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风气
杨 随 平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立科目，用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在13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它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旧世局，开始了以文章致身的新格局，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世情世风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科举制下，崇尚特权、等级的社会风气益盛。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以门第选人，士、庶隔若天壤。士、庶在官场上的清浊分途，造成了入仕机会和仕途升迁上的不平等。科举制创立后，不论士、庶都经由科举入仕，确位了入仕机会平等的原则，过去士、庶在仕途上的清浊之别被打破，士、庶在举场和官场逐渐接近以至合流,“上品无寒门”的旧传统被打破,“贱不必不贵”的新世局出现。尤其是唐朝后期，进士官僚仕宦通显的情况在宋代进一步发展，以致在官场上科举出身与非科举出身之间穷通迥别，直到清末废科举，此种状况几乎没有多大改变。如明代英宗以前，内阁人选，翰林与非翰林参用，翰林院纂修官也是进士与非进士参用。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李贤上奏，请专选进士为纂修官。从此，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翰林不能入内阁。而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这种情形有似于门阀政治下的清浊分途。由此可以看出，在科举时代，由于科举出身在官场中最易上达，所以科举制主要是在入仕的原则上排除了贵族主义，而在官场上，科举制却保持了贵族主义并使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普遍化。
在科举制下，读书的最直接目的就是做官，因而四民中的士也就获得了高于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和优越意识，首先在精神上贵族化了。科举制为士人打开了由读书进入官场的大门，因而每个人都可望致身于青云之上。在唐代，进士为世人所崇尚，人们视进士及第为“登龙门”，以致时人将进士解释为“可进而受爵禄者也”①。士人为之皓首穷经，终身追慕这顶神圣“桂冠”。正如王定保《唐摭言》所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为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文场者，亦无所恨”。虽然“白衣”转为“公卿”者寥若星辰，然而极小的可能性却因机遇上的偶然性，使得士人们怀着侥幸心理，在梦想中各自编织着自己辉煌的人生前景。随着宋以后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以及进士官僚在仕途上的优越地位，使得这种现象愈益严重。宋代贫士冯京游学余杭，遭官吏凌辱，愤而赋诗曰:“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西风。可怜四海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②由此诗可以看出冯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而他之所以能对未来充满信心，则因为科举为其提供了入仕机会。他后来果然由科举做官，一直做到参知政事，此事被传为佳话。正是由于科举，才使得冯京在处于贫士地位时，就已有贵族精神。冯京的不凡气概，来源于他相信自己能经由科举而飞黄腾达，从而在这个势利社会中致身高位。可见，科举虽带来入仕机会的均等，却没有改变社会的等级制原则。
在科举官僚制下，未入仕的士人同官僚之间、官场中大小官员之间，按照等级制原则，存在着上下尊卑关系，贵族主义的等级观念和原则被官僚们当作宝贝继承下来。然而，科举制使士人获得了成为特
权者的客观条件。由于机遇的偶然性和命运的多变性，为士与为官的不确定性，为小官与为大官的不确定性，使得为士者一般都追求为官却不反官，为小官者一般都追求为大官
却不反大官。同时，科举制自身的演变也贯彻了等级制的精神。明清时期，建立了秀才、举人、进士三级功名制度，这样，官与士之间、有功名的与无功名的之间、不同功名等级之间都存在着尊卑贵贱的区别。如《儒林外史》第二回中讲到，梅玖在见到周进时态度傲慢，就是因为梅玖是儒学生员，即“老友”，周进是没有进学的童生，即“小友”。后来老童生周进捐监中举，继而进士及第，做了国子司业，这时还是秀才的梅玖竟冒认周进是自己的老师，并在薛家集人为周进设的长生牌位前恭敬礼拜，这就是等级制。再如同书第四十六回，写唐二棒椎与侄子同榜中举，叔侄们认起同年同门来，把科名上的同年同门关系放在叔侄之上，这是重科名，即重等级、重势利。因而，科举时代的读书人竭力追求经由科举上达特权者的高位，追求特权、保护特权。
