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⑨固围沏
口长江师范学院王94
0国外国学者
+JL 语、孺歌、女童谣等。1896年北京天主教北堂出版了意大利外交官、驻华使馆翻译韦大利(G ui do
A m ed eo
V i t a l e )编选的
矧E 京儿歌》。全书220页，收集了北京地区的170首歌谣，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印行。它是我国第一本由外国人收集、整理、翻译的北京儿歌……对以后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对中国歌谣的收集和整理都有相当大的影响f2】。韦大利在《北京儿歌》的序文中不无推崇地写道：“在中国民歌里，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
中国儿歌(童谣)的历史是十分悠久未上学的人所作，却有一种诗的规律，和欧的。《列子仲尼》记载：“立我熏民，莫不尔洲各国相类似，和意大利诗几乎完全符合。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首童谣据说是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童谣。《古今事物考》说：种国民的诗，或可以产生出来。从此，中国“《列子》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的儿童歌谣便开始为欧美所关注”Pp 。《北……’谣之起，自尧时然也。”“有人认为《列京儿歌》不仅起到了向西方推介中国的作子》这本书不一定可靠，只承认《国语
郑
用，而且也为中国儿歌的搜集和研究以及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才是真正最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范早的童谣。即使如此，童谣也有了近3000式。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中年的历史…3。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童国的儿歌之所以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儿童文谣由于缺乏专人搜集和整理而不得不自生学体裁一直沿用至今可能与韦大利首次使自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明清时期，中国用“儿歌”这个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阱。
蛙字组词搜集整理童谣的工作才开始零星地开展起二、何德兰与《孺子图歌》来，吕坤收集整理的《演小儿语》、清代郑旭查克泰勒
黑德兰(1859—1942)，中文
旦编辑的《天籁集》以及清人悟痴生编选的名字何德兰，美国传教士，1888年来华，任《广天籁集》等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儿歌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她利用在活动的真正黄金时期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二作的机会，搜集中国儿歌140首，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彼时的周作人、冯辑为《孺子歌图》，1900年在纽约出版。该围华、褚东郊、嘉白、顾颉刚、戚维翰、钟敬书采取英文排印，附中文原文，并配有根据文等的儿歌研究，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儿歌内容拍摄的照片插图。全书图文并茂，动以及为之专门出版《歌谣》周刊等为中国很受中外读者喜爱。何德兰在其为《孺子歌儿歌的搜集整理和儿歌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图》所著的序文《中国的儿歌序》里写道：大贡献，促成了报考公务员条件
中国歌谣活动的第一个繁“或者在巾国比英美能出较多的儿歌，这荣时期的到来。然而，我们在颂扬中国本土些歌谣的大部分有些个内容，与我们的儿学者以及北京大学歌谣活动对繁荣中国儿歌相同的，就中乃是那些关于(1)昆虫，(2)歌的贡献时，却也不应该忘记几位外国学动物，(3)鸟，(4)人，(5)小孩，(6)食品，(7)者的身影，他们便是意大利的韦大利、美国身体的部分，(8)行动(如拍、敲之类)，(9)的何德兰和日本的中根淑。
职业、买卖和工作。
一、韦大利与《北京儿歌》
我们所永远放在心里的，是小孩子，并中国古代是没有儿歌这个概念的。古不是批评家。我们要注意《冰糖和玫瑰》、代的典籍文献中常常把它称之为童谣、儿《顺气丸》、《小胖小子》、《我孩子睡觉了》这谣、女谣、4Jk 谣、婴儿谣、孺子歌、童儿歌、
几篇歌谣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我们相信世
界上再没有别国的儿歌，比以上所举的几种歌谣，能够表现出更深更浓的感情的H I 。
《中国的儿歌序》是外围人较早对中国儿歌进行评论的批评性话语。何德兰在文中除了阐释自己的“我们所永远放在心里的，是小孩子，并不是批评家”的儿歌审美主张外，更为感人的还是能实事求是地对
中国儿歌进行公正评价。她认为，中国儿歌比英、美国家多，且内容也更丰富。中国的一些儿歌所蕴涵的浓烈的情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儿歌所无法比拟的。这在当时连一些国人都对自己国家的本土文化感到自惭形秽、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这种客观的态度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三、中根淑与童谣研究
中根淑(1839—1913)，H 本重要的民俗学家、中国文学史家。其在《歌谣字数考》中用与日本国相比较的方法对我国儿歌(童谣)的起源和特点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她认为：“支那周宣王时童女歌，Y d n 弧箕服，实王周国，为童谣之起源，在我国者以《日本纪》中皇纪所载歌为最古，次见于齐明天智等纪，及后世记录中。其歌皆咏当时事实，寄兴他物，隐晦其词，后世之人鲜能会解。故童谣云者，殆当世有心人之作，流行于世，驯至为童子之所歌者耳。”I Sl ”中根淑是外国人中较早研究中国儿歌的人，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对我国儿歌研究具有启蒙性意义。周作人先生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地进行儿歌理论研究的人，他在《儿歌之研究》这篇专论中，就毫不迟疑地表达了对中根淑儿歌研究观点的认同。他说：“中国童谣当亦如是”。事实上，中根淑的观点不仅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儿歌研究有引领作用，就是在中国新时期的儿歌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台湾的冯辉岳在其1995年出版的《儿歌研究》专集的第95页至96页中就引用了中根淑对童谣解释的观点作为论据来对中国的童谣、儿歌特点进行诠释；雷明、王龙娣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童谣》专集的第三页也引用了《周宣王时童谣》来证明“童谣的历史真可以说是‘久矣夫’的了”。由此可见，
34兰台世界2[)10．1
月上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哲学、社会、政治、学术等方面的观点，
对汉武帝的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政期问，他揭露时弊，力主改革，务实求治。本文旨在对董仲舒丰富的吏治改革思想作一梳理，并初步探讨它在历史中的地位。
一、建章立制，整饬吏治
汉初崇尚黄老哲学，以无为治理天下，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家也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随着形势的变化，统治者逐渐放弃了黄老学说，随之而来的法律条目的日渐增多和一大批酷吏的出现，表面上统一、昌盛的西汉政权中涌动着不稳定的暗流，潜藏着危机。对此，董仲舒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对政府的种种弊政尤其是吏治腐败进行改革。
革除官场上的不正之风是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他认为，官场出现“惟利是趋”现象的主要因为在于吏治腐败。：x,／．t t t，他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汉武帝对财富的贪欲：“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明
