了他们的话题中心。这意味着，即使存在所谓的阶层之间的差异与隔膜，但是，对于祖国命运的关心依然可以将人们紧紧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摇摇欲坠的团结也由此得到了修复。这是梁晓声这一代作家的信念与期许——中国是把人们铸造成共同体的根本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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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史诗性还表现为，细节是构成结构的基本因素。卢卡契在谈论托尔斯泰时指出，“在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每一事物都是跟别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种现象表明许多成分的多音曲，个人与社会、肉体与精神、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的交错关系”。这意味着，细节并不作为细节本身而存在，每一个细节都联系着社会的整体。卢卡契进一步举例说，左拉详细描述了证券交易所、赛马场、剧场等场所，他的写作当然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但是，这些事物跟人的命运是完全无关的，它们只是对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的背景。托尔斯泰则不同。他是那种少有的表现“事物的整体”的作家。这就使得他所描述的每一幅画面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整部作品构思的一部分，都是人物性格发展的一个必要因素。梁晓声是现实主义的忠实继承人。他充分实践了“细节—整体”的叙述方式。以光字片的房屋为例。当小说一开始，叙述人巨细无遗地介绍共乐区光字片的来历，介绍周家的里外两间小屋，读者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是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周家儿女生活的空间，是背景性因素。可是，随着小说的进展，我们意识到，这房屋绝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个性：这房屋是周秉义、周蓉等朗读、讨论文学名著，交流精神的场所，是周秉昆和他的工人朋友们相聚的场所。房屋还是周秉昆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小康之家跌回平民生活，这对他的精神状态构成了深远影响。最后，周家房屋所在的光
字片成为周秉义改革的目标，在改善周秉昆生活状况的同时也让他与昔日的朋友分道扬镳。简言之，依靠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整体性的细节，梁晓声使得人与人，包括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有了历史的深度。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联系在一起。经由这些互相联系着的细节，一个在转型中蕴含着勃勃生机的社会跃然纸上。
        最后，史诗性还意味着“史”与“诗”的统一。梁晓声“发明”了一种在现代小说家看来近乎“笨拙”的叙述方法，即编年史的叙事方法。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1972年到2016年。梁晓声以工笔的功夫，细描了某些年份，使得这些被叙述的年份具有了沉甸甸的时间的重量。比如，从1972年冬天到1973年春节前这一年时间，小说就用了四章来叙述。从1973年春节到1974年春节，小说则用了从第五章到第十章的篇幅进行叙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重视历史之于个体的影响，但是，梁晓声绝不让历史完全占据小说的前台。与大多数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旨的小说不同的是，他所着力书写的年份，不是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的年份，而是对于个体生命有重大意义的年份。这固然是因为他恪守了一个作家的诚实——人，活生生的人和人的生活才是文学的主题，也是因为他尊重社会的规律——那些重大历史事件要么是长期积蓄的社会潜能的结果，往往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段才能在普通人的生活里显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