由于科举制下，做官凭文章、不凭出身，农工商子弟亦可经由读书应考入仕，这样“龙门变化人皆望”不仅是士人之常情，而且也是世俗之常情。科举制与官僚制的结合，使得科举制的平等入仕原则与不平等的等级精神结合起来,“望子成龙”遂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所以，科举制所笼络的绝不仅仅是士人。正是由于科举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改换门庭的可能性，因而，科举制将中国古代的平民百姓引诱到争取功名富贵的路子上去。古人无论为农为工、商，只要家境稍裕，即培养子弟读书、做官。《儒林外史》中的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后，不但尊称他为“贤婿老爷”，而且说我哪还用杀猪，有我贤婿，还
怕后半世靠不着怎地?范进中举后，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店房的，还有破落户投身为仆图荫庇的。胡屠户和送财巴结者的鄙俗虽可笑，却反映的是科举制下普遍的世俗心理。
特权意识和等级制度不仅对士人而且对古代的农民起义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山的一百零八将，座次井然，各安其位；太平天国官制，等级森严，层次繁多，甚于清朝。难怪鲁迅把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归结为争夺“金交椅”，而不是取消“金交椅”，改来换去的只是坐“金交椅”的人，而“金交椅”的特权地位依然如故。再比如中国古代的许多小说、戏剧,
，或希望自己科举及第改善境遇，或者寄希望于有大官主持公道。无论是自我奋斗还是清官公断，都是科举官僚政治下可能出现的奇迹，这就缓和了人们变革封建等级制的要求，消蚀了人们反对专制主义官僚制度的斗争精神。怎么样开通网银
科举制下等级、特权意识的普遍化，这是科举制度留给中国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二、科举制下，婚姻家庭观念渐重科第的社会风气。中国古代，士人最为关心的无非宦与婚这两件大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不论是宦还是婚，皆论门第。士族与寒门的界限森严，士、庶的婚宦决不能逾越这些界限。正如郑樵所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③当时，士族、高门都有家谱、族谱，修谱的目的就是为了防人“假冒”，以保证士族的特权。如若违规，就会受到惩罚。如南齐士族王源把女儿嫁给寒门满璋之的儿子，沈约
上书弹劾，请求将王源免官并“禁锢终身”④。然而，在隋唐科举制建立之后，人们的价值观念由崇尚贵胄逐渐转为崇尚冠盖，婚姻观念与家庭关系亦随之发生变化。
有唐一代，在婚姻家庭观念上兼重门第与科第。开国皇帝李渊与士族出身的内史令窦威联姻，窦氏自高祖至玄宗朝“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者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⑤。这是唐代婚姻犹重阀阅的一面。唐高宗时，薛元超为宰相，他说平生有三恨：一是不以进士擢第；二是未能娶五姓女；三是不得修国史。薛元超虽位极人臣，然因仕宦不由进士出身，婚姻不能与第一高门(五姓女)结婚，引为平生恨事。可见薛元超是十分看重世族门第和进士科第。再如，宰相杜审权致书清河崔程(当世第一高门)，为其子让能请婚，崔程初以门第不侔辞谢。后因杜的坚请，不得已以侄女嫁杜让能。后
杜让能以进士上达，仕至宰相，其侄身价倍增。而崔程诸女所适之婿，仕宦无高位，故楣门暗淡。以上事例说明，唐代虽始终看重门第，但其演进的轨迹是：科第渐重而门第渐轻。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与婚姻观念的转变相一致。
唐代婚姻关系上新旧风气和新旧观念并存的现象，在唐传奇《会真记》、《霍小玉传》、《李娃传》中得到反映。这些传奇故事所反映的中心思想是：通过科举打破门第对于婚姻的阻隔；郎才女貌成为择偶的标准；助夫成名成为贤妻的典型。从此“金榜题名”、“才子佳人”便成为后世风行的小说、戏剧的
关于长城的英语作文重要素材。在唐代，人们视进士及第为“登龙门”，新科进士头上好似有“七尺光焰”。不仅士子一人，而且荣光及于九族，因而进士们的婚姻也就少了许多障碍。史载，唐代进士宴游曲江之日，人们竟相观看,“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⑥。此种公卿高门与进士联姻的新风尚，显然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之士、庶不婚的旧风尚。
至宋,“婚姻不问阀阅”成为风气。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说:“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盛，安知异时不贫贱乎?”⑦在科举官僚政治完全排除世族门阀政治的宋代，贵贱贫富因人的贤与不肖而发生变化，故婚姻重人物不重阀阅。其时进士尊贵，人物贤与不肖就看是否进士及第。正由于此，宋人求婚以得新科进士为贵。在唐代，公卿家要等新科进士宴游曲江之日方可择婿；宋代，公卿家则提前在进士张榜之日择婿。进士放榜之日，公卿有女待嫁者，清晨即驾车前往“金明池上路”，这是新进士往赴琼林宴的必经之路。新进士经过时，各家争相选人，当日得中东床之选者，往往十之八九。王安石曾有诗曰:“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这是王安石回忆及第之年的盛事。唐宋及第进士皆穿绿袍，世号“绿衣郎”。
由于科举能使士人尤其能使寒士一举成名，因此，许多“田舍郎”登上“天子堂”，这也就为人间婚姻家庭关系平添了戏剧性的内容。唐宋以来直到明清,“所谓大登科金榜题名，小登科洞房花烛”,，为人乐道。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衡量寒士婚姻成功与否，看是否科举及第。如若没有科举入仕，即便是结发之
