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该不该给公务员加薪
2020年04月27日
200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在当年的7月再次给公务员加薪的计划正在接受代表们的审议。不过，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委白书记提出：“公务员涨工资必须慎之又慎！”
在民间，这几年一直有相同或相似的声音存在。每次给公务员涨工资，总有社会舆论提出质疑。咱们必须承认，同样的质疑，由百姓说出口与由学者说出口分量不相同；由全国人大代表说出口与由代表中的现职高官说出口分量又不同。虽说，人大代表之间没有级别之分，但实际差异却是回避不了的。
白代表关于“必须慎之又慎”的提醒，也可看成一种忠告。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对连续给公务员加薪的社会效果会有更直接、更综合的感受与考虑。一省之内甚至是邻省之间，各种相关信息最后都会汇聚到他的案头。白代表对目前普遍认同的公务员加薪理由表示质疑：一是避免公务员因工资太低而跳槽；二是拉动消费；三是薪水比例严重失调。有媒体列举了这样的实例：拥有硕士文凭的小王在外交部工作几年之后，仍和同事挤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内。虽和女友感情笃深却始终不敢求婚，因为他一个月的薪水只有1 000多元，根本无力建造自己的安乐窝。而他的研究生同学毕业后进公司的，不算补助和福利，一个月的薪水都在8 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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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上述理由很难成立。因为这些理由既不符合“工资规律”，也未从“分配原理”出发。以一种或数种不成立的理由判断公务员是否应该加薪，难免导致认识上的误区。以此为决策依据，则易派生出新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工资因各种职业的引诱力不同而不同；同时，不同种类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受不同法则的支配，从而通常所支付的工资率也不同；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有污洁、有尊卑而不相同。职业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他列举了以下五种：第一，职业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的，有不的；第四，职业所需担负的责任有重有轻；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就一般意义的社会分工而言，公务员当然也算一种普通职业。从人的一般就业规律来看，正所谓“人往高处走”，一种职业的“综合成本”和“综合收益”是所有人选择它与否以及决定去留的主要依据，而工资在综合收益中占有大小不同的比重。政府虽然不是企业，但公务员的来源却不能游离于人才的市场规律之外。按照职业引诱力的说法，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引诱力应该是非常高的。公务员招聘吸引来大量报名者，以及某些人的“商而优则仕”可为佐证。假如公务员工资已低到不合理的水平，该职业不可能有如此引诱力。或者说，尽管公务员工资水平显得偏低，假如其他综合收益较好，依然会有较强的引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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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思考角度上说，工资以及其他个人收益是社会通过企业或其他组织对一个人工作付出、质量以及对社会贡献的一种回报。回报当然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诚然，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率较容易计算，而政府的贡献率则难以计量，但我们仍可以通过某些“假设”，来建立一种客观评价公务员薪水水平的正确的思维方法以及衡量标准：从全社会而言，假如目前政府以及所有公务员对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率为10%，那么其工资总额（包括其他收益因素）也大体应是全社会工资和其他个人收入总量的10%左右。假如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臃肿，本来10万公务员就能很好地履行职能，如今却有20万，且职能履行并不良好，那么具体到单个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就该降低，并由此对政府改革、精兵简政提出强烈要求。
有人说，公务员工资收入偏低，是因财政支付能力太低。那么，假设我们的财政能力大大提高到了过度充盈的地步，难道就能不考虑公务员对社会的整体贡献率，不考虑合理的机构设置和公务员数量，而无限制地为其加薪吗？只有1 000多元，根本无力建造自己的安乐窝。而他的研究生同学毕业后进公司的，不算补助和福利，一个月的薪水都在8 000元左右……
