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花生多长时间谁是“少数幸福的人”？
——代译者序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现今五十岁上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不知道有一本法国小说叫做《红与黑》的，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本书，都怀着激烈昂奋甚至矛盾的情绪对待过书中的主人公，无论他们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是同情他还是鄙视他。他们后来也都被教导过怎样读这本书怎样看这个人。于是，喜欢这本书同情这个人的许多人改变了态度，有的是心悦诚服，有的是阳奉阴违，有的则是钳口不言了，当然也有人为这本书这个人付出过代价。一本书让一些人激动，让一些人愤怒，让一些人恐惧，也让一些人不惜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强迫另一些人改变看法和态度，这就是《红与黑》在中国的命运。俱往矣，那个距离我们还不太遥远的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那个虽非史无前例却已然开始有些离奇的年代！
  不过，平心而论，对一本书提出“怎样读”的问题，本身并非别出心裁，更不是发明创造，当然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可以被称做伟大的小说的共有的品格。例如《红楼梦》，有人读出了革命，有人读出了政治，有人读出了爱情，有人读出了人生，等等。或者就如鲁迅先生所
说的那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似乎亦无不可，只是请这些种种的家勿强迫别人见他们之所见，以“怎样读”为由在别人的灵魂里动刀动的。《红与黑》也是一样。自一八三○年以来，一个半多世纪中，人们从中看出的东西决不比从《红楼梦》中看出的少。有学者说关于《红与黑》的研究已经成为了西方的“红学”，这不是夸大其词。在中国，关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所谓“红学”和“曹学”；在西方，关于斯丹达尔（他的名字曾经被译做司汤达）的《红与黑》，则有“红学”和“贝学”，因为斯丹达尔本名叫亨利·贝尔。这里把两本书扯在一起，并没有打算作一篇比较文学论文的意思，实在是因为这两本书的因缘不单单在它们都有一个不寻常的命运，而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不寻常的“怎样读”的问题。曹雪芹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斯丹达尔则坚信五十年后《红与黑》才会有读者，他说：“我将在一八八○年为人理解。”“我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年被重新印刷。”或者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看来，怎样读才能解“其中味”，乃是这两本书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研究者已经用丰富的事实证明了，《红与黑》真实地再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的历史氛围。斯丹达尔是个旅行家，足迹遍及巴黎和外省的许多地方，他利用细腻的观察和切身
的体验，准确生动地描绘了外省生活的封闭狭隘和被铜臭气毒化的心灵。在小城维里埃，耶稣会横行霸道，资产阶级自由派虎视眈眈，封建贵族则感到危机四伏；不过，从上到下从贵族到平民，最高的行为原则只有一个：“带来收益”。巴黎的上流社会则以烦闷无聊为特征，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夸夸其谈，但都掩盖不住他们对拿破仑的仇恨和恐惧。在巴黎，在外省，复辟的贵族和反动的教会都一样地害怕再来一次革命，这是一个停滞、萎缩、丧失了活力的社会。自由资产阶级也不见有更多的光彩，他们与封建贵族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结。斯丹达尔在小说中设置了许多准确的时间参照，例如选举的时间、话剧《爱尔那尼》和歌剧《曼侬·莱斯戈》的演出、秘密宗教组织“圣会”影射“信仰骑士联合会”等等诸如此类的史实，都令当时的读者一眼便可看出那是查理十世的治下。研究者还为书中的许多人物出了可能的原型，例如德·莱纳市长的原型是卡里克斯特·德·皮纳侯爵，斯丹达尔早年的一个同学；年轻的阿格德主教的原型是红衣主教德·罗安公爵，不到四十岁就当了贝藏松的大主教；总理德·奈瓦尔先生是德·波利涅克亲王，一八三○年的外交部长，当年又担任了总理；德·拉莫尔侯爵的则是爱德华·德·菲茨 雅姆公爵，贵族院议员，国王的亲信，等等。这一切都使《红与黑》具有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刘洲成图片
  研究者利用斯丹达尔本人的文字和当时报刊的材料，揭示出《红与黑》的副题《一八三○