running man妻也会厌弃；如若应举登第，就会得到如意“细君”——妻子。所以，科举支配着婚姻。科举不仅支配着夫妻关系，关系着举子个人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家庭的命运。如唐文宗大和八年(827年)，成都人陈会赴举。其家以卖酒为业，地位卑下，常遭官吏殴辱，陈母勉励儿子发奋苦读以光耀门庭。及陈会登第，地方长官马上派人关了陈家的酒店，陈家的地位顿时尊显。不仅如此，科举还支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关系。《聊斋志异》中的《胡四娘》讲到，胡银台有三子四女，皆中论亲于大家，唯少女四娘庶出，母早亡，招赘佣司笔札之程孝思。夫妇在家地位低下，不仅遭兄弟、妹揶揄，就连婢仆亦嘲笑之。父亲死后，处境更惨。四娘劝夫求取功名。后来，程及第入仕，原来排轧揶揄者皆竟相逢迎。“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炎凉之态起于兄弟、姊妹之间。盖科举之设，驱人于势利之途也。因为以势利为中心，则社会上没有正常的夫妻、父子、兄弟、朋友、翁婿关系，人际之间没有诚意、善意和爱意。所以，在科举制下的家庭关系，其恩恩怨怨，悲悲喜喜，虽表现出颇多歧异，亦颇多变态，实则都是悲剧!
三、科举制下的重学、劝学之风和万众向学的读书风气。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1909年出版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说:“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是绝对一致的……”。“因为受教育是通向由政府给予荣誉与金钱的正统之路，而且它是使得驰骋于青年人头脑中狂热野心得以最后实现的一种方式。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
政府部门中担任主管，而这些职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
的确，在中国人的心中，教育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教师是神圣的职业，学习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让平民百姓意识到读书是改变个人乃至家族命运的唯一途径。不仅平民百姓，就连达官显贵也相信读书是传家、保业的不二法门。所谓“子不读书，官从何来”?“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因此，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笃信教育，崇尚读书。只要有一线希望，父兄无不是尽一切可能地让子弟读书，这样就形成了“五尺之童，耻不言文墨”⑧的社会风气，营造了积极向学和读书至上的社会风气。
唐代进士为时所尚，考中进士,“秋风八月，鞍马九衢，神气扬扬，行者避路。取富贵如咳唾，视州县如奴仆……”⑨。宣宗皇帝爱羡进士,“常于内自题乡贡士李道龙”βκ。唐代帝王崇尚进士，上行下效，唐代士子为此孜孜以求，以至老死文场者亦无所恨。宋代帝王崇文重学，也以读书相号召。如宋真宗赵恒就亲自写过《劝学歌》:“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从，书中车马多如镞。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βλ这首《劝学歌》在旧时代，几乎是家喻户晓，它比任何的政治教科书还要生动，还要富有魅力。仁宗皇帝在《劝学文》中讲:“朕观无学人，无物可比伦。若比于草木，草有灵芝木有椿；若比于禽兽，禽有鸾凤兽有麟；若比于粪土，粪滋五谷土养民。世间无限物，无比无学人。”βµ宋代帝王的
这番话，既是统治者劝诱人们埋头书本的功名利禄的许诺，也是一旦登第后迅速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既是全社会在科举激励下以读书为至上、积极向学的形象反映，也是士子勤学不怠的动力所在。据说一个九岁的学生读了皇帝的这首诗，深受启发，写下了所谓的《神童诗》，立刻被传遍了九州四海，并被选为蒙童辅助读本。原文如下:“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自少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宋代以后，劝学和重学之风依然很盛。明清时,《安乐铭》中讲:“朱门多生饿殍，白屋倒出公卿。顽石琢成美器，铁杵磨为绣针。趁着年轻力壮，不可虚度光阴。”清时，杭州义塾有一对联:“莫谓孤寒，多是读书真种子；欲求富贵，须从伏案下工夫。”也是劝诱士子为求富贵而读书。
我爱男保姆结局旧时及第诗中的欢欣与落第诗中的伤悲，巨大的反差也凸现了力学的必要。“四喜”谓:“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失意诗”即所谓“四悲”，是指:“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科举时代，人们把读书、应举、做官看作是提高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不二法门，是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惟一途径，因而，科举及第成为人生的最大喜事；举人落第自然被视作人生的最大悲哀。于是，劝学也就成为历代家训中的重要内容，并可以看到许多家族对在科举路上有所斩获的子弟予以奖励的例子。
