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以1969年春节周家分赴各地为开篇，⽤光字⽚、西南⼤三线、兵团、贵州⼤⼭这四个地点的变化穿插进⾏叙事；在中段故事当中，以周家⼩⼉⼦周秉昆为核⼼，展开讲述了周家⼈的悲欢离合以及“六⼩君⼦”的友情故事；⽽最后⼀集⼤结局，很容易看到故事的落点放在了周家长⼦周秉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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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剧概貌来看，《⼈世间》在开篇时拥有⼀定的“上帝视⾓”，只是在这⼀视⾓构成中，“宏⼤叙事”如空中云层，完成历史定义的任务之后就不断隐居其后。在⼤部分剧情中，“由⼤到⼩”和“由⼩见⼤”的缩放式表达，使《⼈世间》拥有了较为⾃由与灵活的讲述空间。在周秉义、周蓉考上⼤学之后，⼈物的命运感在变弱，“时代强⾳”开始凸显并左右剧作⽓质，但这个故事的“平民史诗”成⾊已定，观众已经与⾓⾊建⽴了感情联系，重点也放在了他们⾝上。
在最后⼀集中，周秉义与姚⽴松偶遇于原兵团建筑改造的⾼级酒店，两⼈谈话时，周秉义谈的内容，可以当成《⼈世间》最后的点睛之笔。周秉义说的话，有两个关键词，⼀是“⼲净”，⼆是“良⼼”，这两个关键词，呼应周秉昆⾝上鲜明的“好⼈”标签，共同组成了《⼈世间》的价值观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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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鸰对《⼈世间》进⾏的电视剧改编和梁晓声的同名原著，最核⼼的地⽅是⼀致的，都是在讲“好⼈⽂化”。“⼲
净”和“良⼼”是附加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周秉昆⼊狱前后⼤约有七⼋集的篇幅，部分观众吐槽剧情不再那么精彩的深层原因所在——当周秉昆这⼀⾓⾊的戏份⼤幅度减少时，围绕“好⼈⽂化”的叙事点，也便失去了⾜够的⽀撑⼒，周边⾓⾊的感染⼒⾃然也会随之降低。当周秉昆出狱后，《⼈世间》⼜迅速回到了正轨上，催⼈落泪的情节再次多了起来。
明月照我还打一人名周秉义所说的“⼲净”与“良⼼”，⾃然是周秉昆⾝上的⾼尚品格，但周秉义最后把这两个关键词说出⼝，
显然不是为了表扬弟弟，也不是为了批评姚⽴松，这两个关键词作为这位剧中退休⾼官的期望，不仅是针对剧中所有⼈的，也是他借助屏幕交付给观众、社会的⼀道思考题，哪怕周秉义在叙说时使⽤了那么⼀点演讲的⼝吻，但那段表述，确实很容易激发观众进⾏时间线上的纵向对⽐，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慨。
与桥有关的故事乔春燕与曹德宝在最后⼏集“⿊化”，⽐如去周秉昆家讹房⼦，写信诬告周秉义，是《⼈世间》这部被定义成“没有坏⼈”的电视剧⾥，少有的⼀次狰容乍现。虽然乔春燕与曹德宝很快意识到错误并悔改，但这⼀篇幅并不多的情节，还是展现出物质与⾦钱对⼈际关系的撕裂。剧中光鲜亮丽的“吉春市”今⾮昔⽐，但有些事情早已物是⼈⾮，或是为了弥补剧作留下的⼀些感伤和遗憾，在剧终之后剧组推出了⼀条“平⾏时空对话”视频，主要演员向剧中⾓⾊表达祝福，这也是对观众内⼼失落的⼀种安慰。
作为剧中最⼤的好⼈、近乎完⼈的周秉昆，却是剧中唯⼀⼀个两次进过监狱的⼈，尤其是第⼆次进监狱，更是让不少观众发出“好⼈没好报”的感叹。从过去时代⾛过来的⼈，对“好⼈没好报”这样的说法⾮常熟悉，也最容易为之愤慨，《⼈世间》冒着让观众“堵⼼”的风险如此讲述，⼀⽅⾯是对过去⼀种真实进⾏纪录和反应，另⼀⽅⾯这么处理确实更能折射出⼩⼈物的⽆奈。
周⽗虽然是⼯⼈，但却培养出了⼀名市委书记兼市长周秉义和⼀名⼤学教授周蓉，这两名⾓⾊事实上承担起了《⼈世间》“知识分⼦叙事”的责任，虽然⽐起周秉昆承担的“⼩⼈物叙事”含蓄了许多，但依然能让⼈觉察到出于⽂化层⾯的忧虑，这种忧虑并没有过多显现于剧情当中进⾏透彻的表达，更多时候是作为⼀种底⾊存在于⾓⾊性格与台词背后，没有对“⼩⼈物叙事”形成⼲扰，但有⼼的观众依然可以体会到⼀种向上向好的⽂化愿望。丰收打一字
在剧终之后，回想《⼈世间》的剧情，会发现有许多情节与画⾯给⼈留下深刻印象，⽐如周志刚与周秉昆“中国式⽗⼦”的冲突与沟通，周秉昆与郑娟在鸡⽑蒜⽪⽣活中的相濡以沫，“周家三⼦⼥”完全不⼀样的性格秉性，酱油⼚“六⼩君⼦”后来截然不同的⼈⽣际遇……在个⼈努⼒与时代影响之间，《⼈世间》给出了⼀个真实的答案——个⼈努⼒固然重要，但能跟上时代变迁的脚步，才不会被⼤潮打翻、
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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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世间》重在表达⼈间烟⽕，在个体、时代、⽣活在三者之间，剧作着重表达的是⽣活信仰，它的⽣活信仰
由“家庭、亲情、友情”以及“柴油盐酱醋茶”等琐碎事物组成，有了⽣活信仰，⽆论⾝处哪个时代的⼈们，都有了颠扑不灭的理想与追求，活着并坚持按照不容污损的美德标准朴素地活着，就能够实现⼈存在于世间的⾝⼼俱安。
——作者：韩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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