尔，尤恶之，况求利乎!故大王使人求富求金，皆为大恶而书。”对于“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大官僚们凭借其富贵权势与民争利的腐败现象，董仲舒揭露道：“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无已”，并指出统治者为满足自身的贪欲与民争利是政治腐败的恶因，也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恶因，而道德的沦丧更会加重政治的腐败。
董仲舒提出整饬吏治应从三方面着手：首先，要改变选官制度，废除“任子”和“赀选”制。他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其次，要“求人”，做好“选吏”、“训吏”、“察吏”、“恤吏”的工作，规范和健全官吏的选拔、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再次，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他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
中根淑之儿歌理论对中国儿歌理论建设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总之，在早期中国儿歌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进程中，韦大利、何德兰、中根淑等几个外国学者的加入，为中国儿歌活动增添了靓丽的风采。他们或是较早把中国古代混乱的儿童歌谣定名为“儿歌”，或是较
试论董仲舒
吏治改革思想
口衡水学院高春菊
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
敬小慎微”，“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
四方”。也就是说，欲求政治清明、百官清廉，
君主必须率先垂范，为天下做出榜样。
二、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
在董仲舒看来，历史上“政乱国危者甚
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所任者非其人
也”。因此，他把人才问题提高到了关系国家
兴衰成败的高度来对待，以此为思想基础，
阐述了一系列人事行政的操作规则：
1．确立用人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举贤使
能，德才兼备。董仲舒认为，为政之道，惟在
用人。君主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看到
一切，也不可能听到一切，所以君主必须靠
天下人为自己看、为自己听，只有充分发挥
众人尤其是那些贤人的聪明才智，才能治理
好国家，并据此提出了“治国者以积贤为道”
的主张。董仲舒认为，明君治国，要尊贤、任
贤。他说：“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铢
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
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
败，乃切怕恫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者，国家
芦芳生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也。”又
说：“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欲为神者在于同
心。贤者备股肱，则君尊严而国安，同心相承
则变化若神。”所以说：“治身者以积精为宝，
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能致精则合明而寿；
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
董仲舒之所以积极主张贤人辅政，除了
这是他理想政治的一个方面外，还有以下i
方面的原因：第一，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西
汉前期的政治是比较清廉的，汉武帝即位后
以严刑峻法为治，任用大批酷吏，一些官吏
和匪盗勾结，欺上压下，任意掠夺和屠杀百
姓的现象十分严重。董仲舒在为汉武帝分析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官吏
的腐败无能造成的。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使
国家兴旺，必须任用贤材。第二，从法天的角
度考虑，董仲舒认为重用贤臣是法天的需
要，“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
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
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
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
贤”。君主法天于事，就应当认识到“积众贤
以自强”的道理。第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董仲舒认为重用贤良也是有历史根据的。他
通过回顾历史上贤臣帮助君主实现天下大
治的例子说明用贤选能的重要性，并总结
说：“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
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
为使汉武帝接受自己的观点，董仲舒
借史明理，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中为
汉武帝列举了周公、太公、孔子等古代贤臣
的代表，指出了各自的贤良所在，同时指出
这些贤良的共同特点在于依靠自己的聪明
才智，以天下为公，以光大君主恩德为己
任，“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
思乡之情的诗句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
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以此作为君主选
拔贤良的借鉴。
2．注重人才培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
李安儿子
天地之行》中突出强调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早对中国儿歌进行公正评价，把中国儿歌参考文献
介绍给西方，或是较早对中国儿歌进行理
论研究。虽然，他们的儿歌搜集和儿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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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着涉及地域小、体系不够完善和论
不够充实等缺点，但他们的儿歌实践活
动对日后中国儿歌搜集和儿歌研究的引领
作用却是不可小觑的。
【1]雷明．中国古代童谣[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2】赵小阳．19世纪20世纪研究北京文学和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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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利芳．儿歌研究的多元走向【J】湖南科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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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作人．儿歌之研究[A]JL童文学小论【C】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兰台世界20l O．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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