实际上，上述理由很难成立。因为这些理由既不符合“工资规律”，也未从“分配原理”出发。以一种或数种不成立的理由判断公务员是否应该加薪，难免导致认识上的误区。以此为决策依据，则易派生出新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工资因各种职业的引诱力不同而不同；同时，不同种类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受不同法则的支配，从而通常所支付的工资率也不同；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有污洁、有尊卑而不相同。职业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他列举了以下五种：第一，职业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的，有不的；第四，职业所需担负的责任有重有轻；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就一般意义的社会分工而言，公务员当然也算一种普通职业。从人的一般就业规律来看，正所谓“人往高处走”，一种职业的“综合成本”和“综合收益”是所有人选择它与否以及决定去留的主要依据，而工资在综合收益中占有大小不同的比重。政府虽然不是企业，但公务员的来源却不能游离于人才的市场规律之外。按照职业引诱力的说法，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引诱力应该是非常高的。公务员招聘吸引来大量报名者，以及某些人的“商而优则仕”可为佐证。假如公务员工资已低到不合理的水平，该职业不可能有如此引诱力。或者说，尽管公务员工资水平显得偏低，假如其他综合收益较好，依然会有较强的引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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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思考角度上说，工资以及其他个人收益是社会通过企业或其他组织对一个人工作付出、质量以及对社会贡献的一种回报。回报当然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诚然，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率较容易计算，而政府的贡献率则难以计量，但我们仍可以通过某些“假设”，来建立一种客观评价公务员薪水水平的正确的思维方法以及衡量标准：从全社会而言，假如目前政府以及所有公务员对社会发展、进步
的贡献率为10%，那么其工资总额（包括其他收益因素）也大体应是全社会工资和其他个人收入总量的10%左右。假如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臃肿，本来10万公务员就能很好地履行职能，如今却有20万，且职能履行并不良好，那么具体到单个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就该降低，并由此对政府改革、精兵简政提出强烈要求。
有人说，公务员工资收入偏低，是因财政支付能力太低。那么，假设我们的财政能力大大提高到了过度充盈的地步，难道就能不考虑公务员对社会的整体贡献率，不考虑合理的机构设置和公务员数量，而无限制地为其加薪吗？
案例分析
郭碧婷结婚没领证这几年，围绕公务员涨工资，赞同者与反对者（实质是建议暂缓者）大都围绕着三个层面作文章：一是调动公务员积极性的程度；二是拉动消费与扩大内需的实际效果；三是高薪养廉。
此外我们还需要算算以下三笔“账”：
第一笔账是公务员的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账，分三个层面来算：第一，各级财政支付公务员工资的预算执行数是明账，拿这份明账比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收入，公务员是受委屈的。但与大多数产业工人比，公务员的年薪已高出两倍左右。第二，是预算外收入账，包括各级政府内部发放的岗位责任奖、
各种过节费、部门私房钱、福利赞助金等。第一与第二相加，公务员实得年薪大致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2.5到4倍（省区之间、省内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第三，公务员的福利与社会保障是全社会最高的，而这一块也理应作货币化计量。
第二笔账是中外公务员年薪对比账。比绝对数，国内各级公务员的年薪都差人家一大截；若比相对数，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西方公务员的总体工资水平大致是普通劳动者的2到2.5倍。如此一比，国内公务员的相对工资不但不比国外低，甚至还
高出一截。
第三笔账是普通产业工人的年薪账。就算不考虑工资被大量拖欠、克扣现象之普遍，单从地方统计时的水分说事儿，产业工人体的年薪也存在着被高估的可能性。我们应当承认，统计口径中产业工人的年收入中，并未剔除被拖欠、被克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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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清了以上所列的三笔大账，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度里，每个人都端着自个儿的良心自问一声：当前，在中国，谁最该增加工资和福利？
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大关，要想闯过改革难关，唯有继续得到全体人民对改革的充分认同与支持，尤其要赢得占全社会相当比例的困难体——改革进程中利益呈现阶段性实际受损的困难体的充分理解。在当前，拿出700亿元为公务员们“锦上添花”，不如为大量的社会困难体“雪中送炭”！
思考题苦瓜做法
1.请谈谈对公务员加薪的看法。
2.公务员加薪能否导致“高薪养廉”？
责任编辑：李巧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