年纪事》并非虚言，确为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他们早就把目光把投向了书中有关“秘密记录”的四章，认为是作者以真实的政治事件为蓝本写出的，即一八一七年保皇党人密谋请求外国的军事保护，对付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晚近的研究则抛弃了这个“蓝本”，径直指出斯丹达尔于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就站在共和党人的立场上谈论一八三○年的内战危机，几乎用的就是小说中的语言。在当时报刊中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密使”、“秘密记录”的字样，有的文章甚至列出了参加秘密会议的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刚刚上任的总理德·波利涅克亲王。有案可稽，查理十世的政府确有企图废宪的活动，而且把希望寄托在莱茵河的彼岸。著名的极端保王党人维特罗尔在回忆录中透露，保王党人在一八三○年企图发动，用君主专制取代当时的君主立宪制。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这几章是“全书的关键”，这当然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似乎是模仿第四回《红楼梦》的“总纲”的说法。
杭州风景>黑道学生与校花
  研究者无一例外地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于连·索莱尔的悲剧命运，因为他是小说的主人公，全部《红与黑》就是他浮沉升降兴衰荣辱的过程。一个孱弱腼腆的平民青年只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为了实现他那巨大的野心，他不仅要处处显示知识和能力上的优势，还要采取种种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虚伪、
作假和违心之举。然而正当他爬上一定的位置，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时，一封信就打断了他上升的势头，让他明白他仍然是一个“汝拉山区穷乡下人”。他曾经试图摆脱自己受欺凌遭蔑视的地位，以为在贵族社会里爬上高位就是实现了自己的抱负，然而他终于不曾放弃他最后的防线，即他的尊严。在这个人物形象的身上，作者打上了或深或浅的个人印记，读者也倾注了最复杂最矛盾也最激烈的感情。有的研究者在于连的身上看到的是心灵的诗意和社会的平庸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社会对个人的戕害以及个人对社会的反抗。有的研究者认为，于连的全部心灵都体现着一种与封建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决定了他和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决定了他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于连的悲剧是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悲剧。于是，于连究竟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还是一个反抗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英雄，值得同情，还是应该受到批判，等等，就成了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研究者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关注于连的爱情，因为于连的成功以同两个女人的恋情为标志，他也是在这两个女人的爱情中走向死亡的。于连和德·莱纳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的诱惑，止于德·莱纳夫人的征服；于连和德·拉莫尔小的爱情则始于德·拉莫尔小的主动争取，止于于连的消极排拒。一个是“心灵的爱情”，一个是“头脑的爱情”，结果是心灵战胜了
春暖花开踏青的句子头脑。对于连来说，爱情是手段，飞黄腾达、社会成功才是目的；然而于连毕竟是善良的，他不能在爱情中始终藏着心计，反而极易动真情。在试探中，在缠绵中，在痛苦中，在激情澎湃中，在感情的种种波折中，他都有真情的流露。他真诚地爱过德·莱纳夫人，也真诚地爱过德·拉莫尔小。当他一旦明白社会成功并不就是幸福的时候，他离开了德·拉莫尔小，投入了德·莱纳夫人的怀抱。于连的两次爱情经历，对于连来说，是破除迷障走向清醒；对斯丹达尔来说，则是一种爱情观的呈现，爱情不仅仅是肉体的接触，更是两颗心灵的融合。德·拉莫尔小的感情固然也从造作走向真实，但其支柱始终是一种思想，为斯丹达尔所不取；德·莱纳夫人的感情则始终是一种心灵的呼唤，是自然的，为斯丹达尔所赞许。如果说把《红与黑》称作爱情小说会给人一种偏狭之感的话，究竟还是比将其称作政治小说更为自然，不使人感到窒息。
  喜欢考证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证明了《红与黑》和两宗刑事案件的联系，一宗是于一八二八年二月宣判的贝尔德杀人案，一宗是于一八二九年三月宣判的拉法格杀人案。贝尔德的生活经历和于连的大体相似，斯丹达尔大概是拿来做了小说的框架，但是他显然不满意贝尔德在法庭上的表现，因为他试图获得法官的同情以求免于一死。斯丹达尔把拉法格在法庭上的表现移植到了于连的身上。拉法格是一个细木匠，他残忍地杀死了他的情