正是由于“学也，禄在其中也”，读书能应举、及第、做官为相，所以，科举调动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
正如朱熹所说:“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βν科举制下，读书热不断升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然而，科举制下的劝学、读书，目的并非或主要不是为了增益自身学识、完善自我德行，而是为了做官。于是科举也把学习引向歧途，人人驰骛于科举，醉心于场屋，图名逐利，忘义忘本，从而导致学风、文风、士风的败坏。
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严重损害学风和文风。唐代就曾有人批评科举考试的内容着眼
于“小道”、“小艺”，与修身及治国无关，不以指实为本，而以虚浮为贵，结果是学风浮虚、文风浮艳，不利于选拔真才、大才。唐、宋两朝科举注重辞赋，其弊大致相同。明清科举考试与唐宋有别，其弊更甚。明初定制：考试专以《五经》、《四书》命题,《四书》以朱熹之注为准，其文略仿宋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亦谓制义，又称时文。从此直到清末，都是八股取士。在利禄的驱动下，士人们一心一意学做时文。如果说，唐代科举重诗、赋，其弊在浮薄，那么，明清科举重八股，其弊在僵化。这是一种消磨士气，窒息士心，把士人和文化都引向僵化之路的考试。士人“只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βο，成了废物。这样的人才于国无益，于民何用?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它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
垄断，它的本质，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公开、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拔官吏，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最大限度地网罗全国优秀人才，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通过科举制度，使建立一支较高素质的官吏队伍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科举制度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世代相沿，科举制度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科举制度只是解决了官吏的选拔问题，而对于官吏的监督，它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因此，人们嘲讽的那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象的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由于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下，科举制与官僚制相结合，使读书与做官相捆绑，士人的知识技能和思想天地愈益狭窄，精神境界越发卑下，表现在从政之风为营谋富贵，议政之风为阿谀取宠，劝学之风为寻觅敲门砖。科举制以利禄为诱饵，引士人于奸贪之途。一旦戴上一项乌纱，就“位尊而多金”，就会有“千钟粟”，就会有“黄金屋”，就会有“颜如玉”，就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科举使士人趋仕成风，把士人变成了禄蠹。科举制下，士人读书为做官，不为立品；做官谋富贵，不谋济世。学风坏，士节丧，势力、虚伪和麻木弥漫于士林及官场。士大夫多是无耻之人，文坛上多是粉饰之作，朝廷里多是媚附之论。这些假言、假文，扼杀人心，窒息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生机。
门有哪些明星小么哥的老婆 注:①苏鹗《苏氏演义》卷上
②方勺《泊宅篇》卷上。
③《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
④《文选》卷四，沈休文《弹劾王源文》。
⑤《旧唐书》卷六十《窦威传》。
⑥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⑦《书仪》卷三《婚姻仪上》。
⑧《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六。
⑨牛希济《贡士论》。
βκ李肪等《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二。
βλβµ《古文珍宝》前集卷首。
βν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βο宋濂《文宪集》卷一八。
(作者杨随平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邮编034000)
(责任编辑 王道瑞)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