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1.从其性质看，书院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官学和私学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完全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首先，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书院是面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浓厚的平民彩，而官学，是以官家子弟作为教育对象，主要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所以，从书院的创办、招收对象来看来，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其次，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为孔子所创办。它和书院都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向下层社会开放。但另一方面，私学一般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而书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因此，书院不是官学，但有一些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借鉴了私学的某些做法。书院通过对两者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并贯穿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2.从教育体系看，书院是一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包含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的衔接。教育层次单一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严重脱节。历代王朝对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发展高等教育而压制基础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多是由民间自发创办的，其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然而，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书院
也正是顺应潮流而出现的。它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脱节的局面，形成了包括两者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合理的发展，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3.从教育职能来看，书院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相连，二者相得益彰。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书院一开始是图书的收藏之所，后来由于官方的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教学职能明显增长。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书院成为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后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传统，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中心。书院教学的特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教授为辅，名师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出许多读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学生要做读书日记，记录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并且要善于质疑，鼓励争辩。同时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在明代，形成了讲学制度。在讲会中强调平等论学，由此提高学问修养，到达互相学习提升的目的，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教学方法非常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与修炼，另一方面，讲会制度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融各家之长，所以，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1]4.从管理上，书院采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显了一种“人性化”的精神.首先，作为书院组织管理者的山长，通常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
经验的专家或主讲教师，脱离教学的管理人员比较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学术之间的交流。其次，从宋代书院开始，就实行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5.从师生关系上来看，书院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相处融洽，相互促进.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一种良好的学习榜样。书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书院大多采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书院教师言传身教，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间情深意笃。这种良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又能够发展学生的个性。朱熹就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和学生相处融洽，生前深受学生的尊敬，谢世后，学生仍对他长久追念不忘，为了继承师业，他的弟子们自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广招学生，以此继承先生。二、古代书院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1.开展多元化主体的办学模式.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社会、企业、团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支持。民办教育是完善的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繁荣教育文化事业，为公办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2.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是
升学率，而高等教育关心的是优秀人才的选拔，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脱节。古代的书院制度对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官学和私学，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分家格局的变革，给了当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镜。[2]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做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与平衡发展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一是确立两大教育系统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衔接两者的办学理念育人观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学地安排教育教学内容，高等教育要体现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选择和个性彰显。
3.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个基本职能。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3]教学成为高等学校活动的附庸，教学作为一种很难实证和测量的隐性的东西，往往被忽视，但教学永远是学校工作的主旋律。正如纽曼所言：“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4]因此，我们应从书院的模式中有所启发，明确两者的关系。（1）必须把教学作为高校的中心活动，同时把科研置于重要地位。（2腊八的诗句）高校应根据教师个性、年龄、学科的不同，对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3）应建立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评价机制，以此来
影响学校的办学与教师的行为。4.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书院的教学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疑点进行讲解。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识宝库因为社会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地更新知识。[5]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怎样迅速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6]书院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我们今天高校的学生自身能力培养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5.发扬自由、民主、开放式精神.书院的讲会制度蕴涵看一种“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与朝气，就必须对外开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间的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国际开放，同时还应当对教育对象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讲会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气氛，对教授的教学过程也有借鉴意义。6.努力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近年来，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学生不够尊敬老师，有的老师业缺乏对学生的关爱，甚至出现了“你教你的书，我上我的课”然而，教师在一所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师生协
调一致，团体合作。（2）师生平等民主，教学相长。（3）尊师爱生，关系融洽。但是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甚少，更谈不上对每位学生的特点有所了解，发展学生的个性了。因此，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像古代书院一样多安排师生共处的机会，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7.采取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现行高校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严重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场所，高校的管理工作应该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行民主管理，通过选举推荐一小部分学生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参与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师也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多融入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书院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是我国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人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今天的高等教育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存在着许多现实的问题，必须从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书院的宝贵经验以新的生命力，对高等教育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