人，被判处五年监禁。然而他在法庭上极为镇静，坦然叙述犯罪的详细经过，斯丹达尔读过报道极表钦佩，多次在他的《罗马散步》中提及，并比之于奥塞罗，甚至将其与罗兰夫人、拿破仑等并列，称之为“有高贵的灵魂”。然而，这种联系毕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斯丹达尔看了案情的报道才有了《红与黑》的创意。早在一八二七年出版的小说《阿尔芒斯》中他就表达了描绘当代风俗的愿望，继而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夜里萌生了以一个年轻人命运为中心写一本小说的念头，当时他给这本未来的小说起的名字是《于连》。那两宗刑事案件只给他提供了故事的骨骼，而生气灌注的血肉，诸如历史氛围、社会现实、风土人情、人物心理等等，则完全出自他的艺术创造。应该补充的是，斯丹达尔本人从未提及《红与黑》和这两宗案子的关系，而在思想的高度和哲理的深度上，两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种种，就是研究者在《红与黑》中看出的主要东西，区别大约只在程度和彩，如有的人看出了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规律之类。只看到其中一点，显然难逃以偏概全之讥，然而面面俱到，来个大汇合，是否就解了《红与黑》的“其中味”呢？我以为未必。因为读者看到上述一个或几个方面，甚至全部，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斯丹达尔却反复申明：他五十年后才能得到理解。当然，斯丹达尔五十年后甚至一百五十年后是否“
为人理解”，看来仍旧是个问题，但这究竟意味着，《红与黑》必然有一个超越上述一切的东西存在，它超越了复辟贵族的，超越了反动教会的严密控制，超越了小城维里埃的“三头政治”，超越了巴黎十二人的秘密会议，超越了于连的爱情，超越了于连的死，总之，超越了“一八三○纪事”。
朴智妍门事件
  在《红与黑·卷上》的卷首，斯丹达尔引用了假托丹东的一句话：“真实，严酷的真实。”作为题词；在《红与黑·卷下》的卷首，他引用了圣勃夫的一句话：“她不漂亮，她不搽胭脂。”作为题词，其意也在真实。《红与黑》的真实，如果单说历史的真实的话，那是有目共睹的，当代人也是承认的。然而斯丹达尔还有一句题词，置于全书总目录下，即用英文写的“献给少数幸福的人”，这可以理解为：《红与黑》这本书是为少数幸福的人写的，这就是说，幸福的人总是少数，只有这少数才能理解《红与黑》这本书。按照法国图书的习惯，目录是置于正文之后的，这样，三句题词在空间上就有了距离，这种距离会对读者提出一个具有冲击力和挑战性的问题：“您是少数幸福的人之一吗？您能看出这本书的真实吗？您看出了本书历史和现状、行为和动机的真实，您就是少数幸福的人吗？”这是三句题词之间隐含的矛盾，这种矛盾能够激励读者深思，倘若他是或者想成为“少数幸福的人”。这就是说，要理解《红与黑》，必须通过两道大门，一是“真实”，一是“少数幸福的人”。斯
丹达尔所说的“真实”，不仅仅是《红与黑》的历史氛围、政治形势、人物行为，等等，而是一种不能为所有人一眼即能看出的真理和智慧。斯丹达尔所说的“少数幸福的人”，不是那种有钱有势的人，如市长主教侯爵者流，当然也不是关在收容所里的乞丐，不是受到父亲欺凌、市长轻视、侯爵指使的于连，而是入狱以后大彻大悟的于连，此刻的于连具有了“少数幸福的人”的基本品格。因此，要通过那两道大门，必须从于连开始，还必须再回到于连。这一圆圈的中心将是《红与黑》这个书名的神秘含义。
  自《红与黑》问世以来，直到今天，这个书名究竟象征着什么，研究者一直没有一致的看法，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或者认为“红”指红的军装，代表军队；“黑”指教士的黑袍，代表教会。或者认为，“红”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是指复辟王朝的反动统治。或者认为，“红”指以特殊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黑”指包括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等等，其它种种看法大体上可以分别归入以上三类。三种看法之中，第一种符合斯丹达尔本人的意见。有朋友问他，小说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红”意味着，于连若出生得早，他会是个士兵；然而他生不逢时，只好披上道袍，这就是“黑”。不过，这里斯丹达尔也只是给了一个看问题的起点，并不能穷尽“红”与“黑”的全部含义。实际上，上述三种看法无论有多大的分歧，它们总有一个
共同的基点，即把“红”和“黑”看作是对立的，矛盾的，水火不相容的，尤其是后两种看法。因此，第一种看法只是表面上符合斯丹达尔本人的意见，实际上仍是未解“其中味”。在斯丹达尔的解释中，“红”（士兵）和“黑”（道袍）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其所以不同，乃是因为时过境迁，历史环境变化了。这不仅更符合于连的实际行为和他所处的真实环境，也可以从根本上解释于连的悲剧命运，从而呈现出那个超越一切的智慧和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