快男左立婚礼
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房改房是什么意思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温饱，不需要战争。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 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全国知识分子通过
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因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四书》的字句就是那样多，三年一考，从明朝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几百年的考试，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称为“截搭题”。《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李珉宇，“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有条理、讲出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指斥明朝三百年来
科举取士的弊端：五一假期如何防疫 “……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作蝼 死，人言蝼 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它呢？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
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 经世致用含华咀英 。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 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 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
（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 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 选拔精英机制完善 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其实，
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 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 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
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 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 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废除科举兴利除弊 。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
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 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的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法律史博士生沈大明：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利与弊 。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
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总之，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 选官用人乃国家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自古就有“得人者昌”，“天天向上矢野浩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利与弊：利在于：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弊在于：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总之要用继承和发展的观点认识我国古试制度的变革和发展。李国荣：科举制度在华夏大地绵延了十三个世纪之久，这自然有它赖以存在的道理。首先，科举制度为国家选官用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否定特权制度，是科举制最大的特点。比起只讲出身的世袭制，比起看重门第的荐举制，比起拿钱买官的捐纳制，科考选人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科举制度 。本身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病，但千百年里争来议去，在朝廷选官国家用人这个万民关注的问题上，除了科举，终究没有到更好的办法能够替代它。换句话说，若用其他办法选官用人，其弊端会更为严重的。诸弊相权取其轻，科举制的存在和发展，既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次，科举制度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使成百上千的寒门士人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参政治国的行列。科举制向全天下抛出诱人的平等光环，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进身之阶。科场就像巨大的磁场，牢牢地吸引着天底下思想最活跃的文人，使他们把才智
和精力全都用到拥拥挤挤抢过科举独木桥上。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封建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有利于天下士人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调整，自然也就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科举制得以延续千年的根本原因。
第三，科举制度确实为历代的封建王朝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唐太宗李世民就为用科举这张无形的网收罗了四海英才而沾沾自喜，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在唐朝，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大多是由进士出身的，其中像张九龄、陈子昂、刘知几、颜真卿、王维、裴度、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柳公权、李商隐、杜牧等等，都是千古称颂的奇才。两宋时期的状元共有118人，其中正史有传者就有55人，这中间有民族英雄文天祥，有爱国作家张孝祥，著名学者陈亮，还有堪称朝中栋梁的吕蒙正、蔡齐、王曾、吴潜，以及清廉正直政绩颇佳的张观、贾黯等人，可谓星璀璨，名臣贤相辈出。明清时期的张居正、唐伯虎、汤显祖、李光地、纪晓岚、林则徐、翁同龢、张謇等等，这些建立了不朽功业的历史名人，也都是科甲出身。当然，金榜题名者也有不少无所作为的，而名落孙山者也有业绩斐然的，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总体来讲，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读书人，有的入仕参政，通过科场走向官场，成为维持和支撑国家机器的栋梁，更多的则仍滞留于社会中下层，成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者，这些人都可称得上是国家通过科
考选拔出来的人才。 第四，科举制度还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中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科举考试就像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一样，对世界文明都是一个重大贡献。在近代西方人的眼中，落后的大清国度里，除了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就是满大街吸食的烟鬼，而只有沿袭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让他们打心底里折服惊叹，甚至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高丽（今朝鲜）把中国的科举制度全盘搬了过去，也实行糊名、誊录等一套做法；安南（今越南）同样仿照中国进行科考，而且也用八股文，越共领袖胡志明的父亲就曾考中了进士。欧美各国在近代推行的学士、硕士、博士这一学位等级体系，恰是中国科举制中所实行的秀才、举人、进士那套三级科考取士的做法。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孙中山考察研究的结果却是，“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 记者：在科举废除百年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回过头来，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一充满着是是非非的特殊制度呢？科举文化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有哪些启迪？ 李国荣：今天，我们对科举制度是非功过的认识和解读，恐怕也要更全面一些，再客观一些。不能盲人摸象，不能仅仅限于管窥，更不能戴上有眼镜来激扬文字。 历史地说，从隋唐到两宋，科举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对各民族的
融合与国家的统一，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若说科举对历史起了窒碍作用，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事。这个时期，西方已经出现近代科学，而贡院高墙内的科举仍在《四书》《五经》的小圈圈里打转转，单一的科举考试科目阻碍了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呆板的八股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时的科举已渐渐远离了近代世界迅猛发展的大潮，正如李光耀所言，科举“使过去帝制的中国被摒弃于西方伟大科学工艺发明和工业革命的门外”。在新旧文化撞击交替的历史契机，科举制抱残守缺最终走上了绝路，成为封建制的陪葬。 说到科举文化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启迪，我想说三点：一是，科举制已退幕百年，我们需要的是，把科举考试制度放入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加以理智地考察，目的是抛弃它陈腐僵化的东西，吸取它合理积极的因素。应该说，科举制度中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基本方法，其合理性是不能随着这一制度的废除也一并否定的，考试选人在历史上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因素，使得选拔更具客观性。千百年的历史说明，考试还是选拔人才较为成功的方法。不论是古代历史上，还是“”期间，考试都曾多次遭到废止，但最后又都不得已恢复。“”时废除高考，拾起一千多年前就已淘汰的推荐制度，结果一塌糊涂。因此说，考试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并且在今天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